《文革》被骂了四十多年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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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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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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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被骂了四十多年后比较

 


非正常死亡率

对于十年文革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基本从正式的新闻和官方报告中找不出具体数字。只能粗略估计。一般来说，对这类数字，官方会说的少一点，右派会说的多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共识。

所以这里我们拿右派的数字来看：著名右派“海外华裔学者”丁抒在 《开放》给出的数字是“大约两百万左右”。这一结论被右派广泛认可和引用，包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基本上援引了丁的分析。因为作者说的是“两百万左右”，为了让数据更加符合右派的胃口，我们这里再加多10%，也就是220万。换句话说，文革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22万人.

中国人口66-76年基本都在稳定增长，1970年中国人口8.52亿，我们拿这个数字作为文革十年年均人口的数量。所以，《文革时代》每年非正常死亡率为万分之二点六。

单纯一个数字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我们拿看看《改革开放》的非正常死亡率：

据京华时报2011年报道，我国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逾800万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5/12/content_658769.htm 我国2010年人口人口普查结果13.4亿，我们可以得出：非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六，改革时代的非正式死亡率是文革时代的二十三倍，生活在改革时代的人还好意思说文革时代“荒唐黑暗恐怖”吗?

所以，再有无知小右再对你说：“喜欢文革? 文革再来斗死你!”你就应该知道，你在《文革时代》被斗死一次，他就在《改革时代》被飞车党毒牛奶拍砖党黑社会黑砖窑什么的干死二十多次了。

武斗成风？和美国比比

在网上找不到美国非正常死亡直接的数据，我们间接对比另一个数据：《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显示，美国每年3万多人死于枪支暴力，这仅仅是因为枪支暴力而死的“非正常死亡”，还不包括刀捅死棍拍死拳打死这样的暴力死亡。3万多是多少?我们让一让右派，就按3万算。2011年美国人口3.9亿，那么比例是0.0077%

武斗说白了也是暴力斗殴，可文革武斗可是枪支大刀拳头一块上的，我们全算。香港《争鸣》杂志在1996年10月号报导称：“文革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也就是每年2.4万，那么年均死于武斗冲突的比例是0.0028%

换句话说，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如果有一分的可能性因拳头/棍棒/枪支暴力而死，如果把这个人放在美国，他就有三分可能死于枪支暴力。

文革自杀是个什么水平？

丁抒在其研究中称“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总所周知文革初期是“最乱”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二，大概估计一个十年自杀死总数40万，每年4万。可得出文革时代中国自杀率为万分之零点五。

2011年北京晨报报道《中国成为高自杀率国家 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http://news.sohu.com/20110909/n318826191.shtml 2011年中国人口13.5亿，自杀率万分之一点九

日本警察厅公布的全国自杀者的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自杀者总人数为3万513人。http://www.chinanews.com/hb/2012/01-20/3618671.shtml 2011年日本人口约为1.3亿，自杀率万分之二点七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5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自杀死亡人数为38364人。http://gb.cri.cn/42071/2013/05/03/5105s4103485.htm 2010年美国人口3.09亿，自杀率万分之一点二

看看，还是文革多安全，小右把你一个人送回文革中自杀一次的时候，小右和他老爸老妈老婆本都自杀了。

另据童志刚《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表述(见《今日名流》1999年第三期)自杀者中，官员约占17.24%、学者占31.03%、作家占27.59%、艺术家占17.24%，将军、运动员各占3.45%——文革时代自杀的大腕名流官员占了总数的96.55%。看看，这才是真正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时代。所以，假如你不是高富帅社会名流，我劝你还是别举着《文革中名人自杀一览表》这样的傻逼文章来控诉文革了，这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强奸女知青？分析一下

一贯冷血的右派在这里才能体会出一个道理：正如没有人自愿被剥削一样，也没有自愿出卖身体的女人。

右派说，很多女知青为了回城证，要献出身体。对，这是强奸，那么改革中，很多女人为了钱献出身体，一次十元的一锤子买卖也好，每月一万元的保养也好，其实也是强奸。还有很多女明星，为了出镜率，被潜规则，这也是强奸。还有一些女人，为了别的目的，比如打司马南一顿之类为了艺术或民主献身，都是强奸。这些数字大的无法统计。

文革夫妻反目妻离子散？有多严重？

这方面看不到文革的数据，都是小右每次顺嘴就这么带出来，不得不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小右还是没见过世面：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 每年十万家庭因家暴解体http://news.gog.com.cn/system/2010/06/29/010833955.shtml

据新华网报导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人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9-05/26/content_11438529.htm

援引著名“普世价值媒体”腾讯网数据 如今北京离婚率39%、上海离婚率38%、深圳离婚率36.25%、广州离婚率35% http://lady.qq.com/zt/2010/lhl/

看了这些，你还还意思说文革夫妻反目妻离子散?

文革影响一亿人？

依然是香港《争鸣》杂志在1996年10月号报导：“文革中‘两千一百四十四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呵呵，八亿多人有一亿受影响，乍看之下，好像很多很严重，但仔细想想，“受牵连影响”这个概念其实很宽泛，因为文革家庭成分不好被村里人歧视不也算是影响吗?

那么改革时代呢?

因为教育改革上不起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因课业负担背着几十斤书包的学生算不算受到冲击、影响?有几千万吧?

因为国企改革下岗了的职工，算不算受到冲击、影响?有几千万吧。

因为挣不到钱，社会又物欲横行，结果做了娼妓二奶的女性，做了强盗小偷的男人，和那些无辜受害者，算不算受到影响牵连?有几千万吧?

因为生计无着落，青壮年被迫背井离乡谋生，农村里留下几千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算不算受到牵连?上亿了吧?

因为住房改革买不起房的，导致找不到女朋友，甚至犯罪、自杀的算不算受到冲击、影响?有几亿吧?

因为空气饮水食品污染导致的背上心理负担、甚至致病、伤残的，算不算受到冲击、影响?又有几亿了吧?

