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燕的北京之行取得了预期效果。她前脚刚去杭州,大姐后脚就给我来了一封信,劝我与婉如中断关系。我看后哑然,没想到文燕对我有这么深的芥蒂!再一想又释然,因为半年前我和婉如已经不来往了。婉如结婚十二年,用她自己的话说,日子过得“平淡而正常”。她很少提及自己的丈夫老丁,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几分闲适,让我觉得他俩感情还可以——直到1966年8月,她突然写信告诉我:老丁未征得她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件全部烧掉了,并且禁止她再与我来往。为此她大哭一场。
我心里感到很不安:我愿意与她保持联系,但决不愿因此而破坏她的家庭。我平常写信十分小心,尽可以海阔天空,唯不涉儿女情长。如今她丈夫倏忽变脸,正不知所为何事?我们的通信一向对他公开,这是当初婉如和他达成的协议。或许他从我的信件中嗅出了某种危险?尽管我与婉如谈的大都是文学话题,但难免会牵扯一些政治观点,照着江青《纪要》的标准,还是能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的——阙道隆不已经给我戴了一顶“批判现实主义”的小帽吗?
运动初期,全国各地的官办文革都是按“反右”套路来搞的,我这个“中右分子”的前途自不被老丁看好。婉如与我继续交往,也许会增加他的风险。他在单位是个不大不小的官,扯到“当权派”里并非没可能,需要格外小心。婉如出身不好,对老丁而言已经属于政治负资产。倘若我的信件被查抄,会给他平添一层麻烦。但他要处理我的信件,怎么也该跟婉如打声招呼,干嘛搞得这么决绝,伤她的心?看来还是对我俩的关系早就不满,以前不过隐忍而已,如今则到了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地步。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婉如:我俩最好不要通信了;况且我很可能下放生产队,至少近期别给我写信,等我有了新地址再说。从那以后,我俩的联系就中断了,因此大姐这封信属于马后炮。
我跟婉如的旧情早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如今彻底了结,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我都没想到能与婉如再保持十二年的往来,所以还得感谢老丁宽洪大量。但这终究是一件令人惆怅的事,我没有主动告诉文燕。文燕之前表现的挺大度,干嘛她无病我呻吟?
文燕从杭州回来后,我俩久别胜新婚,过了一周美满幸福的生活。待到休息日,我跟几位农工结伴进山采集榛果,忙了一整天,傍晚才满载而归。兴致勃勃地进屋,满以为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却见文燕侧卧在炕,脸冲着墙,背对着我。我以为她生病了,问候一声,她并不答话。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对,放下麻袋,去灶头揭开锅盖,里面空空如也。
我坐在炕沿,俯身问她怎么了,她依旧不答。我伸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猛地抖了一下,仿佛要抖掉一只树上落下来的“吊死鬼”,厉声叫道:“别碰我!”我吓了一大跳,恍若走错房门,摸了别家的女人。结婚以来,文燕一直温婉如水,从没和我红过一次脸。如今我才领教到她的生冷,真不知如何应对。我跟女人打交道的经验有限,记忆中从没出现这种场面。似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犯过类似毛病,但贾宝玉是如何化解的,已无印象。
我心中委屈,腹内饥鸣,一时间不知先顾精神还是先顾肉体。茫然站起身来,扫了一眼桌面,却发现上面散落着几封信,再仔细一看,都是婉如来的,当下大悟!这些信原本都搁在抽屉里,前一阵我还想着应该在文燕回来之前把它们收进书箱。只是略微怠惰了一下,便招致这么大的麻烦,真是追悔莫及!
当下耐住性子,对着文燕的背影解释:在收到大姐来信之前,我与婉如已经停止通信。这些都是以前的,有邮戳为证。关键在于,里面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把它们放在不加锁的抽屉里,本身就表明君子坦荡荡。如今再不来往,所以更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此,云云。
我有理有据地陈述了半个小时,文燕也没转过身来。最后我实在没词了,就问她想怎么办。她终于回了一句:“你看着办!”我看着这些信,努力揣测她的想法:“要不……我把它们都烧掉?”她不吭声。我想是默认了,便把婉如的来信都找出来,大约有七八十封,全堆在地上,准备塞进炉膛。没想到文燕炸尸似的忽然坐起来,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说:“你别在家里烧,我讨厌这股味!要烧到外边烧去!”
这下给我出了难题。外边虽然大,却不好找焚烧场地。在自家后院里干,容易被人认为是销毁罪证——对于我这样的“问题人物”,简直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移风易俗,就算家里死人都不会烧纸。队里间或会烧秸杆,那也有指定的地方。随便放火可不行,烧进山里还得了?
想来想去,只能采取冷处理。我把这些信撕碎后装进口袋,先撂到柴棚里,让文燕眼不见为净,然后分批扔进外面的公共厕所。由于碎纸太多,我又不想惹人注意,所以扔了一个礼拜才扔完。
婉如一生给我的文字,前次被我在鸭绿江边付之一炬,此次被我直接投入屎尿,堪称所托非人。】
20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