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天——纪念父亲
风酥酥
北京大风中的天空纯蓝得不真实，从树叶缝隙间漏出的阳光在眼前无规则地晃动着。这是哪儿？象是童年的秋天。又象是手中牵着小小的女儿那个时候的秋。更象是在梦中，懵懵懂懂，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踏着落叶的秋。
爸爸走了，就在刚才。
病房里，他静静地躺着，等待着大家一一向他道别。前几天，他还能说“回去吧，回去吧。”让看望他的人早些离开。即使是装了呼吸机，不能说话了，他还是摆着手，示意探视他的人们回去。现在，他默默地躺着，没有语言，也没有手势。
我们推着他缓缓地走出病房，下了电梯，穿过熙攘的人群（白天院子里挤着这么多看病的人），慢慢地，延长着延长着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最终他还是进了医院后面那间，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暂栖的小屋。
爸爸，你不是说你还有三五年的时间吗？当呼吸机插进喉管，你不能说话了，你依然顽强地睁着眼睛。在那双清澈的眸子里，有你对生命的渴望，有你准备战胜病魔的决心。我在你耳边说，坚持住！你点点头。
可你还是走了。
三月底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是好好的，那时候一直照顾你的姐姐刚刚去瑞典。等七月底我们都回到北京时，虽然你还在浇花，还坚持锻炼身体，清晨在阳台上，晚上看电视时都在努力做着下蹲的运动，可是你已经不笑了。我一次次地问你，爸爸你怎么不笑了？我试穿新买的衣服，在你和妈妈面前显摆，并不断地问“好不好？”你笑了，幽默了最后一句“当你的第一个观众是我的容幸。”
三月在北京时，我曾推心置腹地和阿姨谈过“照顾老人靠的是良心”，她点了点头。显然她是没有明白，她不好好给你和妈妈做饭，你们一直吃的营养品也让她给全部断掉。你们太老了，无法保护自己。生命对于你们来说，太脆弱了。这几个月照料的疏忽，终于导致了你的虚弱，需要补钾，住院时间延长，传染上了肺炎到不治。
那是八月九日的下午五点多，北京闷热，灰蒙蒙的天空象一团发了霉的黏糕压在人们的头顶。你觉得头晕，要求去医院。医生初步诊断是轻微脑梗，并下了病重通知。输液后，你好了，没有任何后遗症，并在当晚就站在床边松弛躺乏了的筋骨，还要求回家。我们都不是学医的，不敢贸然将一九十岁的病人接回家。也许我们错了，应该服从你的直觉。医院能少呆就少呆，这是你去世以后，我回到加拿大才听到的告诫。已经晚了。
从急诊进入病房不久，医生告之再补几天钾就可以出院了。然后你从医院传染了肺炎，从普通病房转入观察室。在你还可以说话的时候，你说让文泉姐姐来，你要转到阜外医院。文泉姐姐来了，给你号了脉，开了药，并托付了她在这个医院的中医朋友。阜外是胸外科，不是肺，就没有给你转院。好几个朋友同学的父母都是从医院传染上肺炎走的，没想到你也这样走了。
有些药费的报销，受到级别的限制。我不禁想到了你那不被计算的“参加革命”的十年时间，和你在北大读书时，影响了你一生的被捕经历。
你是一九三一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国民政府”颁布了大赦令后才被释放，那时你不过是一名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被算成一九三九年，你一九三一年的被捕便成了你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后的污点，让我联想到电影里常用的“蒙太奇”。解放初期这事还不算事，你还能站在新中国外交前沿，一九五四年，由美国领航员领航飞过西德上空，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著名的日内瓦会议。
太平盛世，革命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人了。虽然你聪明，会几国外文，对祖国怀有神圣的使命感，一九五五年，你被调离外事部门，降级，发配到外地，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控制使用了二十三年。文革中你挨斗五十来次并被开除党籍，至到一九七九年才被通知解除控制使用限制，撤销降级决定。这些全都是因为那一次的被捕。
但我们还是要感激上级的圣明，虽然你曾经留学日本，并和你留日同学的友情，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居然没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反之，也许全家都挺不过文革而早早地“驾鹤西去”了。
