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2024年2月24日YouTube视频《中国经济之辩 ---许成钢教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ITIAIMGbs&ab_channel=
许成钢，1950年12月31日生于中国杭州。就读于清华附中，文革期间赴黑龙江下乡，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工学硕士。1984年赴美，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学者。
许成钢教授的思想被西方兽性文明兽性化了，不知好歹，极力向祖国推荐西方玩完自己的兽性玩法。著作《制度基因：中国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系统讨论了中国的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这个统一的理论解释了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解释了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以及走向宪政所需努力的方向。
许成钢教授被西方兽性文明愚昧，看不见美国已经完蛋，玩民主，玩价值，玩人权，保护坏人合法胡闹，社会彻底腐败，二战高素质一代离去，制造业玩完。枪支毒品泛滥，民不聊生，聊聊如何保命。
看看台湾，上上下下，民主民猪们猪脑猪闹。智障们玩民主 害残了台湾。下面是我在2014年写的文章.
龍應台 台湾省文化部長 智者 愚亦 可叹
风萧萧 2014年9月29日 于加拿大
http://www.kwcg.ca/bbs/home.php?mod=space&uid=61910&do=blog&id=1387
本文有感于文章《龍應台：缺乏文明力量北京得不到港人、台人心》。智者龍應台，被智障以民主的名义耍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愚亦，甚亦。可悲，可叹。
我敬重龍應台的文才，十分敬重。但是，不同意她的政治主见，十分不同意。原因如下：
2013年7月6日，看见文章《世间再无蒋经国》，该文对蒋经国的生平和功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论。我感慨，转载加了转载说明：“在加拿大，经常遇到来自中国台湾的同胞，有去台大陆老兵的后代，有访问学者.....。在异国他乡听见乡音，只有亲切，少有隔骇。加之远离母国，没有了引起政治麻烦的担心，如果不影响他人，畅谈必尽兴。“
“我遇到的台湾人，除了少数说不出可否，大部分人都说，蒋经国统治时期的台湾最好。我觉得，也许是老蒋统治时期的弊端，大陆时期的、台湾时期的，给小蒋以太多的教训与启迪，促使他开启了台湾的开明政治。遂有后来的蒋经国统治时期的台湾最好。”
“由于蒋经国统治的政绩卓著，才反照出民主的糟糕。”
“台湾人说，民主后，两党狗咬狗，互相扯尾巴，正事儿干不成了，倒有自谓为扁的总统，执法犯法，自找被扁，进了监狱。”
2012年6月9日，以《台湾在踏步》为名转载今日新闻网的文章《三条战线同决战 马英九发威》，文章说：
“20年来，台湾政治的最大麻烦就是：进程缓慢。每一个重大工程、重大决策、重大立法，都可以在政治对抗过程逡巡拖延，5年、10年不算什么，像是证所税、油电价问题，一拖20年以上，司空见贯。"
"20年，一个新生儿大学都快毕业，都可以服役、投票了，时空转变有多大？结果，争议还是争议，卡住就是卡住，20年前热腾腾，有前瞻性的案子，也都走味了。事缓则圆，对。但台湾不是，事一直缓，但都没有圆的时候。大家争来争去，卡来卡去，算来算去，都是政权，最后，选举有输赢，但台湾只有输，没有赢。”
“工程慢、决策慢、立法慢，国家步伐就慢。越来越慢。慢到这几年近乎停滞。我们到底要把怎么样的台湾愿景交给下一代？太难了。因为下一代都长大了。这属于70、80后的一代人如果就是在这种缓慢、混乱的氛围里长大，这一代人，一整代人，就会以为这个国家的本质就是如此，进程就是如此。他们会习惯。他们不知道台湾曾经生机勃勃，日子苦虽苦，但大家唱“明天会更好”唱得很踏实，因为明天总是更好。”
2019年9月4日，读过文章《台湾作家龙应台为“港独”暴徒洗地 选择性失明暴露多少虚伪》，发现龙应台是真的对人类文明的本质缺乏理性认知，确实是被智障以民主的名义耍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愚亦，甚亦。已经发展到了把兽性行为作为人性的地步。可悲，可叹。
不过，2013年 2月 25日，文章《留學日記：文明的力量——與龍應台面對面》的讀者反饋，揭示了龙应台理性的一面，看来，他是被混账民主玩家们绑架了。
中国经济之辩 ---许成钢教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ITIAIMGbs&ab_channel=
Potomac Culture Salon 波托马克文化沙龙
直播开始日期：2024年2月24日
「波托馬克文化沙龍」是一個大華府地區中國學人周末聚會、談天說地、縱古論今的場所，是文人墨客交流研討的論壇。我們將集思廣益，討論大家共同關心關註的事物、話題；我們將漫談文化、品說風俗、解析社會、臧否人物。歡迎大家參與，共同建設我們自己的精神家園。
许成钢 中国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中国政治经济学。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改革。，曾就读于清华附中。文革期间赴黑龙江下乡。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4年赴美，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学者。
许成钢：我的自学生涯: https://finance.sina.cn/2019-01-30/de...
