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梨唐人街雜錄 (31)
之所以有這樣的感慨，是這10多年涉足早期華人報紙的資料而有感。在注意早期華人報紙的消息外，還在不停地注意他們消息的來源，為什麼其編輯會有這樣的選擇？編輯的個人歷史和所在職務會有甚麼影響等等。
在這先說早期華人報紙資料的各種來源，然後略為介紹各報的主要編輯者的個人資料。
根據廣益華報1904年1月2日第3頁的“訪事有能”稱，當時雪梨英文報紙大的共有三家。摩寧希爐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為最老,於1842年開創；爹厘架刺Telegraph自稱報章最多出門（指在省內有多處分館辦理報紙），例如The Telegraph and Shoalhaven Advertiser（1881）﹑The Temora Telegraph Mining Advocate（1880）等；衣雲鳥Evening News下午售賣，於1869年創辦。他們的新聞來源是世界各地由海底電纜傳來，當時三家報館每週約需付費給世界性的通訊社400－500英鎊之間。而爹厘架刺Telegraph將新聞內容隨即轉傳到其他省份或鄰近國家，每週亦需超過500英鎊。洋人的法例是當報館將消息作為新聞發出之後被視為為大眾之業，都可以取用；這就是說只要報刊已經登載，均可以轉載而免費，也是後來凡轉載或複製都需要指明消息來源，否則作為抄襲的法律依據。早年華人報紙也是這樣從洋報抄錄而獲取免費資源，從而減輕經營成本。世界性通訊社同樣是這樣，他們派出記者駐世界各地，承擔這些費用；但當記者將新聞傳回通訊社，在由新聞社賣給需要的傳媒（有合約）。有需要新聞的傳媒則不必委派記者到世界各地而獲得第一時間的資料，省卻了費用，但需要說明資料來源，資料可以刪減，但不能委曲原意。派外的記者，無論薪水輕重，預先要求才能之人﹑誠信可嘉之輩，且專壹心而無別向，方可當職”， 因為世間“最大險者，則為訪事者悞事也。訪事悞事，攪亂世人之心，屈曲賢人，仇無可報，冤無可伸，大礙商務，有累世亂之危”（正因為此，後來有了誹謗罪，凡報刊有登沒有證據的文章且有損他人的，一旦經法庭認定則重罰的法律依據）。
當年的華人報紙多為4－6頁，近半是廣告，留下的版面不多，單是新聞就要兼顧世界﹑中國﹑廣東﹑紐省四方面，後來又加上社論﹑雜文﹑來稿之類的，多擴充成8版。各種新聞多的是，尤其是有政治立場的，那是選稿的事了；一旦對己方政治立場可能會產生衝突或不利，那就不說“因”只評“果”；或者借用他報之口，那就算被認為是錯，也是他人的。類似的事，各報常見。所以在當年華人報紙上尋求歷史的真相，需要互為對比，甚而要在英文報紙中求證，方能略為還完事實。
平心而論，在1895年到1915年間的澳洲中文報紙頗有看頭，包括澳洲本地及國內的新聞。清末朝野對改革的分歧﹑清政府對華僑的控制及反彈﹑華僑對康有為及孫中山的態度﹑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局勢等等，澳洲中文報紙對這些都有報導（在國內應幾乎是看不到的了）。因為這些報紙在當年均要送省圖書館存檔，故各報除特別例外多不敢赤膊上陣過份宣傳，尤其是有總領事館監察着；而總領事館則因這些報紙都是華僑所辦，又要有所依賴。
在查閱華人報紙時，世界性或紐省的新聞，各報是照抄照譯英文報紙，一般出入不大。而中國或廣東的，如政府方面則多是聖諭﹑各部委或地方政府之類的，常出現的是兩個政府或國內外言論的衝突；對所謂揭露真相之類，特別注意是是否片面之詞，尤以出現政見不同﹑時空不同的。當年華人因所受的消息來源不一樣，各持己見﹑大打出手，甚而非死即傷的報導偶有出現，這裡就不引述了。
