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六十周年庆
作者 | 贺凯芬 614
敞篷卡车载着同学们，沿着京北一条公路向东行驶。1965年秋，开学后不久，根据“阶级斗争是学校一门主课”的最新指示，上级决定，各大学高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赴农村参加“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学校迅速行动。新开的《量子场论》课程正学得云里雾里，毕业论文的事儿参考文章还没读，就都为集训班让了路。先学习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又听了 “桃园经验”的介绍。除个别身体欠佳的同学而外，全年级都被安排到顺义县后沙峪公社参加四清运动。
临出发前，嘉祯在宿舍里小声嘟囔：“花钱到学校是来学知识的，?”，我瞧了她一眼，知道她说的是此去并无生活补贴，按规定在社员家吃派饭每天需交4角钱，这笔钱还得伸手向家里讨要。见我没搭茬，嘉祯也不再言语，默默地收拾行装。雅凡身体虚弱，有时胃痛起来在床上打滚，对下乡多少有些顾虑，同学们鼓励她说，细嚼慢咽，没问题的。雅凡也不再迟疑，决定与同学们一起奔赴农村。
汽车在前方遇到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应该是温榆河。河不宽，水也很浅，卡车直接从河上开了过去，泗上大队到了。我和一位男同学被通知下了车，扛着行李进了村。卡车继续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将其余同学陆续分派到公社的各个大队。
泗上是一个沿河的小村，位于后沙峪公社的最西头。河边有很宽的一片荒草地，秋风中草已泛黄，有人在刈草，为冬天作贮备。一座座草垛散立在草地上，有小猪在奔跑。我觉得很希奇，以前下乡见到的猪都是圈养的，这里的小猪身材修长，矫健灵活，在野地里觅食，为泗上之一景。
一眼望去，就知道这是一座很贫穷的村庄。农舍十分矮小，都是土坯垒的，看不到一间瓦房。我住进一户社员家里，收拾停当后，想着该为房东挑担水，发现水缸是满满的。时值深秋，夜晚来得早，村子又没通电，晚饭后不久，整个村庄就已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之中了。与房东寒暄了几句之后，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将窗台上的油灯点亮，黄豆大小的火苗轻轻地摇曳，把我巨大的身影投射在粗砺的土墙和天花板上，不免暗自思量，未来几个月的夜晚，都要在这无边的黑暗中渡过了。
不料，在泗上只住了两天，四清分团就派人来通知我调到吉祥庄大队去工作。吉祥庄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队，由五个生产队组成。其中一、二、三队的村庄连成一片，另外两个小村远远地甩在东边和北边，它们是第四和第五生产队。老人们说，吉祥庄原本名叫包庄，它北邻后沙峪，周边坐落着花梨坎、喇苏营、火神营，总之，“包”着它的不是“杀”就是“砍”，不是刀“喇”就是“火”烧，特不吉利，所以改名“吉祥庄”。是不是改村名带来的吉利呢，反正比起泗上，这个大队看起来生活条件好多了，最主要的，电已经通到大队的各个村，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电灯。神奇的电力一下子拉近了与文明社会的距离，我也不再感觉长夜难耐。只是因为被分配在东边的第四生产队工作，又常要到大队开会，深夜独自返回时穿过大片农田，绕不开新堆的坟冢，一路上总是纠结着开不开手电筒，该怕鬼还是该怕人。有一回半夜刚进村，迎面扑过来一只毛烘烘的大家伙，我急忙打亮手电，它转头就跑，我不知道那是一条狗还是一头狼。
整个后沙峪四淸分团是由中科大师生与北京市干部混编的。在我到吉祥庄四队之前，这里已经派驻了一位北京市的干部，他是我的领导。我一进村，这位工作组长就拿出一本该村的花名册，花名册上每个姓名后面有一栏，标明了其阶级成份。于是我知道，这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还有两户上中农。成份“高”的，就这么几家。
土改前这户地主只有三十多亩地，不过像四队这样一个小村子，他的财产就顶了尖了。地主老婆看起来不到四十岁，却缠一双三寸金莲，在那个年代，这个年纪而不是天足的，实属少见。夫妻俩住在村南一座小土房里，早先他们拥有村北一溜儿高大的瓦房，青砖铺地，窗明几净，加上宽敞的庭院，十分气派。土改时大瓦房分给了一家雇农，这户雇农早年逃荒落户到这里，村里人最愤愤不平的是，本村这座最好的瓦房竟然分给了外来户！