在九十年代提出地方竞争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了私有经济能在中国得以发展机制。2011年进一步提出分权式威权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清楚解释了地方竞争能促进改革和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条件，即地方竞争有效的窗口期。指出，如果中国错过这个窗口期没能在司法独立、产权方面朝宪政方向进行基本改革，在地方竞争失效后，中国会面对严重问题。他的这些工作获得了2013年孙冶芳经济学奖和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他即将出版的著作《制度基因：中国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系统讨论了中国的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这个统一的理论解释了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解释了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以及走向宪政所需努力的方向。
中国经济问题已然成为当前困扰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习近平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李克强却说全国有超过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当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口负增长时，新科总理李强却提出中国人口红利没有了，但有巨大的人才红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经济百孔千窗，经济衰退、债务爆棚、人口负增长、失业居高不下、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家躺平、出口下滑、消费不振、通货紧缩等问题愈演愈烈，习近平却盛赞中国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取得重大成就，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是怎样？如果有问题，有解决办法吗？如何解？带着诸多问题，波托马克文化沙龙荣幸地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教授来沙龙做客，他将帮大家理清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为我们剥丝抽茧，答疑解惑。
许成钢详解共产极权主义制度起源 （三）共产极权主义必然出现在俄国和中国
大声@dasheng
#中国 #共产极权 #许成钢 #苏俄 #极权 #共产主义
本期分析内容包括：共产极权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建立、持续并仍没有解体？ 为什么共产极权制度没有在德国建立？原本致力宪政改革的中国精英为何失败？哪三大因素促成共产极权制度在苏俄建立？东正教与俄国/俄语有怎样的关系？鼓励英雄和鼓励烈士的文化差异是什么？
大声访谈吴薇专赴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专访许成钢教授，就中国政治、经济、极权制度、极权制度基因等各种问题展开深入对话。
许成钢教授也第一时间介绍了他马上要出版的关于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新书的重要突破性观点。
【文字编辑版】：
吴薇：中共的极权体制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是必然会出现的。
许成钢：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采取共产主义的限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深入探讨，包括对其来源的追溯，以及为什么共产主义在某些国家具有吸引力而在其他国家却不受欢迎。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制度基因的理论。
虽然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渴望平等，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却未能在许多国家赢得多数人的认同。比如，在英美，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源自伦敦，但从未成为真正强大的力量。列宁等人逃亡至伦敦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相当自由的，容许了他们这些搞密谋的人存在。
吴薇：今天的俄罗斯人也跑到了伦敦，最有钱的寡头把伦敦都快买光了。
许成钢：对。然而，即使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共产主义在英国也无法形成社会共识，也就无法推动共产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最初认为德国是最理想的地方。他认为德国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尽管当时还没有制度基因的概念，但他的直觉指向了这个方向。然而，即使在德国，共产主义也难以实现。
1918年和1919年，德国曾多次发生武装暴动，但全都以失败告终。人们通常会说这是因为被压制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很少有人愿意加入起义。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左翼的主要政党，由恩格斯和马克思创建，但在1918年和1919年坚决反对武装夺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切都宣告了结束。虽然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但却反对极权主义。
吴薇：希特勒当时开始吸引了底层民众，主要是无产者，尽管他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