事实上，那些骂文革的人，除了有钱有权的公知以外，剩下几乎都是在改革中受到冲击、牵连和影响的。看这篇文章之前骂文革，那是无知，看完还骂文革，那就是无耻了。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当奴隶却有主人的思维，真是奇怪的生物”;这种生物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的?对了“资本家的圣奴隶”。

中国人的收入状况如何？去年12月27日，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公布了《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从这份关于中国收入分布的官方报告里，可以发现三个真相。

首先，2021年中国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42.85%，他们属于赤贫人口。在这6亿人当中，546万人收入为零；2.2亿人月收入在5百元以下；2亿人口月收入在5百元到8百元之间；1.3亿人的月收入在8百元到1千元之间；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这6亿赤贫人口当中，1.5亿是城市人口，4.5亿是农村人口；换言之，城市人口中赤贫户占四分之一，农村人口中赤贫户占四分之三。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千元左右”。国家发改委的2021年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当下，这样的赤贫人口还是有6亿之多。

其次，若以1,090—3,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标准，则该群体人口的比重达到41%，约5.74亿。其中，月收入在1,090到2千元之间的，占全国人口的26%，大约3.6亿；月收入在2千到3千元之间的，占全国人口的15%，大约2.1亿人。

再次，剩下的占总人口16%的人群当中，11%的人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这组人群约1.54亿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该报告讲的是人均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工资。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的小家庭来计算，人均月收入3千元，相当于双就业家庭的人均月工资4千5百元。如果观察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内地经济状况，人均月工资4千5百元，就算是在当地不错的状况了；但是，以这样的工资水平，家庭每月能用于房贷支出的上限是2千元，因为子女教育费用也是大开支。

按照目前内地三线城市平均房价6千一平米估算，一个100平米的单元，房价为60万，首付20万之后，30年期的房贷，每月还本付息大约需要1千7百元。由此可见，即便是总人口中居于上端的11%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达到3千到5千元，他们付完房贷和子女教育费用之后，金融资产所余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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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早就对过去旧的教育制度不满意，他有一个“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在他青年时代接受旧教育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满。

毛泽东曾用干脆不进学校读书而是自己每天到长沙定王台去自学的办法进行反叛。后来，在父亲停止供毛泽东学费的威胁下，毛泽东才又进入学校去读书。但毛泽东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始终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制度。对此，毛泽东是基本满意的。

但是，毛泽东从维护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出发，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里面还存在不少弊端。对这些弊端，毛泽东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并且积极探讨进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里面存在的许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当年的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就针对教科书、办私立中学、助学金、思想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里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乡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

毛泽东认为，对助学金要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历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两段文字，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和学生要“全面发展”的主张。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认为，我们教育制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3月10日写的一段批语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1966年2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教学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学校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集中起来，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一是认为学制太长，课程太多；

二是认为教学不得法；

三是认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下决心要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毛泽东所确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泽东一直酝酿着要按照这个基本方针，来一场“教育革命”。不料，这个“教育革命”还没有来得及搞，“文革”就爆发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的思路，毛泽东决定“停课”。

在发动“文革”前，毛泽东就认为教育界里面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统治，因此“教育革命”势在必行。

但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转而认为，教育界里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全国一大部分政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中的一种，只有解决了全国性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教育界里面的问题。

由此，毛泽东形成了把“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样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一开始想从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毛泽东设想，通过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让一大批工农兵革命青年不经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入高等学校。

毛泽东认为，这些工农兵青年进入学校是打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学校的统治，实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认为，学校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教师。现在，既然教师这个基础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强学生这个基础，来促进对教师这个基础的改造。

《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8日发表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点明了。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还没等高校招生制度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实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学生运动起来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发生了揪斗教师、校长甚至群众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决定严肃处理。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批转北大工作组的一份简报时写道：“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而毛泽东却对刘少奇的批语十分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这是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

毛泽东提出，现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毛泽东决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组，支持学生革命，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中的统治。

毛泽东发现，贯彻这样的方针，受到了阻力。

毛泽东转而认为，由于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青年学生革命，根本谈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须把原来设想的“教育革命”合并于“文化大革命”之中，通过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里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教育革命”。

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四个行动：一个行动，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行动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亲自到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部分大学和中学学生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三个行动是他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第四个行动是他亲自决定：高校和中学停课半年，学生、教师集中时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在这四个行动中，停课是基础。只有停课，才能发动大、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才会有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才能专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决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学（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课。接着，全国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学纷纷停课。停课的学生，一开始在本校闹革命。他们批斗校长、教师、群众，使全国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基本陷入停课状态。

但是，无论北京还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学停了课，有的没有停课；有的停了课，却没有闹“革命”。

毛泽东对这种状况不满意，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青年学生中搞一个大发动，才能真正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治。

为了来一个大发动，毛泽东决定，让全国各地的高校和中学之间搞大串连，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大串连，就是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学校中去串连，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学习，外地的学校之间也可以相互串连。

于是，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

这样，一个纷纷嚷嚷的全国性大串连运动展开了。

大串连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学平静的学习状态，一下子就使全国各地再也没有不停课的高校和中学了，甚至连小学也开始停课了。

离开学校到社会上造反和进行大串连的学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到北京大学搞大串连的造反学生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到17.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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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走资派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一心只为赚钱忙，两耳不闻窗外事》。

大学里尤其是著名大学里培养的都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特色青年学生们知否《五四》为何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分水岭意义。

《五四纪念》从《五四运动》刚满一周年时己开始：

1919年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认为，五四精神应该包括《牺牲精神》、《社会裁判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指出五四运动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并呼吁青年学生们《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

李大钊在1921年将《五月四日》称为《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认为五四精神由《爱国》《直接行动》《人类自由》等要素组成。

1940年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为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全民族共御外侮的社会环境中，五四话语的关键词是《爱国》，这恰是《五四精神》最为突出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个《五四青年节》题词：“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随后，《爱国、团结、劳动》成为对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对《爱国》的表达就是要《立足本职岗位》，《又红又专》，《艰苦奋斗》。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国日报》(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随感录《五四纪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纪念’到了，强调了五四运动的牺牲精神：“五四运动精神如何，乃是为民众而牺牲。到民间去吧，这一条坦道是永能保持这个精神的。”

五四运动：“要争外交，要读书，须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须推倒国内外的压力，要推倒国内外的压力，须以国民的资格，加入国民革命运动。”

“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

《民国日报》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带有鲜明的党性色彩，作者均为国民党人，其言论完全从孙中山学说的立场出发。当天，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二十万人纪念五四”大会，其意“继续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国民党，努力国民革命”。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声势之浩大为此前历次学联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所远不及，把纪念五四运动转换为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场景在以后不断重演。