关于该地主后续的故事，是文革期间听说的。1967年，几位男同学相约回后沙峪公社看望老朋友，他们回来后说，文革初期，吉祥庄四队的造反派夺了生产队长的权，还组织批斗村里这个唯一的地主，令他挑着一副扁担，造反派们在扁担上不断添加砖头，终于将其折磨致死。
再说那户富农。老富农总是和两个儿子一起随集体出工，大儿子是个哑巴，未成年的小儿子也是个哑巴。打中歇的时候，大哑巴最喜欢比比划划地演哑剧，先比划锄地播种施肥、庄稼茁壮生长，又比划收割脱粒磨面，在比划完烧火做饭吃饭以后，大哑巴的一只手从脖颈处往下划拉到肚皮，再拐到肛门附近，以一个向外甩的动作结束这一轮表演。接着他又重新开始，锄地播种施肥?，收割脱粒磨面?，直到手从肛门那儿向外一甩，逗得大伙儿咯咯直乐。
我也跟着乐，不过没忘记自己是工作队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儿还得绷紧。我心里琢磨，大儿子是哑巴，怎么小儿子也是哑巴？哑巴还会遗传？联想到老富农从来一言不发，莫非这两个儿子也都是装的，以此对抗新社会？得向村里的贫下中农问个究竟。讨教结果大伙儿都说，真的是哑巴，他俩从小就都不会说话。原来这事儿跟阶级成分没啥关系，他的表演不过是一个聋哑人对生命的感悟：种好地，吃饱饭，资源还可以循环利用呢，呵呵！
住在村西北角的一户上中农，院门口永远守着两只凶猛的大狼狗，谁也不敢靠近。村民们反映说，这家人仗着有两个壮硕的大儿子，非常霸道，合作化那会儿，怎么一来二去，就把房后的一大块地变成了自留地，足有四五亩呢！他们从不参加集体劳动，专门伺弄自己那块地，口粮就够了，真不公平！村民们还说，困难时期那会儿，村里发生了“抢青”，就是说，玉米棒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全村人就纷纷到地里去哄抢，这个富农带着两个大儿子抢得最多，在自家屋里的地面上舗了厚厚的一层青棒子。慑于他家几个壮汉的淫威，大伙儿敢怒不敢言。
另一户上中农在花名册上最引人注目，在其阶级成份后面有个括弧，注明是“被杀户”。寡妇户主有个20多岁的儿子，是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庭问题未能上大学。后来我调到大队的工作组并奉命写吉祥庄村史时，曾专门回到四队，了解该户主被杀的情况。寡妇说，那一年，47或48年，有一天半夜三更，突然来了几个人，把孩子他爹带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为什么带走？寡妇说不知道，别的村民则说，就是“搬石头”，把他当“石头”搬了；什么叫“搬石头”？“反正就是带到北山上，推到悬崖下面，然后再搬些大石头滚下去，?”；为什么他是“石头”？村民们说不知道，“这家人老实着呐，就知道种地。”
村西南一户陈姓贫农，是活着从“北山”回来的一个，他下半身瘫痪，整日盘坐在炕上，不能劳动，与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他说自已不是“石头”，是被拉到北山上干活的，夜里睡在又冷又湿的山地上，落下了病根。
顺着村民们手指的方向，我看见，远远地笼罩在薄雾中的，就是“北山”，那座神秘的“北山”。谁能告诉我，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悬崖下散落了多少尸骨，山谷里游荡着多少冤魂？
一年多以后，在文革大批判的传单中，我又读到了这个在吉祥庄学会的词：“搬石头 ”。
这几个成分高的农户都姓李，李姓是这个村的大姓。村里外来户很少，也容易分辨，那些牙齿像烟熏过的，无论男女老幼，一定都是本村原住民，当是该村的水含氟量很高的缘故。外来户与原住民隔阂很深，一个例子是，一群原住村民姑娘和小伙，多数读过初中，组织起一个青年突击队，要了一小片地搞玉米高产试验，干劲很足；而分得地主大瓦房的雇农有个女儿，陈姓瘫痪老汉有个儿子，年龄也都与之相仿，却从不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始终搞不懂原住民与外来户之间为什么格格不入。