作为子女我们很惭愧，不知道你的许多曾经。看了你二零零二年写的回忆录，才知道你少年时的调皮，给老师汤里放巴豆；到娥眉山学武功，燃指供佛；晚上偷偷给巴蕉浇水，幻想有仙女出来；到图书馆偷书；往警察背上贴标语。才知道你文革前被不公证地对待。才知道，文革中你挨过五十多次斗；听到被开除党级的决定后，如五雷轰顶几乎失去知觉；才知道，你文革后带了七年家属工，早上班晚下班，避免碰见其他人处境尴尬。
因为在家里，什么时候的你都是一样的。自己摆扑克，和别人下棋，养花儿，看书读诗，说笑话。外面血雨腥风，家里是平静的，和谐的。对孩子，这就足够了。
父亲的责任也许就是给予。给予家庭，子女，亲属，朋友，邻居，同事。那时候，文革你也正倒霉呢，一位解放初期就解甲归田的老部下提着一篮鸡蛋来看望你，为了孩子，想让你证明他的革命经历。你证明了，还跑去买了当时还凭票供应的白糖肥皂和糕点，装在他放鸡蛋的篮子里。老家的亲属，一直在接受你的资助。地震的时候，你骑着车去看孩子们，去看老朋友老邻居。在北京的时候，我要看牙，你早起坐十几站车提着小马扎跑去给我挂号。在加拿大探亲时，你都八十多岁了，一定要坚持天天洗碗，还炒菜，给我们做喷香的扣肉。亲属来访，或娶妻生子你都要给钱，送东西，不论是大部份工资被扣掉的时候，还是年老体迈风烛残年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予。虽然你一直很瘦，不是那么强壮，但是你始终都是一棵为我们大家遮风避雨的大树。
你永远是自立的。九八年，你和妈妈主持了家里的装修，不要子女体力上经济上的任何帮助，邻居都说你们如此高龄还自己主持装修该进迪尼斯大全了。今年三月份我还问你要不要大家轮流来陪你们住，你说不用，还没有到时候。四月份你找了装修公司装修了一楼新补的一套房的厨房和厕所。七月底给楼下房子装空调的人打电话说马上就到，小阿姨人不在，钥匙找不到，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你找出一大串钥匙，挑出那把给我。自己又急忙穿鞋，要到楼下等装空调的工人。我在楼上等电话，你在楼下等人，你要告诉他们安装在什么地方。
一楼都安置好了，就等着一心想搬下去，能随时出门散步的你搬进去。一个月不到，你就走了。这房子，一天你都没有住过。
你走了，留下的衣物很少，很简单，很容易整理。你从一九四二年到二零零二年写的七十七本日记，被你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书柜的下面，按年头摆放，最上层贴了一张纸条：交给某某。摆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摞你撰写的文献。
我知道你有遗憾，你二零零二年出版的自传，你认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对改革开放提的意见被拿掉了三章。新浪想转载你的自传，书和盘都寄给了他们，阴差阳错最终都不知道有没有转载成。几年前你已经在和我们说把文献出书，捐献日记的事，可是我们都没有帮上忙，没有当成一件事去想办法做成。总是想，儿子上了大学，以后父母有事可以长期陪伴了。儿子今年暑假上了大学了，可是你已经永远地走了。
其实我应该能看出你在一天天老去。那时候还能到机场来给我送行，渐渐地就送到马路边，然后是单元的门口，今年三月底我离开的时候，你是站在家门口楼梯的最上一层。我说，七月份埃迪和我一起来看你。你说，那时我还在。
你兑现了诺言，一直等着他。这次你是躺在病床上，神志清醒，但是由于呼吸机的原因已经不能说话了，和他挥手告别的。
儿子今年一定要回来，也许他有预感。面对病床上的你，他哭了，后悔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望你们。他说以后每隔一年都要回来看望姥姥和奶奶。他还说，妈妈爸爸为了他们，只能用很少的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
在最后的日子里，你流泪了。你被捆绑在呼吸机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精神寄存在已经无力活动的身体里，你觉得无能为力的悲哀。其实你已经是一名战士。你用抗争不公平命运的坚韧，用一世清廉，用自尊，用自立让自己成为了一名战士。即使已经离开了我们，你还是一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战士。
我们觉得幸运和骄傲，有你这样的一位父亲。
想到你，我们也要让自己变成无论从身体还是经济上都永远不依赖子女的父母。想到你对亲属的关注，我们也将目光转向一些自己不熟悉人的需要，拿起了电话，代替你给老家的亲属打过去，让他们觉得你还在，你对他们的关心还在继续着。
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点，你上路了。在儿女已经长大，我们可以专心伺俸父母的时候，你走了。
北京的初秋，大风刮出了让人流泪的纯蓝，是和多少年以前一样的蓝。阳光也是熟悉的，和多少年前的阳光一样，闪耀的，晃动的。只是在这个秋天里，没有了你。
秋，变成了我们记奠父亲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