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18年，纽约和费城的爱尔兰人社团就向美国国会请愿，希望在西部获得一块土地，来安置需要救济的爱尔兰人。这听起来似乎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政治请求。但是，国会却无情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理由是，如果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都要建立自己的聚居地，就有可能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
可见，那个时候的美国国会就意识到，应该塑造具有同质性的美利坚民族，而不是鼓励不同移民群体保持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排华法案的底层逻辑也根植于此。）
实际上，人口结构就是选民结构，就是政治力量的结构，就是政治分歧的结构。只要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就一定会带来新的政治后果。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生前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题目是《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他干脆认为，美国精神的核心是盎格鲁—新教传统。当美国社会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大幅提高以后，这种传统就可能会弱化，甚至会导致美国的衰落。
当下，面对人口结构的多元化，西方国家最大的政策争论发生在政治同化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历史上，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政治同化方面，古早做得非常成功。如今却日渐式微。
美国各族裔都在经历政治觉醒，都在努力利用规则争抢有限的政治资源。然而，粥少僧多，地主家余量其实也不多……烽烟四起的选举季，有人在突围，就有人被猎杀，只是现场不见血。
从分歧与冲突的视角看，人类不会进入一种永久和谐的状态。政治本身的一个功能，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很多时候，分歧未必是坏事。应对政治分歧的解决方案，蕴藏着政治进化的力量。对于华裔而言，你能否在这一进化中增添一些中式智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