另一外来户姓王，早年是个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卖小金鱼儿的。老王头住在村东北角，在村里也很孤立。我去他家时，总见他老婆坐在炕头上，样子痴呆，嘴角流着哈啦子。村里人揭发说，困难时期村里缺乏猪饲料，老王头竟然建议给猪喂食大粪，他就是个骗子！真是匪夷所思，我想。直到1968年在石家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我才知道，那里的农村，茅厕的蹲坑直通猪圈，人们上厕所时，一头肥猪污糟糟的长嘴就会从下面拱上来，接吃正在拉出的大便，令上厕所成为一件无比痛苦的事。也许老王头卖金鱼到过这一带？总之，该地区因为这个落后习俗而流行绦虫病，在部队农场时我们连队炊事班的同学到市场采购，还亲眼看见过长满“豆”的绦虫肉，据说用于做熟食。
在四队时我住在妇女队长的家里。妇女队长看起来三十多岁，与老母亲两人同住一个农家小院，我住进了西屋，和老大娘睡一舗炕。很快我就学会了从井里提水，用扁担挑水。那时候井水的水面离地面大约两米，将绳子左右摆动几下，铁桶一歪，就可以装满一桶水提上来。老乡们告诉我，五几年时，拿个葫芦水瓢一弯腰就能在井里舀水，就是说，仅十几年间水位就下降了一两米。现如今，华北地区地下水位已经形成一个大漏斗，据说有的地方打几十米都不出水。水位下降如此之快，真该引起我们严重警惕。
四队的生产队长瘦高的个子，皮肤黧黑，种庄稼是个好把式。哪块地适合种什么，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浇水除草施肥，他了然于心。每天早晨社员在地头集合，都听他派活，该犂地的犂地，该施肥的施肥，该拔草的拔草…。有次四队长还领着我们在夜里摸黑开渠放水浇地。那时候有机井的用机井浇地，没有机井就得靠水库给水，这次可能正好轮到夜里给水。四队长大字不识，上面召集开会，他全凭脑子记，回来传达还真八九不离十。那时候工作队执行“扎根串连”的方针，与队干部保持距离，不过从贫下中农那儿我们还真没听到说四队长有什么“四不清”的事儿。文革中四队青年组织红卫兵，带头的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夺了生产队长的权，我听说后不免担心，上来的这位小青年有没有老队长那么实诚，他熟悉怎么种庄稼吗？
我们进村时，老玉米已经掰完，连秸秆都已收割了，畄下的根系粗壮结实，像龙爪一样深深地抠进土地。那天男劳动力被派去“招楂子”，就是用镐头刨出玉米的根，我说我跟男劳力去，他们说这活儿你哪能干得了？跟妇女们干活去！我坚持要去招碴子，结果镐头挥了不一会儿就累得满身大汗。打中歇的时候，看那些庄稼汉子一个个从井里提水喝，我也有样学样儿，要喝井水。他们说：“不行不行，你可受不了这个。”我正渴得喉头冒烟，哪管这一套，还是痛痛快快喝了一大碗。
当天夜里我的肚子那个疼啊，出了房门来不及找厕所，蹲在窗前的土地上就解决了。第二天天蒙蒙亮，院子里“沙沙”的响声把我惊醒，从窗户上仅有的一块玻璃向外看，啊，是我的房东，那位寡言少语的妇女队长，她正在默默地铲土，将我弄脏的地方盖上。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句抱怨。我既羞愧又感动，赶快跑出去想接过铁锨。她在晨光中劳作的身影，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那会儿工作组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社员开会，讲政策，传达上级会议的精神，等等。这种会也不知道是为谁开的，那些主要劳动力从来也不参加，来的多是些六七十岁的老大娘。农村有所谓的“等会”，比方说通知八点开会，且得等呢，九点半能开上就不错了。也有每会必到的，比如一个驼背老太，通常第一个到会，她的腰弯到几乎九十度，总是头先伸进到屋里，跟着才是背和腰，一进来，就爬到炕上靠着墙打蔫儿。男社员里头，小个子老张头是唯一热心来开会的，时不时他还喜欢发表点评论，说几句俏皮话，比方说：“瞧瞧这炕头上，大伙儿贴饼子似地贴了一圈，谁都不吭声?” 。
这比喻真叫绝了。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贴饼子”，那时候北方农舍通常将灶台砌在进门的屋子里，上面架一只大铁锅，用秫秸杆当燃料，火力很猛；在大铁锅里放上半锅水，等烧热了，将和好的玉米面做成饼状，一只一只地围成一圈贴在铁锅里水的上方，盖上锅盖；水蒸火烤之下，玉米饼上面软糯可口，底下带个焦黄香脆的壳儿，非常好吃。老张头把靠墙围坐在炕上“等会”的社员描绘成一圈“贴饼子”，亏他想得出！他那些脱口秀似的比喻常让我忍俊不禁，也为枯燥的“等会”平添了几分生气。当时我想，与许多文化人干瘪无味的语言相比，老张头可谓是妙语连珠，应该用笔记录下来。可惜终未实施，现在后悔不迭。