许成钢：他们的制度基因是民族主义。在德国，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并不够强大，相比之下，民族主义的制度基因更为显著。这促使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其核心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极权主义。
吴薇：按照这个理论，当时民族主义的基因更加强大，因此他的信徒和社会共识也更为稳固，得以快速发展。
许成钢：对，就是他成功的东西是基于民族主义制度基因的。回到中国，一个重要问题是，实际上，中国人在19世纪后期就开始学习宪政，即使戊戌变法是虚的，但其核心观点是实行宪政，要君主立宪，后来的庚子变法也是朝着宪政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社会精英虽然对宪政的理解有限，但他们明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朝向宪政。孙中山等人进行了共和革命，与之前的宪政改革有所不同，真正的区别在于采用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来建立宪政。然而，这些都围绕着实现宪政的方式展开争论。
下面的问题是，为什么苏俄的思想在中国发展如此迅速？
1919年之前，中国没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甚至布尔什维克这些奇怪的概念。直到1919年，才有人开始了解，第一个知道的是李大钊。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来，组织了所谓的学习小组，然后在1921年建立了党，到1931年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呢？
在中国，尽管他们努力推动宪政改革和共和制度，但最终却失败了。为什么呢？我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并没有建立宪政所需的制度基因。
我将这些基因概括为三点：
首先是坚实的私有产权观念，这种观念要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可侵犯。
其次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第三是基本的社会共识，这些共识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那些外来的说法就毫无意义。
实际上，这些外来的说法只是帮助形成这种理念的催化剂。例如，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家如何保护个人权利，中国人可能会受到启发，认为这对自己也是有利的。这种动力是出于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基因。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这种制度就无法被推动出来。
吴薇：所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在中国的土壤上或者基因里植入了极权主义。
许成钢：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共产极权制度的基因是什么？我我对共产极权制度基因的分析，来源于对苏俄的分析。在苏联，共产极权制度的基因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沙俄的帝制统治，其高度极权的特点影响了苏联的政治格局。
第二个来源是俄罗斯东正教。
第三个基因是秘密的、恐怖的政治组织。
这些都是布尔什维克之前，在俄国社会中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基本元素。这三个元素的合并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基因。
首先，沙俄帝制与西欧封建制度不同。西欧的封建制度建立在封建贵族的政治联盟基础上，每个贵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来源于他们的产权，尤其是土地产权，从而使他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具有实质上的力量。国王实际上受到贵族的制约，因为他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持统治，这为宪政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在沙俄帝制下，贵族的地位相对较弱。尽管他们仍然存在，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已大幅削弱，尤其是在彼得大帝统治之后。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不再需要依赖贵族提供支持。贵族逐渐演变为官僚，他们虽然保有名誉和一些土地，但这并不赋予他们政治和军事权力。他们的权力是被分配和可以撤销的，取决于君主的意愿。因此，贵族的地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这解释了俄国贵族的情况。十二月党的起义就是由贵族发起的，他们参加了拿破仑战争并在战争中获胜。在法国，他们目睹了法国贵族的强大，因此他们希望俄国也能有议会来行使权力。然而，沙皇不允许成立议会，于是贵族们秘密商议说，我们应该杀了沙皇，然后自己组织一个新的沙皇和议会。
从十二月党开始，俄国形成了秘密政治恐怖组织，使用密谋、暗杀、暴动和政变来推动改革。这种方式成为了俄国的基本传统，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起源。
尽管沙皇的统治没有中国皇帝那样完整，但它与西欧封建制度本质上也不同，为后来建立极权制度奠定了基础。
俄国东正教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源自基督教。事实上，俄国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而基督教很容易煽动人们的情感，这是第一个原因。其次，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故意朝着东正教的方向翻译，以吸引俄国人。