《五四运动的成绩》，向青年发出新的号召：“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没有组织，没有主义，而是情感的结合，尚有如此成绩；今后在本党指导之下，有主义，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敌人奋斗，当然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亲爱的青年们！联合起来，在本党指导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气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驱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常之学业，则遑不计及。什种情形，十余年来，为全国学界之普遍现象”，并在“党务”栏刊登消息《五四运动纪念》。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其间，是北京及各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或活跃分子。毛泽东曾认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晨报》等研究系主办的报纸上，观点与其他革命人士的区隔并不明显，如陈独秀将五四运动精神归结为“(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李大钊似稍进一步，他把“五四”看作与“五一”一样的节日，“因为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将纪念五四运动逐步纳入青年工作的一环。1924年4月，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强调：“‘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

“‘五四’运动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扩大，没有在运动中起领导的作用。这次运动在一般学生领导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单独反日，没有认清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中国民众的敌人，甚至有浓厚的亲美倾向)，同时也不能持久。这个可说是‘五四’运动的最大弱点。后来的‘五卅’运动，因为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就纠正了这种弱点了。”

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强的存在(因为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第二是由于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时代，不能不从民族本身的基础上发扬起民主的科学的精神，新文化基础是不坚固的”，“然而现在是完成的时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国共两党之亲密地合作起来，而且又加上了各党派的合作，共同为救国建国的大事业战斗”。

1939年3月18日，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决定“从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以后每年五月四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前夕，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提到“从‘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运动参战运动周，西北青救并已提议‘五四’定为青年节”。

毛泽东在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五四运动：“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国的革命者在进行革命斗争常用的手段是：集合志士，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实行起义。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了中国人民使用新斗争方法：罢课、罢工、罢市、街头演讲、群众示威、抵货等等。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形式则直到辛亥革命为止没有越出带着浓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结社之外，辛亥革命时则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开始创建了政党。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中国人民使用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工会、学生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等。自然，这种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经局部的出现过，但是使这些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在千百万群众亲身的经历中来大规模的成功的使用，则自五四运动开始。因之，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

《纪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国青年伟大光荣历史的一页——在延安“五四”集会上的报告》。社论说：“‘五四运动’的掀起，表现了中国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现了中国青年对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国青年清楚地认识了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才是中国青年真正出路。‘五四’运动是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一个伟大觉醒，它继承了太平天国、黄花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创造了新的群众的组织、新的斗争形式，给予以后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作了新的肯定。

《纪念“五四”》，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大时代的感慨：“从五四到现在，中国已经历过许多的大风暴。这时期内历史内容的丰富，实为中国过去数千年所未有。活在这个伟大时代，并能投身于伟大时代的火炉中，和时代的敌人搏斗，这的确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与中国青年》，肯定五四运动具有三点意义：一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二是“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上开辟了一条新文化运动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国旧的文化传统，开始介绍欧洲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是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声”；三是“中国青年有组织地走向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凯丰对“五四”的总结与毛泽东一样，朝着建构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是“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的意识支柱——礼教，反对孔子的教条”，是“文学革命的提倡”；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条件下产生的”；五四运动造就了“最光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五四运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纪念“五四”》，特别提到的群众基础：“‘五四’运动，有些人把它缩小为学生运动，忽略了当时各阶层的参加，忽略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这是不对的。‘五四’运动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学生只是当时运动的发动者、首倡者，起了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一切革命运动，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才有力量，‘五四’运动的伟大就在于此。”对新文化运动提出过的“劳工神圣”口号，亦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一口号给中国历史上贱视劳动者的思想一个破天荒的打击”，纪念五四，“发掘光大‘劳工神圣’的思想，知识分子更应进一步与工农结合，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五四’不特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在政治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争取民主政治思想的运动；在思想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反封建思想、反旧孔教、反玄学而推崇科学思想的斗争；在文学方面，它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为今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开了一条发展之路。所以‘五四’运动，除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还是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一个大的转变点”。

“‘五四’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旧范畴转到新范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且是中国知识青年热心追求先进革命学说和走上群众化的伟大的转变点”，“实在的，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彻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唯一无二的标准。‘五四’以来，我们看见过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没有决心与工农民众结合到底，后来都弄得一事无成或走投无路”。

艾思奇认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只在思想上准备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形式上的革命运动”，“五四文化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准备，或者说，五四文化运动是结束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时代，而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五四文化运动”与戊戌时期的文化运动不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旧中国文化思想进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运动”，回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这似乎是他个人坚持的一个提法。一字之去，对一个富有哲学素养、讲究逻辑的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有意为之，其间差异值得人们嚼味。

“‘五四’是中华民族要求解放的启蒙运动，如今不单‘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着中国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牺牲了若许头颅鲜血，人民受了千辛万苦，所换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来，这的确是自有‘五四’以来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岁了，咱们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气魄来，不要憧憬过去的光荣，必须企图未来的创造！”

当然也有：“许多在五四时代前进的分子，现在蹩在时代的后面了，像我便是一个”。“这前后三十年间，我也并非在睡觉，却是不够警醒的；也并非不感苦恼，却是找不到出路。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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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三篇新闻以示记念《五四》






《看见警察把棍子抡向同学的瞬间，他醒了，人生就此改变。》

《认识到谁是真正的教育者，权力在谁手中，谁对谁负责，谁是国家机器。》

《重新思考在理想和现实中见的巨大鸿沟中，自己是谁，想成为谁，和谁交朋友，又要远离谁。》

《从示威这个角度看：在大学，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你只要参与其中，就能剧烈的迅捷的理解书本上学来的那么多社会学，政治学，新闻，经济学，金融，媒体研究，历史，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等理论。所有的抽象的“知识”就会和情感，和当下的声音画面气味交汇，成为你身体里记忆里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都会比多上几节课，让人学到更多东西，对你的人生影响也更深远。》

一，《从示威这个角度看：在大学，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文章来源: 成长合作社 于 2024-05-01

