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国被破时，跳汨罗江殉国，为今天的端午节平添了不少浪漫；这对屈家后代却像个魔咒预言：2000多年后，我的外公屈薰然，虽不反对新朝、却为新朝所不容，受尽羞辱，被困碉楼时，一跃而下终此一生。我想起这事就心惊肉跳。最近看到一些学者的文字，说从古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是当官，不但能有长期俸禄，还能影响皇帝决策。这真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皇帝宁可依赖沒有後代的宦官，这些人为家族谋利的动机更小。所以皇權下的官員，不必沾沾自喜，他们不过是智能型工具，没用的时候就会被丢弃或者毁掉。西方的知识分子多自己養活自己，活得清贫，无法参政，説話却可以略為“放肆”，至少能保住性命。
当西北方的红潮侵入到东方，更凶险的暴风骤雨横扫大地，连田园隐居者也难逃劫数。外公谨记先祖教训，远离朝廷政治，却不晓得现代底层的暴力族群，更加兽性十足，文人之命不如蝼蚁。外公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飘零丧命了。最可悲的是，红色风暴的队伍中还有着自己的儿女……。
表弟写的一篇家族史随笔，文字比我更好，又有照片为证，所以附在这里，算是对祖辈和对那个年代的追忆和“控诉”。下面是他的文字：
疾风暴雨中凋零
外公死于1950年代初；死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农村土改的疾风暴雨中（注 1）。
那是1951年的秋天……。我无法体会这位受过高等教育，到了晚年仍然保留每日阅读京沪报纸的乡村绅士彼时的心境，他站在秋雨绵绵的乡间，有来自内心的呼喊吗？昔日那些环绕于膝的儿女们呢，此时在哪里？
这是川南无数个秋天中的一个。我走遍许多地方，听过许多歌唱秋色之美的民谣：青海花儿、内蒙的长调、陕北信天游、河南小曲，然而我从没有听过四川关于秋天的咏叹调。
川南的深秋是压抑的，灰蒙蒙的天气，连绵的细雨，使得房门外的乡间土路总是充满泥泞。大宅旁那些高大的树，失去了阳光，在秋风里被吹落了满地肃杀的黄叶。曾经是路边不知名的野花，哆嗦着，等待在冬天到来前凋零。
此时的外公，会想起北京白云高远，天蓝如洗的秋日吗？（注：外公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和教书）
地主或文人？
多年后我细心研究过土改的历史：从早年红色文人写就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退出；又从九十年代披露的最新资料中，看到更多描述那段历史的文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作家余华写了一篇《活着》（另有方方后来写的《软埋》）。《活着》后来被拍成一部电影，在国外拿下无数大奖。
片子说的是：在1949年之前,因一次房屋契约的转换，让原来的破落地主成为赤贫者，买下老宅的手艺人变成了等待被革命清算的地主。这就再一次佐证了所谓“天翻地复慷而康”的历史演进，是由一群小人物的惨烈命运为代价的。即使在当年胡绳编的红色史论中，也吞吞吐吐地承认：地主阶级是有可能转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过这一点。国民党去台湾后，实行了土地赎买政策，让台湾的土地持有者，整体转换为“民族资产阶级”；史称“和平土改”。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外公便有过数次转换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者的机会。彼时外公已经在重庆经商，与人合伙买了一条轮船。可惜首次航行，就在重庆江津触礁，他自认没有经商天份，从此放弃经商的念头。后又与北大同学刘航琛与何北衡合作办金融，亦缺乏企业家百折不挠的坚持精神（坚持下来的何北衡，成为四川西南实业协会总干事，解放后为中共团结统战对象）。
精通梵文
以今日观，外公本质上是个文人，既然不能达兼天下，他就退居独善其身。
当年经商失败的外公，重回清江场，诵经念佛，做一名隐士，也符合中国士大夫理想。对了，外公精通梵文，被特聘为成都西陲研究院研究员。 他在成都时，常与康巴藏区的高僧喇嘛一起读经念佛。直到晚年，五姨妈总还回忆说，小时候常见父亲与甘孜来的喇嘛一道，在家中谈经论道。（我们还有一位堂房舅舅，七岁时突然失踪七天，后来家人在寺院中找到他，原来他去寺院和僧人们谈经论道）。
梵文，是印度语系中的精英语言。百度统计直到2001年世界上掌握梵文的才几千人。退去一个多甲子的1940年代。中国掌握梵文的人应该极少。四川大概就几人。我能懂得通晓梵文在学术界的稀缺性，源于两事，一是我大学同学，他五叔通晓梵文。八十年代是四川民委系统唯一的梵文权威；二是北大教授季羡林，也就因为通晓梵文，在九十年代被国内热捧为国学大师。
注1：外公屈薰然和家族往事，参考“云聊系列”另外几篇《生死碉楼-上、下》、《心红根不正的前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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