此外，俄国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影响力也需要解释。东正教在俄罗斯存在的早于俄罗斯本身的历史。在俄罗斯语言还没有形成之前，东正教就已经存在了。东正教最初来自于拜占庭帝国，当时他们传播东正教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希腊语。
正统基督教的语言是希腊语，因此被视为“正装”。拜占庭帝国认为，只有使用希腊语才是“正统”的，其他语言都是翻译的。因此，他们将东正教传入今天的俄罗斯地区，尽管那时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许多贵族统治的公国。这些地区使用的是各种斯拉夫语言，而他们自己没有文字。为了便于传教，他们创造了一种基于希腊字母的语言，后来被称为俄语。
吴薇：俄语是为了传教而发明的。
许成钢：是东正教教士为了传教发明的。 因此东正教在俄罗斯出现早于俄语。这种传教活动让当地人有了一套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在斯拉夫人的许多公国中，首领都是北欧人，即维京人。这些维京人统治斯拉夫人后，最重要的是基辅大公国，它位于今天的俄国的大片地区。基辅大公国的领导者有意讨好拜占庭帝国，并采纳了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教义。
基辅大公国的统治者被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教堂所震撼，认为这种宗教会使人们顺服。于是他们将东正教引入自己的国家，并强制国内所有人接受洗礼。基督教要求信徒接受洗礼，而在东正教引入之前，斯拉夫人信仰着多神教。因为没有统一的宗教，他们信仰各种各样的神祗，所以基督教的洗礼实际上是迫使他们放弃其他神祗，只信奉耶稣基督，并接受十字架教义。
这种传教活动将东正教融入了俄罗斯的文化中，成为了他们社会的核心。世世代代，俄罗斯人的语言和文化都受到了东正教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语言根植于宗教。
另外在俄罗斯，人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识字率也很低，因为他们识字起源于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在这个宗教中，东正教成为了国教，这是因为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当罗马帝国将首都从罗马迁至拜占庭时，该国变成了一个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而不再使用拉丁语。这导致在拉丁语区域留下了政治真空，为说拉丁语的教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因此，天主教在这一政治真空中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教会。与此不同，东正教成为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国教，从一开始就是国教。因此，东正教服务于统治者，而不是用于传播共产主义的宗教。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文化水平低，这也是统治者所希望的。因为当人们的文化水平低时，他们更容易听从宗教的教导，而不是自己去读书学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俄语世界中一直没有完整的圣经译本，因为文化水平低下，没有人把它翻译成俄语。虽然圣经原本用希腊字母写成，但并非希腊语，而是一直未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直到十八世纪或十七世纪末，俄语世界才出现了完整的圣经译本。
在俄罗斯，人们几乎没有读经书的传统，甚至连神学院也直到十八世纪才有完整的圣经可供学习。
因此，宗教改革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它需要对圣经进行研究，而这对于一个几乎没有读书传统的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
俄国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基本特点之一是人们普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与天主教不同的是，东正教更注重形式、礼仪和崇拜，而缺乏实质内容、哲学思考和逻辑推理。在俄罗斯东正教中，缺乏辩论和思考，人们被教导不去提问题或分析，因此几乎没有能力或自由去做出选择。
此外，俄国东正教与天主教一样，有封圣的传统，这实际上是对已故人物的个人崇拜。通过将某个死者封为圣人，俄罗斯东正教将其视为天堂的崇高代表，并使其成为信徒们的崇拜对象。
俄国东正教通过封圣等仪式性的做法来塑造模范人物，使信徒们盲目地追随并强化其信仰，而不允许对其进行质疑。
东正教强调仪式感，因为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洗脑手段，通过仪式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情绪，甚至可以为信仰不惜牺牲生命。圣人在东正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殉道者（marty），他们被视为信仰的典范，激励着信徒为信仰奋斗。我们翻译成“烈士”，也是有宗教色彩的。
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借鉴了东正教的这些特点，通过仪式、组织方式和个人迷信来推动其事业。
吴薇：英美好像更鼓励 hero，没有鼓励 martyr——鼓励大家做英雄，没鼓励大家做烈士。
许成钢：对。早期的共产党宣传、组织方式和渗透方式都直接从俄国东正教中复制而来，只是将其中的宗教元素换成了共产主义的词汇。这种做法使得俄罗斯人能够迅速理解共产主义的理念。
吴薇：然后他换掉的内容是社会公平，并将愤怒的对象转移到贵族个资本家身上？
许成钢：对对对。因为这些因素在圣经里都有。还有就是，旧世界是要被毁灭的，就是基督教中世界末日的元素。新世界要建立，对应就是基督归来。只是把基督归来换成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旧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都是挪用基督教固有的元素，一下子就能抓住那些不懂教义、只知道口号的人。
这三个制度基因就是沙俄的帝制、东正教，以及秘密的恐怖组织。东正教不仅包含思想，还包括组织方式和宣传手段，这些都影响了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