被朋友和长辈问这边校园闹成什么样了，千万离远点，话语间流露“在大学不好好学习，瞎闹啥” 的关切。

当然，很多人觉得学生在学校就该好好学习。但亲身参与一次这样的现实事件能学到的太多了。

你总得大致弄清楚巴以的历史，这次事件的起源，后继战事的发展才能有态度。

你逃避不了面对和理解各国的表态，国际关系的复杂，国内zz的各利益方立场，以及形成当下局面的历史成因，才能大概理清头绪，有底气喊话。

你也总得弄清楚哈马斯，阿拉伯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以色列人，内塔尼亚胡，zionism, antisemitism，islamphobia 等等概念之间的关联和区别才能和人辩论，阐述自己立场。

从示威这个角度看：在大学，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你也会在过程中看清大学，常青藤大学，这个你为之奋斗了整个学生生涯奋力进入的象牙塔的运作机制。校领导，校董，教授，城市，PD，等等群体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谁是真正的教育者，权力在谁手中，谁对谁负责，谁是国家机器。多年前我和博导开汽车一起出去开会，我问他为什么从一个原来做技术的公司职员变成了做环境和社会学的教授。他告诉我自己参加过6,70年代在伯克利的反战protest，看见警察把棍子抡向同学的瞬间，他醒了，人生就此改变。

你只要参与其中，就能剧烈的迅捷的理解书本上学来的那么多社会学，政治学，新闻，经济学，金融，媒体研究，历史，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等理论。所有的抽象的“知识”就会和情感，和当下的声音画面气味交汇，成为你身体里记忆里的一部分。

你也不得不面对不同立场，学习沟通，共情，控制和释放自己的情感，有策略的调整行动方向，分辨行动脚本中各种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哪些可以做，哪些越界了。当然你会做太多选择，并为其承担责任和后果。

而你也必然会在过程中，思考理想的社会和世界是怎样，而现实为何是这样。也重新思考在理想和现实中见的巨大鸿沟中，自己是谁，想成为谁，和谁交朋友，又要远离谁。

所有这一切，都会比多上几节课，让人学到更多东西，对你的人生影响也更深远。

二，《反以色列学运遭警方镇压，美国民主自由蒙上阴影》

文章来源: ettoday 于 2024-05-01

反以色列学运遭警方镇压，美国民主自由蒙上阴影

▲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挺巴勒斯坦示威。

根据外媒报导，美国校园在一夜之间陷入混乱。这一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月30日晚间，数百名纽约市警察穿着防暴装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校园内汉密尔顿大厅的第二天，并且此情况已持续了13天。这种突如其来的警方干预使得校园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校园混乱：警方突然出动

这次事件的爆发源于对加萨战争的强烈不满。学生们要求校方采取行动，对与犹太国家有关的企业或从战争中获利的企业进行撤资，以此来表达对战争行动的反对立场。他们认为这些企业的存在和利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战争的持续进行，因此呼吁校方负起社会责任，切断与这些企业的联系。

当晚，警方通过校门和学生占领的建筑物窗户进入校园，对抗议者进行了清扫和逮捕。这种警方的大规模行动对学生抗议者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恐慌，也引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学生们在这一突发情况下被迫面对警方的干预，他们的抗议行动在警方的干预下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也反映出了校园内对于这一议题的极端关注和情感投入。

学生串联：抗议风潮扩散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示威引发暴力冲突，警方到场维持秩序。

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一系列校园抗议活动中的一部分。就在4月30日晚间，哈林的城市学院也发生了一轮逮捕行动。同时，5月1日早上，警方正在应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亲巴勒斯坦和反对抗议者之间的冲突。而在此之前，4月29日，新学院的示威者占领了帕森（Parsons）设计学院。这一连串的事件表明，抗议风暴的影响正在扩散和深入，不仅仅是局限于哥伦比亚大学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是波及了更广泛的校园和社区。

对于抗议者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大学的投资组合，要求大学撤资与以色列有关的企业或从战争中获利的企业。这反映了抗议者对以色列在加萨地带进行的轰炸行动的强烈不满，并希望透过制裁措施向以色列施压，以阻止这些行动的继续进行。这一要求在学生运动中备受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更广泛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并对大学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挑战。

投资抵制：学生要求撤资行动

尽管这场运动是由加萨战争推动的，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单一的冲突。一些抗议活动出现了反犹太主义和威吓性的言论，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辩论。同时，两党政治也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一些政客纷纷访问大学校园，要么支持，要么谴责这些活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对于校园抗议活动的本质和影响力进行了重新思考，并引起了对于社会中更广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 抗议者要求大学撤资与以色列有关的企业或从战争中获利的企业。

网路连结：数位平台推动组织

在这一系列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学生们看到他们的活动通过网路得到了加强和扩展，特别是学校之间的联系。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工具，如X（原Twitter）、Instagram和Facebook等，快速地分享资讯、组织行动，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彼此的连结。这种联系不仅使他们能够共享资源和战术，还加强了他们的团结和影响力。透过这些数位化的平台，他们不仅仅在校园内部交流，还将他们的诉求和行动传播到了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引起了公众对于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知识青年的声音：推动社会变革

学生们的努力和行动将持续影响着未来，塑造着社会的走向。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学生抗议，更是一种知识青年的声音，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和行动，以实现更公正和平等的世界。

他们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和主动性展示了年轻一代对于社会变革的渴望和决心，并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对当前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表明他们将继续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制度遭疑：警方滥捕引发疑虑

▲ 年轻一代积极参与示威行动，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影响世界的走向。

整个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对于学生抗议权利和警方执法行为的讨论和反思，人们担忧警方是否合理使用了武力并侵犯了学生的言论自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

这一连串事件反映出年轻一代对于全球议题的关注和行动力，他们积极参与和行动，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影响世界的走向，这使得他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重要力量。尽管面临着警方的强行镇压和政治人物的干预等挑战，学生们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能力和坚持不懈的决心。

这场运动将继续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警方使用高压手段滥捕示威学生的情况下，外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怀疑也逐渐浮现。

三，《加萨战争抗议方兴未艾，警方清场或采取更多行动》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24-05-02

加萨战争抗议方兴未艾，警方清场或采取更多行动

2024年5月1日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示威活动仍在继续，警方在附近戒备。

警方周三(5月1日)在美国大学校园部署了大量警力，强行驱散4月以来已持续多周反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抗议活动。从西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东岸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CUNY)、中西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到南方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西南方亚利桑那大学，都出现警方清场和示威学生遭到逮捕情形。