下面是各報的情況及主要編輯個人不完整的整理資料，之所以不完整是依據當年華人報紙所刊及在互聯網的一些資料補充而成。
1．廣益華報 (1894 – 1923)
關於孫俊臣Sun Johnson前在本博客有介紹，請參閱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580/202207/19710.html。故不再錄。
2．東華報系 (1899 – 1936)
東華新報初開辦的主筆是中山人吳玉屏，八股文氣息較濃，於1900年2月14日乘船回華(東華新報1900年2月21日第2页“主筆旋華”) 。
在新主筆還未到時，由高要人伍萼樓在1900年至1901年曾代理東華新報主筆（東華報1902年11月15日第2页“答愛國報書”）。 東華新報破產後在複創東華報時因愛國報的鄭祿不允借用字粒，所以一段時間內的石印新聞由伍萼樓手繕寫(東華報1902年11月15日第2頁“答愛國報書”)。
第二任主筆是唐才質1901年12月到任（東華新報1902年1月1日第3页“喪事再詳”）， 1902年8月離任（愛國報1902年7月30日第2页“主筆回唐”）。
伍萼樓是在1897年到雪梨。保皇會成立之初便加入東華新報，1907年起任總編輯，歷經保皇會（1900-1907）﹑帝國憲政會(1907-1912) ﹑丙午國民黨(1912-1914) ﹑憲政黨(1914-19)到期間凡20年一直擔任東華報總編輯。直至1927年4月以“年逾古稀﹐志切歸國﹐兒孫輩復迭函摧其動程”而辭職，4月22日乘太平船返香港。
東華報系初創的起源，在博客中有關劉汝興中已經說過。東華新報在開始時政治傾向仍不強，隨即行文轉向通俗。自1899年底成為保皇黨機關報後，則以報導康有為梁啟超等文章及行蹤﹑以及朝廷消息的情況越來越密。
伍萼樓為康有為忠實門徒，從他執筆付康有為函件中便能看出（包括伍萼楼、梁创、冼俊豪、叶炳南、郑蕃昌、李官益、关濯波、黄在舆等）（“伍萼楼等致康有为”：1909年10月后手稿，上海博物馆收藏）。其中一段可知無論是保皇會或帝國憲政會期間的內情往往隱匿，一般及外埠的成員多不知情：
“又凡有本黨內弊之事，關於人心之渙散、名譽之玷辱者，敝同人未嘗宣佈各埠，以固團（結）。故黨內腐敗之情形，攻伐之弊竇，澳中各埠多有未知，人心尚未瓦（解）。惟墨西哥銀行成立已久，本息、年結均未開派，生意內容未悉如何，同志望想頗生疑。邇來各埠函詢現狀者層見叠出，敝同人以格于未達，莫能覆。此亦吾會利害之有關係處。敝埠同人前招華墨銀行股，系《東華報》司理陳聯科收款匯款，伊以失於節制，用去四十金。同人屢次催伊彙去紐約代辦，總局亦叠經函來催。伊因財用短絀，未能填還，遲遲至今弗克彙進，況又虧空本會換票會牌月捐及《東華報》各項公款，爲數甚。伊以無面見同志，竟于六月初九夜自服鴉片膏畢。《東華報》幾至倒盤，各同志極力籌劃，設法支。現在經費拮据，備極困難，所欠墨銀及《商報》、《時報》、《國事報》之款，仍須延緩，乃可填。此雖敝埠一隅之事，然一發被牽，全身皆動，其關係自是不。然不若振華公司歐、葉、劉諸人之蹂躪尤足摧敗大局。伏望先生堅持初志，勿灰壯心，整頓會事，維繫衆志，以觀憲政之成立，是爲至”。
單就這一段而言，如何審視和引用東華報系的言論，足費後來研究者的心思了，要分辨其真實的份量是多少，有多少屬“欺上瞞下”，甚而是無中生有的，都需要結合當年的國內及康（有為）黨的相應行為，否則與歷史真相差遠了。