老张头是个老党员，四十年代后期就入了党。他说，（工作队）找我们开会，说啦，你们谁愿意加入共产党就举手，我看半天都没人吭声，就举起手，说：我入。“我就成党员了”。老张头说自己的儿子是被鬼子打死的，这孩子是在给八路军送信的途中中的弹，牺牲的时候才十来岁。这么多年来，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被追认为烈士，为此，老张头一有机会就申诉。这次工作组进村他也一再反映此事，不理会四清的任务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冬天的时候，我被调到了吉祥庄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担任材料员，于是从四队那个孤零零的小村来到这个由三个生产队连成一片的极大的村落。上级分团十分重视吉祥庄的运动，科大的付教务长何作涛，当时作为后沙峪四清分团的团长，就选定吉祥庄作为他“蹲点”的地方。
吉祥庄大队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是北京市的一名干部，五十多岁，年轻时是京郊一个小煤窑的矿工，他说那时候每天要从坑道里往外背煤，人几乎总是赤条条的，每天挣的钱立马就喝酒吃肉用掉，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没有明天的；付组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她也是北京市派来的干部，主持会时手里拿个小本本，一边听汇报一边嘬牙花子，好像对谁的工作都不满意。
我班的朱正负责大队干部的四清工作，还兼管北边的第五生产队的运动；派驻一队的有五系的赵志皋老师和我班的黄月娥，派驻三队的是六系的骆世兴老师，我除了担任大队工作队材料员之外，也跟着骆老师参加三队的工作。年级辅导员张锡祥也在这个村工作过，不太记得是常驻还是有时过来看看。除科大师生外，工作队员中也有几个是北京市派来的。
工作队女队员有五六个人，晚上睡在一铺炕上。炕没有烧火，只是在褥子下面舖了些麦草。我搬进去得最晚，睡在没有麦草的地方，十冬腊月寒气逼人，不久膝关节就疼痛难忍。分团有一位科大的校医，针灸技术十分了得，一根十几厘米的钢针在我腿上从足三里一直穿进去，在腿肚子的皮肤处都能感觉到针尖，只治了一次我的关节就不再痛了。
想到四队那位双腿瘫痪的陈大爷，我就请校医去看看，试针之后校医说，没有反应，治不了了。那时这名校医在公社已远近闻名，每天天不亮就有村民去敲门求治。农村贫困又缺医少药，那年冬天吉祥庄大队的老支书患了感冒，看病后说自己“半头猪没了”。
村子大，故事就是多，我调去时，那里已经揭出不少“四不清”的事儿。先说有一个李姓队长，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淸楚，不过文章里还是讳掉为好，他的故事离奇之处在于，这个40多岁的男人原先是国家十七级干部，怎么到村子里握锄把儿来了？原来，三年困难时期，他受不了吃配给的日子，抱怨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铁饭碗不要了！
记不清他是大队长还是生产队长，反正大概在城里混久了，也许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哪里还像四队长那样是个朴实的庄稼汉？工作队一进村，社员们就强烈反映他多吃多占，还拉拢一帮子生产队干部搞特殊化。即便是在困难时期，社员们也经常看见这伙人晚上聚在队部里大吃大喝；秋后分粮食时，他们总是给自己那帮人称高秤，给普通社员压低秤，…。他们中一个关键人物是生产队会计，这个矮敦敦的小胖子二十多岁，读过几年小学，骆老师拿他的账本给我看，上面的字写得一沓糊涂，涂涂抹抹弄得污七八糟，那本账简直无从查起。
我一来大队，就听说这位李姓队长当年差点被划成右派，虽未戴帽子，却是个内控的对象。后来我知道这不是空穴来风。那时工作队在一间农舍办公，临窗是土炕，对面沿墙摆了一排老式柜子，从上面开盖子的那种，权当工作队的办公桌用。在整理资料时，我发现有几个文件袋里放着李姓队长的档案，其中一个袋子里胡乱塞有一些写了字的纸张。其中一张巴掌大小的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其油印表格最大的一个空档里，潦潦草草地写着两行字：“xxx溜须拍马?”。这张薄薄的纸片看起来像是一张小字报，很可能是“鸣放”期间为征求群众意见印发了空白表格，由什么人填写以后投进意见箱的，上面并没有署名，怎么塞到了李队长的档案袋里？噢，原来是“从笔迹”看出来的，文件袋里另一份材料回答了我的疑问。