数十辆警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巡逻，以应对夜间反示威者袭击亲巴勒斯坦学生营地时发生的暴力冲突。在纽约市一直是示威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警方周二(4月30日)晚进入到校园对抗议活动进行清场后，警察就处于待命状态。

美国两所最负盛名的大学里出现的戴着钢盔的警察让一些学生感到沮丧不安。22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马克·托瑞斯(Mark Torre) 在金属栏杆后面勘察现场时向法新社表示，“我不认为应该在校园里部署大量警察。但日复一日，我越来越认为这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必要之恶，至少可确保校园安全。”

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警方连夜驱离了示威群众。纽约警察局长爱德华·卡班 (Edward Caban) 在周三记者会上说，哥大和纽约市立大学约有300人被捕。

一些学生谴责警察使用的“粗暴和侵略性”策略。纽约市立大学学生荷塞（Jose）表示:“我们遭到攻击、粗暴逮捕。而我被关押了六个小时才获释，被暴打、被踩、还被割伤。”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谴责“外部煽动者”升高紧张情势。哥大学生则否认有外部人员参与。哥大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 因决定报警而受到批评。她周三声明表示，事态的转变让她深感悲痛，“我很抱歉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自4月以来，示威者在至少30所美国大学聚集，通常搭设帐篷营地，抗议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战争造成死亡人数飙升。这波抗议活动对大学行政人员构成挑战，他们试图在言论自由权以及相关犯罪活动、反犹太主义和仇恨言论的指控投诉之间取得平衡。

拜登总统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激怒了许多抗议者，也试图在这中间拿捏分寸。

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对记者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一小群学生造成了这场混乱。如果他们要抗议，美国人有权在法律范围内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抗议。”

拜登在11月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表示全力支持哥伦比亚警方的应对行动。他在威斯康辛州一场集会上说:“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纽约是最好的"；“我对每一位大学校长说，立刻拆除营地，消除激进分子，为所有正常学生拿回我们的校园。”

电视片段和图像显示，警察进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并逮捕了几名抗议者，而戴着头盔、手持警棍的执法人员抵达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并开始拆除那里的部分学生营地。在亚利桑那大学，警方表示他们使用“化学刺激性弹药”驱离“非法集会”。

据美国媒体报道，同样位于纽约的耶稣会机构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学生周三发起了自己的校园抗议活动。

加沙战争爆发始于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于10 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行动。据法新社对以色列官方数据所做统计，该攻击造成约1,17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平民，

哈马斯控制地区的卫生部表示，以色列之后的报复性攻击已造成加沙超过34,5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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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大游行示威





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大游行示威。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美国的黑人领袖。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政府是如何尊重支持弱势群体的《人权》的。在新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贫下中农是自己作主的骨干劳动力，军队中有士兵委员会。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

美国黑人记得毛主席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主席于1968年4月16日公开发表了这份举世闻名的声明：“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惨败通知的新号角……”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里面有毛主席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朴素的真理，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同样也不会忘记。《上海公报》的“中方声明”，那是毛泽东文化的体现，是毛主席的。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请毛主席为他英文版红宝书签名留念。1963年10月1日罗伯特·威廉和夫人首次访华受到毛主席接见。罗伯特·威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黑人领袖。他有一把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来福枪。奶奶告诉他，当年他爷爷受到白人歧视，内心不服，就买了这把枪来自卫。爷爷后来从政，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主持出版报纸《人民之声》。罗伯特·威廉将这把枪视作传家宝。

他曾亲眼目睹美国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妇女的场景，因而他也勇敢地参与了反抗斗争中。金一南在一次讲话中说过：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被刺身亡，年仅39岁。

1968年4月5日，美国巴尔的摩、芝加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地125个城市爆发了抗议行动。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主席于1968年4月16日公开发表了这份举世闻名的声明。这也是毛主席继1963年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之后，第二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毛主席的声明极大鼓舞了罗伯特·威廉他们的正义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毛主席的这份声明，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文、朝鲜文、藏文、蒙文，供少数民族同胞学习。同时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斯瓦西里文、斯洛文利亚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印度尼西亚文、泰米尔文、僧伽罗文，世界语，供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文化影响全世界，一点都不含糊的。

《上海公报》里的内容，中国人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今天，必须重申，1972年毛主席与尼克松握手，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不改初心。中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站在一起的初心，在毛主席那里不可能改变。不拿原则做交易的毛主席，也才会得到像尼克松这样的美国政治家的毕恭毕敬。

美国国家价值观只认实力交朋友。美国政治家只会在强者面前谈友谊。第一位来新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比较懂毛主席是一位怎样的强者，他也比较明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之实力强在哪里？

尼克松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他怎么会不了解毛主席指挥的抗美援朝呢？尼克松和他的班子怎么会不懂毛主席在支援美国黑人反抗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世界级能量呢？尼克松总统在毛主席面前得毕恭毕敬，不是作秀，而是自然的。

《上海公报》里中方的声明，历史证明那是想不通也得想得通的，因为在世界范围那是说得通的，历史已经也将继续证明那是行得通的。

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会忘记《上海公报》里的这一段，那是体现毛泽东文化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中国的走资派也许忘记了，这里不妨再复习一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2]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3]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根据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个声明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
[2]三K党，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一八六六年由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镇压黑人和维护奴隶制度而建立，成为美国反动势力推行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3]肯尼迪，当时任美国总统。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大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土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旺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请毛主席为他英文版红宝书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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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封锁下的《延安》如何生存







延安时期毛泽东杜绝浪费故事三则

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封锁，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缺食无衣、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多种手段来发展经济，不仅成功地克服了困难，还从困难走向了胜利。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筑牢了革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立党立国的精神支柱。倡导节约和杜绝浪费，则是艰苦奋斗的具体表现形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带头节约，杜绝浪费，为全社会形成节约和杜绝浪费的风气，起到了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郭永祥在杨家岭毛泽东住所门前执勤站岗。毛泽东在窑洞里思考问题，不停地来回踱步。那时，延安所有生活物资奇缺，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不例外，用的是一盏普通的煤油灯。

毛泽东将油灯燃着的灯芯压得很小，一闪一闪地发出一点微小的光亮。由于灯光太暗，视线不好，毛泽东思考问题过于专注，有时会碰到椅子或者其他器物。郭永祥在门外看到了，就悄悄走进屋内，把灯芯挑长，顿时油灯火苗蹿了上来，屋内亮堂堂的。郭永祥转身要走，被毛泽东叫住了。