多說一句，國內在近百年的歷史研究中，同質化現象越演越烈，學者間互為引用，幾無新意；也不能完全怪他們，能不為“五斗米折腰”太難了，況且不僅僅是生存的空間沒有了，也不僅僅是禍及子孫，幾到了無所不及的地步，看看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就知道了（我的數位老師恐怕連胡風到底發表了甚麼言論惹怒了當上，只說了幾句附和，當了數十年右派；當然也得挖根，賬算到副校長頭上，他一直到病逝前仍在農場掛著“死不悔改”的銜頭。
東華報系最大的特點是期期都是孔子紀﹑年年年都慶祝孔誕，滿清退位前則逢皇帝生日恭祝如儀。辛亥革命之後，保皇黨因康有為內斗不斷，基本上沒有太多輿論價值。梁启超則埋頭研究歷史，從中尋求參政的可能性，結果就是後來的憲政派。同時也發明了個新名詞，即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中華民族”（1902年），以此鼓吹民族精神。200年過去了，“中華民族”原有的概念也完全變了味。始作俑者是孫中山，他主張 “將中國所有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時至今日，江山依舊在，還有多少屬華夏的文化傳統？可供陶醉的大抵是詩詞歌賦及老祖宗埋在地下的寶藏。
3. 愛國報 （1902 - 1905）
愛國報是鄭祿個人仿廣益華報而辦的報紙，張秋生給鄭祿的評價是“思想激進，主張變革和推翻清政權”是過譽了（“歷史與時代視角下的澳大利亞華人報刊考察”，八桂僑刊，2018年12月第4期）。從鄭祿的個人歷史中看，愛國報只不過是他尋求生存空間的一個工具。當然，愛國報是墨爾畔第一份中文報紙，由於墨爾畔商人多接受共和思想及洪門的關係，是故樂於有一個輿論空間。
鄭祿何時到紐西蘭不清楚，但未到雪梨前曾在紐西蘭代政府抄人口登記及傳譯，屢受華人侮辱(愛國報1902年7月9日第2頁“孔像被撤”) 。何時到雪梨也沒有資料可證。
雪梨保皇黨成立之初（時鄭祿與伍萼樓俱在東華新報），鄭祿認股50份任協理，而伍萼樓認股15份任值理（職位低一級）；但伍萼樓在東華新報是暫代主筆，鄭祿可能是覆審版面之類的。大概鄭祿自認與伍萼樓平起而要求增加人工，求之不得則辭工不干。1902年鄭祿創辦愛國報，東華新報不肯代賣告白，又不肯代印序文，結下樑子；後來東華報復創時，欲借愛國報字粒印報，鄭祿又欲兩家合做，而事皆不成(東華報1902年11月15日第2頁“答愛國報書”) 。
鄭祿原試圖在雪梨辦報，卻得不到支持；而當時墨爾畔卻沒有一份華人報紙，所以當鄭祿到墨爾畔時在岡州會館尋求借貸時得黃世彥支持，而由商人出資借與鄭祿辦報。鄭祿個人獨力支撐了三年，搬舖5次，筋疲力盡，且還貸艱難，卒在1904年登報頂讓，最終在1905年1月轉給阮健齌（改名警東新報）。
愛國報以轉載“中國日報”和“中國新報”為主，並連載了鄒容的“革命軍”。 鄭祿於出售愛國報後，為了還貸而常將遊記之類的以“愛國客鄭祿”之名投稿雪梨的東華報。
鄭祿當然希望有光環，但更注重的是個人利益。
4．警東新報 (1905 – 1914)
警東新報在1905年2月11日發行第1份報紙（共5頁），最初沒有主筆，由幾個股東輪流執筆，未幾即以“孫逸仙革命風潮” 連續刊載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
1907年底，黃來旺增資入股成為份額最大的股東。
1908年3月，主筆劉月池乘衣士頓船抵達墨爾畔(警東新報1908年3月28日第10頁“特別告白”) ，之後警東新報的社論則是他以“滌寰”為筆名發表的（之前的社論是沒有署名的）。
1909年春節前後，警東新報部份股東回國，故在3月份登報招頂，但在廣告中隱然可見內部亂套了，之所以這樣推測，是其鉛字粒排版明顯不對，也就是說需要增資補購。股東意見不一，有心續辦的卻不能承接，只好招頂；或許是尋求新股東加入的一種策略。