大队书记那头也有故事，不过是另一番景象。这个中年汉子脑壳浑圆，额头很宽，浑身透着精明，跟人说话时，两个眼珠子骨溜溜地转，似乎随时在揣摸对方的心思。这位书记没当过什么国家干部，不过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可是他被揭出曾组织地下包工队，到城里承包某些建筑工程项目，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属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叫“地下”。要是搁到现在，八成这老支书能把包工队经营得红红火火，说不定还能荣获个“农民企业家”的称号。
给地下包工队当会计的那个人成分为上中农，五十多岁的他，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可能是当年受教于私塾，他的字写得中规中矩，账做得工工整整。包工队的账本上，每个外来小工领了多少工钱都写明数字，后面跟着本人的印章，或者是按的手印。翻遍他的账本，朱正发现，在一条领取70元工钱的后面，印章的红色印泥十分模糊，看不出字样。倒霉的老会计，背上了贪污之嫌疑，最后赔了70元，了事。
开春的时候，我受命为吉祥庄写村史，为此走访了许多村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们讲述地道战的故事。这个村子和抗战时期华北平原许多农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地道战。老人们在讲述往事时都两眼放光，看得出，地道战是他们这辈子干得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在老人们的描述中，吉祥庄的地道四通八达，就像在电影《地道战》里看到的那样，各家各户的灶台也都挖通成了地道的出入口，地道内部的设计也颇费心思，易守难攻。在鬼子扫荡的时候，吉祥庄的地道保护了群众的安全。这个村庄的南边有个白辛庄，老人们说，那个村的地道修建得过于简陋，挖了条壕沟，架上木板秫秸，再覆盖上泥土就草草完成，结果鬼子扫荡时很快就被发现，烟熏火攻之下，白辛庄的大人孩子牺牲惨重。
写村史最难确定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采访中老人们会说是吃观音土那会儿，或者搬石头那年，公元纪年只好由我自己估计。不管怎么说，一份村史也总算完成了，誊写在方格稿纸上，钉成了一大本交上去。遗憾的是未给自己留底稿，经过文革和其后摧枯拉朽的乡村建设，想来这些倾注了自己不少心血的文字也早已“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材料员也兼任交通员，一次我到顺义县政府去送材料，返回时走在乡间竟迷了路。寒冬里夜幕早早降临，庄稼已经收割完毕，田野里荒芜而空旷，我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找不到回村的路，多次绊倒在田埂旁水渠边，心里既害怕又慌张。忽然，远处隐隐传来音乐声，顺着声音的方向，依稀见到微弱的灯光，我决定就朝这里走，管它是哪个村子。多亏了那时村村安装的高音喇叭，我总算摸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定睛一看，居然就是吉祥庄。走进工作队的队部，老队长正蹲在凳子上吧嗒吧嗒抽闷烟呢，看见我就说：“你可回来了！打电话到县里，说你早就离开了，我正琢磨要不要去报公安呢。”
还有一次奉命进京办事，我穿着上面发的旧军用棉袄棉裤，每件足有三斤重，其厚无比，登上久违的无轨电车，引来众人好奇的目光。那是1966年初，大动荡的前夜，缕缕硝烟一定已在京城升起，可我却一丝也没有感觉到，整个思绪还沉浸在顺义县的那片黄土地上。
除了大队材料员的工作，我还随骆世兴老师参加第三生产队的运动。三队所在的村子叫马家坟，据说是清军入关以后，正什么旗还是镶什么旗安营扎寨的地方。村里有一座万年龟驮的石碑，三米多高，碑文刻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一次我和月娥到该村的芮姓老乡家，据信这个特殊的姓氏也源自清军的大举入关。我俩在小炕床上吃饭时，芮姓老人一直坐在木椅上盯着我们看，评论眉毛耳朵额头，有没有福相。