毛泽东和蔼地问：“多大了？”

郭永祥赶快回答：“20岁了。”

毛泽东问：“识字不？”

郭永祥答：“识的不多，在队伍里学的，200多。”

毛泽东说：“年龄还小啊，要加紧学习，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你们的才智。”

毛泽东说着，顺手拿起一支毛笔，在纸上写下“节约”二字。用手指着“节约”二字问郭永祥：“认识这两个字吗？”

郭永祥赶快回答：“认识，节约。”

毛泽东说：“给我说一下这两个字的意思？”

郭永祥得意地说：“节约就是能节省就节省，不浪费。”

毛泽东对郭永祥点点头道：“你学习得不错，对字面意思能理解。”

郭永祥听到毛泽东表扬自己了，赶忙说：“我学得不够好，还要学认更多的字。”

毛泽东眉头皱了一下：“我们学习要同实际结合起来，同工作结合起来，同党的事业结合起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你能结合咱们的现状，谈谈对节约一词的认识吗？”

郭永祥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看着郭永祥：“比如节约一词，我们党一再号召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可有些同志就是理解不了，还存在浪费现象，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就拿这煤油灯来说吧，特别需要节约。”

郭永祥迷惑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严肃认真地说：“目前咱们陕甘宁边区很困难，没有工业，所有工业品要到国统区去购买，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咱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更是难上加难。就拿这煤油灯里点的煤油来说，要到国统区出高价购买，通过人工穿过封锁线运到延安来，这要付出多少资金、人力呀。这还是顺利的情况下，不顺利的话，还会有人牺牲，我们党付出的就更多了。少用一点灯油，就是节省人力物力资金。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节约，避免浪费，把有限的资源集聚起来，用在抗日事业上，抗日事业就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金基础，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就会早日完成。”

郭永祥一听，不由自主地吐了一下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毛泽东和蔼地说：“再说这煤油灯。读书写字的时候拨亮一点，思考问题的时候拨暗一点，就是依据实际工作需要节约的一种方式。”

郭永祥赶快给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您用这盏油灯拨亮了我的心灯。”

毛泽东看着郭永祥满意地点点头，郭永祥赶忙过去把煤油灯再次拨暗，悄悄走出窑洞，站在了自己的哨位上。

1941年春，国民党在宜川、洛川一带集结重兵，大有闪击延安之势。面对这一严峻局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调八路军主力部队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一方面加强边区南线防务，防止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延安；另一方面在时刻保持战斗准备情况下，以南泥湾为中心，实行屯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军需自给。

三五九旅初到南泥湾，生活极为艰苦。没有房子住，就搭草棚子；没有粮食，官兵一起到50公里以外的供应站扛粮食；没有菜吃，大家上山寻野菜、采蘑菇。面对这种状况，三五九旅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开展大生产运动。

首先要解决的是缺少农具的问题，王震旅长就亲自领导干部战士用废铁和弹片打制。就这样，上至旅首长，下至每个战士，全部投入到开荒生产中来。到1943年，开荒种地达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蔬菜折粮0.3万石（3斤菜折1斤粮），共1.5万石，还喂养猪4200头、牛820头、羊7800只。

此外，三五九旅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其中，大光纺织厂年生产棉布9000多尺，生产毛毡千余条，毛巾2000余打；制鞋厂年生产单鞋2500余双，棉鞋1200余双；化工厂年产肥皂10余万块；被服厂年产单衣2.5万套，棉衣1.2万套；榨油厂年产食油2万余斤。还开办了木工厂、皮革厂、陶瓷厂等。

驻地的草棚都建成了窑洞，指战员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产品除供部队所需外，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南泥湾也成为“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发、张闻天、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其间，毛泽东到田间、营房、伙房看了部队生产、训练、生活情况，向干部战士热情问好。

10月30日，毛泽东在视察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九龙泉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视察，听取了王震的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王震向毛泽东一行汇报说：“部队做到了全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

毛泽东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毛泽东说：“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为了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送行，三五九旅用自产的粮食作物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们选了两只自养的鸡，在山里采来香草，熬出带香味的水。用带草香味的水煮熟了两只鸡，在木炭火上烤好，做出了两只烧鸡。两只烧鸡颜色金黄，香味扑鼻，成为餐桌上最醒目的一道菜。

毛泽东看着烧鸡问王震：“战士们能吃上烧鸡吗？”王震回答：“战士们一周可以吃上两次猪肉，每次人均四两。一个月可以吃上一次鸡肉和羊肉，人均半斤。过年过节，猪肉、羊肉、鸡肉管饱。”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就好。只有战士们能吃上肉，我才有资格吃这烧鸡。”在当时食物奇缺年代，毛泽东和朱德也难得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很快两只烧鸡只剩下骨架。用餐完毕，毛泽东问餐厅工作人员：“这鸡骨怎么办？”餐厅工作人员回答：“只能扔掉了。”

毛泽东一听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餐厅工作人员看着毛泽东眨巴眨巴眼睛，不知所措。毛泽东用手拉开上衣口袋，餐厅工作人员赶忙把两副鸡骨架装了进去。毛泽东走出餐厅，随行人员马上给毛泽东照了一张照片，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传说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将鸡骨架熬了两次鸡汤。

后来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三五九旅用南泥湾山里的香草制作而成的烧鸡，毛泽东吃了赞不绝口，连剩下的鸡骨架都装在口袋里带走了。人们就给这种烧鸡起了个美名，叫“口袋烧鸡”。

陈德发，陕甘宁边区时期安塞县四区马家沟村村长，1943年、1944年连续两年被边区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参加了边区召开的两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延安召开，表彰大会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广场。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底下放着长条形木凳，木凳上铺着木板。会议有一项议程，各县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敬献锦旗，安塞县推举陈德发向毛主席献锦旗。安塞县给毛主席献的是一面长方形红旗，上方穿一根长长的木棍，四边挂有黄颜色的穗子，中间绣着“敬爱的人民领袖”几个字。

