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忠实信徒

中国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忠实信徒

《文革》中批走资派。《改开》之后完完全全彻彻实实用社会实践被证实了。走资派邓小平的机会主义两面派手法得逞了。也是对于信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者。中国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忠实信徒，不但在中国国内大搞孔孟之道，还要将孔孟之道散布到世界各地，似乎要将孔孟之道驯化全世界的人。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孔子学校“布下了不少。

毛主席在《文革》中反复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全党全国人民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研究和掌握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对于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十分有益。

走资派搞修正主义，总是要抛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任何政党，任何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纲领，它“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集中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政党所执行的路线，“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9页）。

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要抛出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相对抗。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自一包”等等，到林彪提出“克己复礼”和炮制《“571工程”纪要》，到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并授意炮制《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尽管不同的时期，说法有所不同，花样也可以“翻新”，但其纲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实质，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他们的纲领所表述的基本观点，都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纲领所规定的政治任务，都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党内走资派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而且指导着他们的复辟行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都聚集到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之下，一个个跳了出来，“拚老命”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就是证明。阶级斗争的事实说明，哪里贯彻执行“三项指示为纲”最“坚决”，那里的翻案妖风就刮得最凶；那里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受到压制和迫害；那里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全面整顿”掉的严重局面。因此，我们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一定要抓住他们纲领性的东西、抓住他们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充分揭露其极右实质，更好地识别他们，战胜他们。

中国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类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都是不读书，不懂马列，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的忠实信徒。叛徒、卖国贼林彪曾说，儒家的《四书》是“中国政治思想的蓝本”，这当然是胡说。但是只要在“中国”二字后面加上“历代反动派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走资派”几个字，这句话就比较确切了。在走资派那里，孔孟复辟之道，新老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兼收并蓄、融为一体的。

孔孟之道是他们的重要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他们的重要理论基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把儒家的“忠恕”、“仁义”、“中庸之道”等同新老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揉合在一起，作为腐蚀革命队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走资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搞的却是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搞的是孔老二式的“克己复礼”，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走资派要搞复辟倒退，他们的思想路线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不可能懂得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可以任意摆布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必然根本否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真理。他们把儒家的“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实用主义的“有用的便是真理”，乃至马赫主义的唯我主义等等，奉为至宝。他们的思想路线适应着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两个机会主义头子艰巨得多。在当前批邓的斗争中，我们要把批判邓小平同批判中外机会主义头子的言行结合起来，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把邓小平反

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

走资派总是要搞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走资派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他们就象列宁所说的，“总是最恶毒的分裂分子”（《工人的统一和选举》，《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8页）。他们从上到下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既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又是欺骗群众，保护自己，妄图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党的一贯政策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以实行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坏人的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们则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党的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走资派要复辟，必然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织搞修正主义的队伍，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一重新工作，就提出“首先抓班子”，到处攻击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叫嚷关键是要“整顿领导班子”。邓小平的这种“整法”，就是要从上到下组织一支敢于复辟，顽固坚持搞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不管老的、中的、青的，凡是右的他都要“依靠”，甚至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都要“搞下去”。他选择任用干部，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实际上是要引诱干部跟他搞修正主义，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就是企图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队伍。

走资派都是搞阴谋诡计的。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党内走资派，都是反革命两面派，都是玩弄阴谋诡计的专家。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邓小平矢口否认自己是两面派，硬说他搞修正主义“是光明正大的”。这既说明他虚伪，也说明他顽固。他因袭一切反动派“以屈求伸”的“韬晦之计”，抛出假检讨，赌咒发誓要“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一重新工作，就翻脸不认帐，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强加在党和人民头上，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到处煽动别人写诬告信，并授意捉刀代笔，上书言事，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造谣言放暗箭，恶毒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妄图分裂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但却高叫“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厉害，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如此等等，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邓小平就象马克思所痛斥的野心家巴枯宁一样，“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邓小平这类走资派玩弄两面派手法，对革命的危害很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些人的手法也不断翻新，伪装越来越巧妙，因而有更大的欺骗性。现在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是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干扰批邓的大方向，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走资派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拚命争夺舆论阵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走资派搞复辟总是要与无产阶级拚命争夺舆论阵地。他们或亲自出马，或指示其追随者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妄图首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首先打出这个“拳头”，以反革命舆论作为反革命暴力的前奏。邓小平除了伙同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采用到处讲演，大肆放毒和拟提纲，筹办刊物等手段外，最恶毒的是用谣言来作为翻案复辟的武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从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弥天大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手段和目的的卑鄙，进一步看清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腐朽性和疯狂性。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十分重视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好革命舆论的工作，用革命舆论压倒并战胜反革命舆论，使人人都知道走资派，使走资派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走资派总是要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走资派，有它深厚的阶级根源和经济基础。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此同时，旧的资产阶级、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到处都有。这一切就是走资派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走资派，特别是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总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为他们自己，为新旧资产阶级谋取很大的利益。他们在不改换社会主义名称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蜕变为走资派实际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欺压工人、农民，欺压学生，欺压小官，把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雇佣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以暴发户的贪婪性，通过某些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侵吞工农群众的劳动成果。总之，他们是一伙“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但是，广大工人、农民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要求继续革命，不断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引起走资派的刻骨仇恨和拚命反抗。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疯狂地仇视和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就因为那些新生事物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以后，邓小平气急败坏地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实质上是用唯生产力论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甚至授意一些人在翻译上做文章，妄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充分暴露邓小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也表明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中了走资派的要害。列宁指出，对于产生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求消灭它，“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我们深信，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基础必然最终要被完全摧毁。这是无论走资派怎样跳，也无法阻挡的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