与四队相比，三队显著要富裕得多，到社员家里吃派饭，主妇经常会给做“压饸饹”。当时农村很少有白面吃，也就是春节包两次饺子改善一下生活，平时用玉米粉制作的“饸饹”就算是细粮了。将晒干的玉米粒用石磨碾过，最粗的是玉米碴子，用于煮棒碴粥；筛出的玉米面，用来做窝头或者贴饼子；而饸饹，则要使用最细的箩筛出来的玉米粉，还要加入榆树皮磨成的粉做为粘合剂。要是谁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榆树，乡亲们都会很羡慕，春天捋榆钱，和在玉米面里做饼子，秋天剥下榆皮碾成粉，邻居们会来讨要做饸饹用。将添有榆皮粉的玉米粉加水揉成团，放在一个木制的圆筒状模具里，模具的底部有许多圆孔，用一根木柱象压蒜泥一样压进模具，一根根饸饹面条就从园孔中钻出来，落进烧开了水的柴锅里，煮成这种北方农村特有的美食。
即便是吃白薯干，三队的人也比四队的讲究。四队的都是将生白薯直接切成片，在房顶上晒成干，吃起来一股石灰味儿；三队种的是那种红心白薯，蒸熟了再切片晒干，吃起来味道甜又有嚼头，和现在食品店里卖的一样。
三队的妇女很少下地劳动，工作队发现，原来她们都在家里忙着接私活儿！走进各家各户，都可以看到炕头上桌子上堆着一摞摞雪白的亚麻布料，妇女们盘腿坐在炕上，有时还几个人聚在一起，边唠嗑边对照参考图样，根据印在布料上各色小圆点的提示，用丝线灵巧地绣出漂亮的十字花图案。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在工艺美术商店里百看不厌的那些十字花床单、桌布、靠垫?，竟是这些农村妇女飞针走线绣出来的！图案上的每个十字都不多不少挑过同样数目的布料丝，其走针之准确娴熟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妇女从外贸公司领来活计，在土坯垒成的炕上，制作出精美的艺术品，输出到世界各地，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同时获得微薄的报酬。三队富裕的秘密被我们窥得一斑。
尽管为国家赚取了外汇，在工作队看来也不是什么正道儿，需要给妇女们以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我们女同志理所当然地肩负起这个使命，上门劝说她们下地干农活。可惜收效甚微。任你讲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大道理，她们只是微微一笑，低着头继续飞快地挑着十字花，交活儿晚了可是要扣钱的呢。
不过妇女工作也还是有成效的，例如月娥在一队就引导妇女学习识字，还教她们看地图，告诉她们中国有多么大，北京在哪里，吉祥庄在哪里，等等。记得有一位高高个子的妇女队长，人特别开朗，笑起来咯咯咯咯，说起话来哇啦哇啦，她原来是个文盲，在工作队的鼓励下，学习十分积极，几个月就认识了百多号的字呢！
妇女们在家绣花挣钱，男人们在外盯着权力。在三队，我目睹了一次领导班子的换届。生产队的场院里立着一块大黑板，选举那天，上面写着若干候选人的名字，全村的主要男劳力都来了，围在黑板前面，有人在唱票。围观的人明显分成了两派，他们神色紧张，一个个都跟乌眼鸡似的，盯着票数的轮番领先。两派的划分似乎也与村里的姓氏有关，虽没有拳脚相加，这场面已足以让我这个书生第一次知道，即便是在一个小小的村庄，也充斥着对权力的追逐。当然，比起文革期间派斗时“权权权，我们的命根”这类赤裸裸的宣示，比起后来某些地方权力与金钱的公然结盟，生产队里为那点蝇头小利的斗法，实在是原始得太多了。
四清工作队的规矩是轮流到各家吃派饭，这倒像是提供了个多棱镜，用以观察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说是多棱镜，还是缺了几个反射面，比如地主富农家是不去的，当权派家是不去的，等等。不过无论如何，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农家，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几件事印象深刻，记在这里。
先说在四队的时候，那个分得地主大瓦房的雇农的女儿，某天晚上突然跑到我住的地方，说“今晚我得睡在您这儿了，我妈‘闹黄鼠狼’，吓死我了！”然后绘声绘色地说，她妈去喂猪食时，忽然觉得一只黄鼠狼从猪圈顶上跳到她脖子上又钻进她后背，于是她妈就被黄鼠狼附了身，?。据说，这村的女人经常会“闹黄鼠狼”，有的时候许多女人一起闹，一旦被附了身，这女人就会以黄鼠狼的口吻说话，比方她们会说：“我从猪圈顶上跳下来”，“我要进屋里去”，“我跳到房上”?；有一次一个被附身的女人说自己正在“往白辛庄走”，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去了，我要回家”，说完这番话，这女人就突然醒过来了。这些故事听得我目瞪口呆，猜测这村子有什么致幻物质传抪，还是流行了某种精神疾患？