献锦旗开始，首先由延安县吴满有和安塞县陈德发分别向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献锦旗。吴满有稳稳走上主席台给朱总司令献上了锦旗。陈德发精神抖擞，迈着正步走上主席台给毛主席献锦旗，没想到脚上用力过大，踩在木板上有弹性，快到毛主席身边了，木板的弹性把陈德发弹了起来，身子一斜，险些摔倒。坐在主席台凳子上的毛泽东赶快站起，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扶住了即将跌倒的陈德发。陈德发顿时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扶陈德发站好，左手接过锦旗举起右手向陈德发敬了一个礼。陈德发急忙说：“毛主席，我还没给您行礼呢。”毛泽东笑着说：“本来就该我先给你行礼。你是劳模嘛，生产出了粮食，为支援抗日战争出了大力。”陈德发非常激动，赶忙双脚并拢向毛主席鞠了一躬。

会后，毛泽东请吴满有、申长林、陈德发、王德彪4个劳模去杨家岭家里做客。毛泽东家里陈设很简单，在地上放个小炕桌，四周摆放了5个小方凳，毛泽东坐在小炕桌旁同劳模谈话。陈德发认为自己给毛主席献锦旗出了“丑”，既紧张又拘谨。

毛泽东看着陈德发说：“小陈，别紧张，随便点。你们村生产情况怎么样？”陈德发拘谨地回答：“我们村11户40来口人。前年（1941年）我当村长后响应大生产运动号召打粮100来石，去年（1942年）打粮140来石，今年（1943年）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打粮220来石。”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小陈，你看群众公粮任务重不重？”陈德发说：“说实话，不轻松。要完成公粮任务，从早到晚要苦干哩。”毛泽东点点头，说：“群众愿意吗？”陈德发说：“愿意。咱们为了打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前方的将士流血牺牲，后方的老百姓多吃点苦多流点汗，是应该的。”毛泽东又问：“群众余粮能吃多长时间？”陈德发说：“人均余粮1.5石，1石是300斤，1.5石是450斤，足够一年半的口粮。加上瓜菜，够吃两年，可以说实现了耕一余二（耕种一年余两年的口粮）。遇上灾年，吃稀点，挖些野菜填补，够3年的口粮。”毛泽东又满意地点点头道：“我们收公粮首先要保证群众利益，保证群众不受饥饿。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都是人民的，一切要为人民利益着想，决不能让广大劳动人民吃亏。”

说话间，饭端上来了。黄米干饭，4个菜。4个菜分别是炒土豆丝、炒萝卜片、猪肉炖粉条、酸菜烩豆腐。厨师说：“毛主席招待你们劳模，特意让做了几个好菜。”4个劳模看着饭桌上的饭菜，感觉毛主席的伙食标准太低了，都有点过意不去。毛泽东乐呵呵地看着劳模们说：“快吃吧，我今天沾你们的光，享口福了。”

陈德发端起碗，用勺子往碗里盛米饭，一不小心，把几颗米粒掉在饭桌上。陈德发怕别人说自己毛手毛脚，赶快把米粒往桌下扒拉。毛泽东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陈德发的手，劳模们都停止了吃饭，看着毛主席。毛泽东细心地把桌上的米粒一颗一颗捡起来，放进自己嘴里咀嚼着。

其他劳模都不敢吭声，吴满有说：“毛主席，就您的饭，我们几个劳模都管得起。掉在桌上的几颗米粒，您就别吃了，寒酸我们是吧？”毛泽东抬起头来，扫视了一圈劳模，嘻嘻一笑道：“怎么，看我这吃相难看啊？”申长林、陈德发、王德彪赶快说：“不难看。”毛泽东认真地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群众生产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呀，我们不能浪费一粒。我说你们劳模，今后不光在群众中要当生产粮食的模范，还要带头当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粮食的模范。发挥出你们的示范作用，带领和引导群众形成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好风气。”

吴满有说：“今天亲眼见您爱惜粮食不浪费，回去我就给群众讲，在毛主席家吃饭毛主席把掉在桌上的米粒都捡起来吃了的故事，让大家向您学习，节约粮食爱惜粮食，杜绝浪费粮食。”

陈德发跟着说：“对，我们给群众讲毛主席捡米粒吃的故事，教育群众形成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好习惯。”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这就对了。给你们劳模称号，合格呀！”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五百多万中国妓女是否也骂文革





2024-05-02，国际性工作者联盟（IUSW）公布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以500多万人居冠，其次为印度的300多万人，第三名则是与台湾邻近、性产业蓬勃发展的泰国。

IUSW发布「按国家与性别划分的性工作者统计数据」指出，全球估计逾5000万名性工作者，4160万是女性、1040万是男性，随着提供性服务的机会跟管道都越来越多，此数字未来还可能增加。

除了上述提及的中国、印度、泰国，全球性工作者人数排行，第四至第十名依序为美国（100万人）、菲律宾（80万人）、墨西哥（50万人）、德国（40万人）、巴西（25万人）、泰国（25万人）、孟加拉（20万人）、南韩（14.7万人）。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经历了消灭娼妓的惊人过程。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中国又经历了色情业卷土重来的沧桑巨变。中国女性社会面貌的变化可谓跌宕起伏，既然之前提到了东莞扫黄，就不能不提中国女性曾经扬眉吐气的年代。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妇女不当妓女。

【毛泽东时代娼妓制的消灭与中国妇女的新生】

娼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建国后，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

旧中国的上海滩是名副其实的风月场，1949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封闭全市72家残存妓院，逮捕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头，分别移送法院审判。收容的515名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市妇女教养所教育改造，从此张灯挂牌的妓院不复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显着减少。1952年起，人民政府采取突击和经常收容相结合办法，发现一个收容一个，至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余名，基本上消除了娼妓活动　。

砸碎一个旧世界显得容易和痛快，共产党在这点上和历代农民起义似乎差别并不大，然而，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这个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则完全显示出了的不同和先进之处。

毛泽东时代娼妓制消灭了，以前从业的女性要生活，要工作，要有出路。并且，旧时的工作遗留给她们的还有那折磨人的病痛，以及心理上的自卑感，这些都需要新社会的建设者去面对。

在上海妇女教养所，高达95％以上的妓女们都患有性病。为解除她们的痛苦，彻底根治性病，1952年，上海市卫生局在教养所内设立诊疗所，动员本市10个医疗单位，邀请19名专家共同为她们治疗。当时医治性病的主要药物盘尼西林（青霉素），国内还不能生产，全靠进口，价格昂贵。陈毅了解后，立即指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她们的病治好，一要给治病，二治好后要给工作，三参加工作后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经过几年努力，至1957年底政府耗资18万元为收容入院妓女治愈性病，恢复了健康。