1914年6月劉月池籍旅遊美國為名，實斷絕了與警東新報的聯繫（警東新報1914年10月3日第11頁“本報緊要啟示二”），據其他資料顯示劉月池後來是定居美國了。從時序看，劉月池應是清楚警東新報再難繼續辦下去，急流勇退且明哲保身。劉月池出走後是黃右公代主編職到停刊。
警東新報的經濟困難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版面編排及印刷上無法與同時在墨爾畔發行的廣益華報及東華報相比（見下兩圖），故而能發行的僅在1000份左右；另一方面是訂閱華人拖欠報費極為嚴重，這一點無論各中文報紙情況一樣。警東新報到1914年12月26日出版到最後一期仍在催收報費（第2頁及第11頁），然後在毫無預警之下停刊。
6. 平報 (1917)
警東新報停刊後，墨爾畔沒有了中文報紙。1917年6月，黃樹平嘗試集資開辦，並自任編輯。大概無法引進大量廣告及印刷粗糙，僅辦了兩期就停刊了。
5．民國報 (1914 _1937)
民國報發起人中沒有保皇黨人，以國民黨﹑致公堂﹑教會及一些華商合股而成。民國報自初創起的賬目由郭標管理，直到他離開雪梨赴上海時為止。
由於發起人中並沒有辦報的經驗，故匆忙中在廣州聘請趙國俊和伍洪培（1914年聘添在廣州培正培道兩校執教且在廣州星期報撰述的伍洪培（民國報1914年底月18日第7頁“本報歡迎會之熱鬧觀”）。按歡迎的規格，疑伍洪培為墨爾畔“新民啟智會”（創建於1904年，1910年改名“少年中國會”）創建人之一伍洪南的兄弟。趙國俊和伍洪培均是兩廣優級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畢業，亦同在兩廣培正學校任教，來澳是由教會的周容威及張桌雄擔綱推介。
趙國俊在民國報第1期的“民國報發刊辭”（1914年2月21日）中署名，換言之應在1914年元旦前後到達雪梨。兩人到雪梨任主筆及編輯。由於兩人均是以教師身份申請而來，但來澳後從事的與教師身份是兼職，加上在報上鼓吹孫中山思想和抨擊北京政府，最終由時任總領事黃榮良向澳洲政府施壓，兩人不得不先後離境。
伍洪培在1915年6月1日離境（“本報記者伍君洪培離境之餞別紀盛”：民國報1915年6月5日第6頁），後轉往日本東京神田區（“代郵”：民國報1916年4月1日第6頁）。趙國俊則由周容威推荐於7月29日前往紐西蘭教會（“趙國俊啟事”： 民國報1915年7月31日第2頁），後來在紐西蘭傳道4年，於1919年回國（民國報1919年10月18日第6页“餞別趙國俊先生”）。
趙﹑伍兩人離開後，民國報一度以“勁”的筆名為主筆，無法查證出於何人手筆。
1916年8月李襄伯接掌總編輯一職，聲稱“本報鼓吹共和，言論正大；並聘有國內外訪員特別通訊，消息靈通”（ 民國報1916年8月5日第1页“本報啟事”）。
這裡要說說國民黨的情況了。成立於1911年的少年中國會在1914年10月改組為國民黨澳洲支部。雪梨支部在1916年選舉時正部長是郭迺生，李襄伯是中文書記，但早期少年中國會只餘下余榮任正理財，余命章任正議長。反而後來活躍的黃來旺擔任的是英文書記（民國報1916年4月22日第6页“本中國國民黨澳洲雪梨支部職員一覽表”）。 李襄伯以國民黨中文書記身份入主民國報是租用性質（民國報1920年12月4日第7页“舊民國報啟事”）。