一次随骆老师到一家去吃派饭，去之前他特别告诫我，到那家你会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小伙，要注意那女人不是小伙子的妈，而是他老婆。幸亏骆老师事先提醒，否则我一定会搞错。那小伙子27岁，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长得相当帅气；旁边站着个矮小的女人，皮肤松弛，毫无光泽的蓬乱头发胡乱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宽大的裤腰在前面打一个大折，再拴根带子，裤腿在脚踝处用一条绑带收口，典型的一副农村老太婆装束。如果不是骆老师告诉我，我怎么也不相信她只有41岁。 除了惊世骇俗的婚姻，更据反映，数年前某日，女人原老公到小伙家饮酒，返家即暴斃，两周后小伙与这女人同居。这件事是管还是不管？真是难坏了骆老师，他后来问过公安，答复说：除非开棺验尸。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我倒长了见识，农村的故事原先只在戏台上看过，比方小芹羞见二黒哥啊，还有白毛女怒砸黄世仁?。
60代的农村还保留许多传统习俗，过大年不动火就是一例，事先摊好的薄饼，摞起来能有二尺多髙，春节要吃上好几天。摊薄饼那家的主妇有两个孙子，都只有三四岁，一个又黑又瘦，浑身总是沾满泥巴，另一个白白胖胖，干干净净，身穿淡兰色工裤，十分洋气，朱正抱起这孩子连说好可爱。我心里有些纳闷，都是自己家的孙子，差别怎么这么大？后来才知道，穿工裤男孩的父母都是城里的工人，他们把孩子交给奶奶抚养。在同一个家庭里，城乡之间的差别就这样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朱正承担了大队党组织建设的任务，他从一开始就注意观察村里的党员，物色吉祥庄未来的掌舵人。一次听他说，第五生产队的队长是个好苗子，他是位复员军人，思想品德好，为人正派，身体也健康。于是，朱正有意识地培养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千里马，让他逐渐参与和熟悉大队的核心事务，以便将来取代那个一门心思搞地下包工队的老支书。老支书本是个聪明人，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七八分，对竞争对手十分警觉；这位千里马则越来越忙，经常开会到深夜，家务活也没功夫干，惹得他那位娇小的屋里人气不打一处来。闹到后来，这位未来的掌舵人每次在深夜开完会，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庄稼地回到五队那个小村，都会吃上闭门羹，半天也敲不开。为调解矛盾，我们的伯乐朱正同学不得不频频上门，对嫂夫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如果我没记错，1966年夏天到来的时候，五队长成功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为吉祥庄留下了“不走的工作队”。到了麦收时节，突然上级一道命令下来，后沙峪四清工作分团匆匆撤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自此之后，我再没有回到过这个曾经战天斗地的村庄。半个多世纪匆匆过去，但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总有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冲动。常常会想，在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些村民们，无论是朴实的、善良的、幽默的，还是狡黠的、无奈的、寡言的，?，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偶尔也会惦念那位高大英俊的新任支部书记和他美丽善良的妻子，特别是，他们能够安然渡过那动乱的十年吗？
写这篇回忆时，我点开了平板电脑上的电子地图，先寻找到泗上，再将手指从这里向东滑过去，就到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北京国际机场。在泗上和机场之间，我搜寻到记忆中熟悉的名字：后沙峪、花梨坎、火神營、喇苏营，而为我开设过“阶级斗争主课”的那片黄土地，已然凤凰涅槃，成为了“吉祥家园”。
2018-7-6 初稿，写于中科大建校60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