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打工方知台湾挤 哀信两年才收到
两个中年人跑来找临时搬运夫，一个人对赵哥说：“你在哪里工作？”“我刚刚到基隆，还没有工作，也没有住的地方！”赵说。“你的身体“格科代斯（日语音）—啊，就是很接实，做过搬运工作吗？”他又问。“我几年前， 就当过搬运夫，但是我当下是要找一个住的地方，租金贵的房子我们也住不起……”
“如果你愿意当搬运夫， 我给你找一个便宜的住处……”
赵与张二人就跟着他走了七、八分钟，到了一个小旅馆，是日式的房子，都隔成一些不大的格子。
他指着一个仅仅四五平方米的房子，张与赵商量一下，张就留了下来，赵哥随着中年人到码头上去了……一直干到了晚上9点钟才回来，张姐把脏衣服全都洗了，就用绳子挂在小屋里，自己坐在小凳子上吃饼干。赵哥回到小屋子好像骨头架都散了一样。
“这种日式劳动效率真是累死人！”赵哥简单洗一下，倒头就睡着了。张姐十分伤心—台湾为什么这么挤呀！？
这是住房吗？真是一个“兔子窝”除了两个榻榻米（稻草编织的垫子），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仅有两个小凳子。
刚刚四点钟，赵哥就起床走了。原来，宜兰的军粮运输队是一天要送两次粮，早5时装车，不到六点就开车东去，中午在宜兰卸了车，立刻就返回基隆，下午2—3时再装一车，发车向宜兰。
卸车的设备先进，先把辆慢慢抬起来，底板下面有滚珠，重物一下子就自动落到地面了，但还要背到粮库里去。（有十个苦力）
1948年12月，徐州的国民党杜明集团率三十万大军向西逃窜，到了安徽，河南交界地区，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围而不打”，以便蒋介石不会强令傅作义部队南下，而它留在华北时全国大局有利。
杜的三个兵团，在徐州收刮了几百万斤粮食，但在河南被围粮食也吃光了，就在附近的农村找粮，而赵兴隆的爷爷一家的仅有的一点粮食也被抢光了。
赵哥他妈妈肺炎又突发了，不到二十天就撒手人寰了，他的爸爸被拉去修工事了，也没有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不久，他也病倒了。在永城县里，爷爷用最后一口气，求一个算命先生代他写一封信。
“兴隆孙儿如晤，去年底，徐州国军来到我们家乡，粮被抢光，人被拉去修工事，牲口被杀光，和日本鬼子一个样，比“三光”政策还要狠，你妈已经去世了，你爸也病重，无药无粮也过不长久了，我现在还有一口气，托人写这封信给你，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也不知你回乡能在坟上烧点纸不能？！信寄到上海姚工程师家，希望你能收到！爷爷于1949年1月5日。“
这封信由一个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集训的信息兵，在身上存放了三四个月，当他被分配去西南时，在南京把信发出。
49年秋的一天，爸爸在总公司收到了这封信，妈妈和我还有表哥得知赵家三口都归西了，心里都十分痛苦。但是不知道赵哥，张珍在台湾的什么地方，也只好把信保存好，等有机会再说。
50年的春天，托人把信带到了香港的席先生处（香港一个工程师—爸爸的留日同学）委托他转给台湾糖业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在台湾找收信人赵、张二人，信在香港又压了两个月，又是一个秋天，总经理收到了这封赵爷爷的绝命书。
可是也找不到人，于是登报寻人。
有一天，一个卡车司机对赵哥说：“台湾糖业公司秘书处登报寻人里有你的名字，是不是同名同姓呀！”
赵哥把报纸拿回家，
张珍在饭馆请了两天假，赵哥也与卡车司机、几个苦力打了招呼，就乘车到台北去了。
（八） 见到了束总经理 当上那幼儿教师
在台糖秘书处二人收到了信，大哭不止，秘书处工作人员叫他二人在总公司食堂吃了午饭，下午二时，束总经理来到会客室看到二人，他说：“你们毕业那年，我和你们一一握手，你给姚工儿子换裤子，我在礼堂头一排也看见了，哈哈！”他接着说：
“当时我以为是个女老师……而刘校长在我身边说：‘
这是毕业班的女生，名叫张珍，不是女老师。’
赵哥禀告了他在1946年初走进了海军士官学校，张珍侍候他爷爷到了河南，48年结业回到上海。姚工的夫人操办了他的婚礼。他分到江阴要塞工作，解放军渡江前一天，要塞司令乘直升飞机逃跑了，他送司令上飞机，准备起义的一派认为他走露风声，要抓他。他逃到上海，在姚工家躲了二十天，又乘海轮到基隆，在运粮队里当苦力，张珍在饭馆当服务员……
总经理打电话给运输队，问司机工作，回答：如果是开卡车地点在台北，如果当小车司机，工作地点在淡水，请你们选择。
“你想在台北还是淡水——离台北二百里……”束说。
“那我就在台北干吧！”赵说。
“我在基隆饭店请了两天假，我该回基隆去了。”张珍说。
“先到我家去吃个晚饭吧！”束总说。
二人一同乘了束总的小轿车到福州路去了。
它是比较富有的居民区，东南有台湾大学，北有科学馆，向南看是风景秀丽的新店溪。
小轿车刚到大铁门外，门卫就打开铁门。
一个5岁左右的男孩一边冲、一边喊“爷爷回来啦！”
小轿车进了大铁门停了下来，门卫拉开门，赵、张和束总都出了车子。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幼稚园！”束总说。
“我班的老师生病没有来，所以我们放假一天！”小孩这样回答。
大家都进了屋子，客厅非常大，有七、八个大沙发，如果搬去沙发，那客厅就可以变成一个舞厅。
“往里走，到小客厅里谈谈！”束总说。
赵、张进了小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这一辈子，已经67岁了，但值得怀念的日子就是抗战时期，三个工厂的工人近两千人都与我热情友好，农民们也都很尊敬我，一次在西八里我的车子陷到泥水坑里，许多农民帮我把车子拉出来……”
“束总，我家就在西八里村……，在纱厂的东北角上。我和许多农村孩子能上完小学，有的还上了初中，全托束总的福……”
“我们的小学从1942年开办，已经晚了，不然象你这样的大姑娘早应该上高中和大学了……”他又说“向南走20分钟就到台湾大学北门，我是兼职教授，如果你们有空，我领你们进去看看！”
“明年我们就有孩子了，上大学等下辈子了吧！”赵哥笑着说。
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个名菜“佛跳墙”还有“生鱼片”和“青森大虾”这些菜，他们不但没有吃过， 而且听也没有听说过。
在饭桌上，张珍与束总的小儿媳谈得很投机……
到了七点半，张珍说：“不好，赶不上车，回不去基隆了……”
小邬（束总的小儿媳）说：“珍妹子，你就到我屋里睡吧！”
她又安排赵哥在小会客室放了一张钢丝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张珍就回基隆去了，赵哥也去运输公司上班了。
小邬到幼稚园去了，她与园长商量由张珍任代课教师。园长一看鼎鼎大名的束云章的儿媳，那能不同意呢？张珍当上了幼儿教师。
赵张两人在新店溪北的一条巷子里租了一间45平方米的房子，只是在6楼，要爬上爬下。
束总的老伴61岁了，她也是丹阳人。因为怕热，早就由女儿陪同去欧洲的冰岛了，要到秋天才能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