为调动教养对象自觉改造的积极性，教养所建立每月两次的家属接待制度。教养所还建立一整套民主管理制度和集体生活制度，组织乐队、歌咏队、戏剧队自编自演文娱节目，丰富妇女们的业余和节日生活。

组织劳动生产，培植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这点是改造的关键。1952年6月，教养所贯彻“粗工易学，工具简单，投资少，容人多，原料、销路可靠”的原则，办起了毛巾、织袜、缝纫、药棉等工场，根据收容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并建立相应的工资制度。当她们用自己双手劳动领到的第一次工资时，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3年7月，妇女教养所成立审查处理小组，集中对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2431名妓女进行审定，凡治好性病，出所后不再重操旧业，树立劳动观念自食其力的，分批安置就业。到1953年底，共安置1171人，其中76人介绍到棉纺织厂工作。由于被收容妓女陆续出所就业，改变了留所人员一度存在的改造遥遥无期的消极情绪，增强努力改造，争取早日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

1955年，964名改造好的妓女赴新疆参加工矿、农场、机关、学校、服务行业等建设。至1958年，全市7000余名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全部安置就业，各得其所。200多名年老无依，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家可归的送救济机构或养老院供养。由于这些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生活经历和强烈的翻身感，踏上工作岗位后大多数人表现积极，有的成为农业战线上的能手，有的成为工业先进生产者和三八红旗手。

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可谓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造旧世界的一面旗帜。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最后胜利，消灭了千年的娼妓制度。必须强调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迅速清除卖淫现象，靠的不是罚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视作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采取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指导她们从事生产的方针，培训她们劳动技能，免费给她们治病，唤醒她们的自觉，转变其思想，使之成为健康的人，靠劳动吃饭的人。正是因为新中国建国初期把妓女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待而没有歧视，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胜利。

【妓女们对工厂劳动的参与中国妇女撑起半边天中的一员】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解放”　，“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

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化的劳动、参与建立“现代化大工业”根基的一个高潮，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1952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不过60万，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就有58.2万（占登记就业人员的41.4%），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所谓国家统包统分还谈不上，妇女的就业愿望也远不能都实现　。1958-1960年间，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全民所有制的女职工从1957年的328.6万一下子增至1960年的1008.7万，增长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90.2%，女性这一超常增长较大地改变了城镇职工的性别结构，使全民职工中女性的比例从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这一时期，不仅女性参与到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中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参与面也大为拓宽。作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钢炉长、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新华社一则电讯称：“……许多大型厂矿企业里的女职工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钢女职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女职工已占18%，徐州贾旺煤矿解放前没有一个女工，现在已有1746名女职工分别担任着设计、生产管理、开机车等工作。宁夏银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筑工，现在有了2000多名。‘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国妇女的形象的最恰当的两句话。”　

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中在全民所有制下的充分就业，使中国妇女基本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经济地位。从女性就业的统计数字看，新中国前30年女性的社会参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女性就业人数只占妇女总数的0.22％。1949年全国只有女职工60余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而1978年为312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6％。在农村，妇女出工率达90%以上。山东省城武县西洼农业合作社中的一位社员王凤云，过去经常受家婆、丈夫的虐打，但她积极参与劳动后，给家庭增加了收入，家人对她尊敬起来，婆婆更说“一样劳动、一样吃饭，以后谁也不兴欺负谁”（这点是不是有助于理解现代婆媳关系呢？）。

【一样的政治权利与一样的社会福利待遇】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　。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就已经卓有成效，中共在各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游击区内，女工农妇代表会、妇抗会、妇救会、妇联会等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国统区也大力发展妇女统一战线。1939年，在延安专门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　，用于培养妇女干部。1949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从此我国建立起统一的妇女组织。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选举法》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我国妇女第一次获得有选举法保障的选举权。1956年全国共有75万6千多个农业合作社，当中70%—80%的社有女正副社长，约有50余万人。在广东省梅县龙坪乡中的一个“红旗”农业社中，正副主任全是妇女，9个社务委员有7个妇女，6个正副生产小组也全是妇女。

文革是中国妇女参政的第二个高峰期　。据非正式统计，1968年各地革委会成立后，江苏省各级革委会有20%的妇女。到文革中后期，妇女干部比例达到了顶峰，高达3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看都是相当高的。

中国女性的文化宣传方面，从电影这一方面可以较为清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男女平等的良苦用心。1956年出品的电影《马兰花开》讲述了女主角马兰如何克服重重困难，由一名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推土机手的故事。1975年出品的电影《春苗》反应了女赤脚医生田春苗如何为农村的贫下中农进行医疗服务的故事，春苗的原型是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两名先进人物。1976年出品的电影《青春似火》反映了女工梁东霞在工厂中为开展技术革新而斗争的故事，等等。中国老电影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特意突出女性在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光辉形象。

那个时期的电影，客观地说，从基本面上讲，电影力图宣扬的，是劳动妇女的积极进取的形象，歌颂的是工人阶级及广大的城乡人民公社的女性社员们的劳动者，是“群众路线”在艺术领域的真切体现，而不是什么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的陈年旧事。

马克思曾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妇女问题的根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随着私有制产生，家庭外生产胜过家庭内生产，两性间的分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男子劳动和生产变得重要起来，妇女劳动和生产及社会地位随之下降。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只有妇女对男子经济依赖的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性别对立实质是阶级对立，妇女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男性统治”要加以阶级分析，统治的“男性”是资产阶级的男性，而无产阶级的男性则深受阶级分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感，女性地位低下现象的另一面是广大劳动阶级男性的所受的资本压迫。

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妇女相关的问题日益严重起来，比如，男女不平等的家庭观念回潮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婚姻日趋市场化、爱情日益成为奢侈品，离婚率明显上升　，娼妓制的复活与二奶现象的普遍　，家暴问题突出　，女性就业难、收入低、职业风险高，不一而足。

曾经的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娼妓制消灭，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妇女可以自傲地向全世界宣称，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妇女不当妓女。然而历史曾经丰满，现实如此骨感。中国妇女状况的变迁折射的是社会经济的沧桑巨变，理解了这个基础的巨变，才能理解妇女问题解决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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