1919年7月李襄伯聲言遠遊，卻沒有說明原因（民國報1919年7月26日第2页“李襄伯與僑胞告別書”）， 盡管李襄伯遠遊，而民國報中的總編輯一直到1922年11月仍然是用他的名義掛著。這是因為墨爾畔的黃右公在1919年6月到雪梨民國報任職編輯（民國報1919年6月21日第6页“餞別紀盛”）。黃右公在民國報的時間並不長，甚而是身兼“報務﹑教務﹑黨務”三職於一身而“心力交瘁”，於是乎“認定非基督教不能救我國家”，遂受外國傳道會在1920年11月委派往各生傳道（“黃右公致國民黨同志及基督會兄姊書”：民國報1920年11月13日第6页）。黃右公離職還有其他的原因，事緣191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為日本所代替，但中國屬戰勝國，整個國內輿論皆認為這些租借地應歸還中國，澳洲華僑甚而組織華僑救亡會抵制日本。民國報與日本郵船公司簽有廣告合約而不能撤稿，黃右公時為主筆，故引來民國報與東華報間的筆戰，黃右公個人亦受到人身攻擊，而黃右公則在4個月間連發20文章直指東華報為“保皇妖報”。黃右公在1922年1月回歸國民黨任懇親大會籌備處處長。
李襄伯遠遊似乎與他在中澳輪船公司的選舉中落選有關連。李襄伯在1919年8月29日乘衣士頓Eastern船先後到橫濱﹑上海﹑杭州﹑廣州，並寫有數篇遊記付回民國報發表，這些遊記非常寫實，是值得看的。
當李襄伯回到雪梨後，民國報股東以“經濟不敷，撐持無力”，250英鎊的價格將所有辦報工具售與李襄伯續辦（民國報1920年12月4日第7页“舊民國報啟事”）。隨後李襄伯與楊樹福共同合辦，直到1925年兩人產生意見，李襄伯將名下股份全部讓與楊樹福，退出民國報（民國報1925年6月27日第6页“本報緊要啟事”）。
民國報最初股權成份以義興及教會為主，後來股權幾經變化，但無論是經營者或主筆的觀念基本上是傾向共和，故國民黨希望將該報成為自己的宣傳工具，在政見接近時當然是可以合作的，問題出在孫中山身上。辛亥革命成功後，國內各派均指望孫中山能有巨款攜回，不料期望落空，孫中山也就難以聚眾；海外一直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孫中山，本以為孫中山回國後能實施承諾，卻成為泡影，到後來反目（在澳洲也由此使國民黨與洪門漸行漸遠）。孫中山不得已的情況下求助於日本，且分化袁世凱向日本借款的計劃；孫中山又向當時新成立的蘇聯求助，蘇聯是求之不得（共產黨在蘇聯扶持下成立，人少勢弱）。孫中山早在1918年致電列寧，到1921年會晤馬林，1923年與越飛確立“聯俄”政策，1924年受蘇聯款項及其軍官助辦黃埔軍校，並宣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這一系列舉動在黨內造成分裂，澳洲國民黨在這段時間也越來越“左”，甚至與致公堂決裂。民國報則在1921年因此而停刊兩個月。在澳洲國民黨方面，1919年先在墨爾畔辦“民報”為黨報，再在1922年遷到雪梨。
民國報的成立，改變了唐人街在岩石區的格局，因為自1900年後妗布街及沙厘希一帶已逐漸成為華商餐館工廠的聚集地，民國報將義興及教會把華商聚結起來，同時給後來的國民黨留下發展的空間。是故無論是華僑及澳洲的輿論均聚焦在這一地區。當然，康梁的憲政會及華商會社並不甘失勢，利用清末的華僑政策迅速將鳥修威華商會社在國內登記成為紐省唯一一個商團。
7．民報 (1919 – 1922)
1919年由國民黨黨部在墨爾畔開辦作為黨報，歐陽南（雪梨商人，國民黨員，1928年時曾任雪梨黨部委員）為經理，黃右公為編輯。奇怪的是這兩人在國民黨墨爾畔分部的職員表中卻不是職員（“民國八年中國國民黨澳洲美利濱分部職員表”：民國報1919年6月21日第6頁），同時也不是雪梨支部職員。
民報在墨爾畔最後一期是1922年7月22日，是在毫無征兆下停刊的。同年9月東華報報導民報遷到雪梨開辦“民報出版之慶會”：民國報1922年9月2日第7頁）。據張秋生稱民報遷到雪梨後“主編屢有更換，一直維持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停刊（“歷史與時代視角下的澳大利亞華人報刊考察”：八桂僑刊，2018年12月第4期）。
8．公報 (1921 - ? )
辛亥革命後，洪門（致公堂）與國民黨漸行漸遠。致公堂大約在於20年在堂內招股辦報，後訂購鉛字粒及聘請主筆湯龍驥到雪梨後，終在1921年8月25日正式出版，定名為“公報”（“公報開幕之盛況”： 東華報1921年8月27日第7頁），日期早於國民黨的民報。
湯龍驥 (1882 – 1960)，香山隆都人，字澤元，號展云。清未（1903年）舉人，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堂，曾在1913年到1915年任香山縣中學校長。到雪梨任職時為39歲。回國後曾任廣東國民大學教授。
湯龍驥回國後，初暫由趙仲光代主筆，直到湯龍驥推薦的凌英到任。
凌英 （1891 -？）番禺人，字叔安。初在廣東高等學堂肄業，後再到北京大學就讀兩年；畢業口投考知縣，被分派直隸省；後到財政部鹽務署工作多年（“公報新主筆抵埠”：東華報1926年7月17日第7頁）。
湯龍驥在雪梨期間，曾涉及孫中山與陳炯明反目一案而被廣東省署通緝。孫中山與陳炯明反目一事，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在史料宣傳上與事實相距甚遠，閱者可自行查證。廣東省署通緝的理由據澳洲國民黨員數人舉報湯龍驥是詆譭孫中山及任陳炯明委任的駐澳籌款專員，破壞共和﹑反對護法等等（“廣東省署通緝澳洲公報主筆之原因”：東華報1924年6月21日第3頁）。隨後公報對此事提出反駁及質疑。好玩的是，後來在被提及舉報人之一的趙珊達登報聲明有人冒其名控告，對此“概不負責” （“趙珊達啟事”：東華報1924年10月18日第8頁）。
9．雪梨商報（1931 – 1934）
李襄伯在1900年（光緒廿六年）到澳洲，初抵湯士威爐，數年後到雪梨（民國報1919年7月26日第2页“李襄伯與僑胞告別書”）。 李襄伯到澳洲的時間另有一說是1898年。
1925年李襄伯離開民國報後，在1930年籌備雪梨商報，並於1931年1月15日以月刊式創刊。從李襄伯在澳洲的歷年來表現看，他是個熱心及鼓吹商業救國的人物，故雪梨商報也是在推動中澳商貿方面為主，行銷東南亞﹑香港﹑廣州及上海。前後出版40期，在1934年4月底停刊。
雪梨商報在李焯然梁紹傑合著的“趙令揚教授上庠講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偶見其貌，內容不好評說。
小結：
回顧澳洲華人報紙的歷史，從最早的廣益華報是因孫俊臣個人的生存空間出發但實際上華人也有相應的需求而辦，到後來的商辦﹑團體辦﹑黨辦﹑個人辦的近10份，並不如張秋生所說“這些華人報紙，在‘白澳政策’環境下大多由於種種困難，維持時間很短，便告停刊”（ “歷史與時代視角下的澳大利亞華人報刊考察”，八桂僑刊，2018年12月第4期）。大多報紙是自身的經濟出現危機而停刊，尤以拖欠報費為首（幾乎各報都常有追討的廣告，甚而連成本賬都直接公開），將賬算到“白澳政策”並不公平。
1935年後，公開的華人報紙絕跡（民報及公報除外）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新聞管制法，與報紙的經濟狀況無關；即使華人數量減少，而需求仍在，假如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3份以上的華人報紙是有生存空間的，這只能說的“假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