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把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从此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建党节》就确定了。在这个庄严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人最缅怀的是主要缔造者——毛主席。
建党伊始，它并不伟大，许多人都没有看好它，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来开会，参加过一大的13名代表中，叛党变成“反革命”有三人，两人还成为汉奸;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后来“迷途知返”有两人;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有两人;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坚持革命斗争直至新中国诞生的仅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是毛主席忍辱负重始志不渝坚持斗争，用自己的文韬武略伟大思想伟大实践伟大精神，一手把这个“不成气候的小孩子”拉扯长大培养成人的……因此可以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其作用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比肩。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代表，其贡献无人能及。自踏上红船的那一刻开始，他穷尽毕生心血，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始终把握着大船的方向，最终成为最伟大的舵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毛主席的思想、谋略、智慧和著作在与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一次是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篡党夺权掌控了国民党大取，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清剿屠杀，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对形势判断严重失误，特别是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错误，使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腥杀害。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彻底切割，独立地开辟了革命的人间正道。
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之间的“军阀混战”，打了一些胜仗，致使中国共产党内有了骄傲的情绪，结果犯了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使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损失。
第三次是1931年。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授权于24岁的小弟博古便于遥控指挥，博古又无条件地听从苏联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断言“山沟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毛主席是“游击主义”，是“保守主义”，并撤销了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的职务，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到自建军以来最惨痛的损失，人数由30万人锐减到不足8万人，于1934被迫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湘江血战”又使人数再减一半，最终胜利到达延安的只有八千余人。如此惨重的代价使党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没有毛主席，不光革命进行不下去了，甚至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血的教训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只有毛主席的领导，革命才能勇往直前。这次的错误是最为严重的，使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中华苏维埃也被葬送了，要不是遵议会议重新把毛主席推上决策者的位置，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差点熄灭了。
第四次是1938年。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猛涨，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人士又犯了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他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在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领导，闹宗派主义，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他不要党的独立性，要全面依附于国民党。毛主席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写出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拨开迷雾，让党员和军队及全国人民清醒认识到战争的持久性和胜利的必然性，并最终用高超的军事智慧和惊人的战争谋略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如果没有毛主席，能有曾经扬眉吐气的新中国么?
没有毛主席，革命力量可能会全军覆没。
没有毛主席，革命想取得胜利难于上青天。
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
因此，有人把中国近现代史归结为两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
毛主席是中国社会通，他能把握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在危机时刻做出最准确的判断，给出最正确的解决方略，这才是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甚至是超越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业巳证明，毛主席是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毛主席不仅带领中国人民打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在治理国家上更是行家里手，他为中国人民永远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洗刷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倍受外国侵略者支配和摆布的屈辱史，消灭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存在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为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辟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天地。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主席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
昔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手下的谋臣武将，都立了不少军功，威望也不小，正所谓功高震主，在外患平定后，他要干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威胁一一清除。李世民吸取了刘邦的教训，善于用人，跟他打天下的那帮人仍受到重用，开创了贞观之治。赵匡胤黄袍加身后，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使高级将领“杯酒释兵权”，大赐赏金，任由他们挥霍淫逸。
毛主席上马打天下，下马文治国，真正是武安邦、文治国。在毛主席看来，一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治吏。他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因此，在那片新天地里，作奸犯科、贪污腐化之徒是少之又少的。一是有人民监督，二是没有犯罪的土壤，也不敢胡作非为。
毛主席坐在“龙庭”之上，却不屑于当“皇帝”;他攥着“皇帝”的权力，却甘愿穿着打补丁的衣裳;他一言九鼎，却没有为任何亲族谋一份职、取一分利;他身居九重，却义重如山，始终忘不了跟着他出生入死、血染疆场的工农弟兄;他把信仰高高举起，把人民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那些跟他曾经一起战斗的同道者，有一些人思想停滞不前，要享受生活，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还有一些人反水了，忘了初心，更有一些人为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为了实现烈士的理想，毛主席甚至不惜与他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决裂，即使再孤独、再悲怆，也要坚持继续革命。
在南湖的红船上，他是舵手，也是船员;
在长征的大队中，他是统帅，也是士兵;
在中国共产党的名册上，他是领袖，也是党员;
在中国人民的心底，他永远是老百姓最贴心的人儿!
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日里，更加怀念亲人毛主席。
历史证明且不断证明：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前进，就是胜利;背离毛泽东思想就是曲折，就是失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万岁!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困难之大
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困难程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社会主义要防止和平演变，实在是太困难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巩固政权要比夺取政权更难。它的困难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用简单的数字是难以形容的。
肥沃的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几千年的土壤，加之自私自利人皆有之，在私利的引诱下极易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根除干净。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列宁在《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中更是形象地告诉我们：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毛主席在他的晚年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由于社会主义还普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按列宁说的是属于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土壤相当肥沃，能不断地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给资本主义复辟积蓄力量，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是一个还不成熟的、非常脆弱的婴儿式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崭新的新生的婴儿式的社会形态，是前人从未干过的极其光辉伟大的事业。既然前人没有干过，那么，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在如何管理好这个崭新的社会，在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在如何管理好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自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失误，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
连列宁都说：“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
但这又恰好给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恨不得社会主义马上灭亡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口实，说社会主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不是给赫鲁晓夫当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炮弹了吗？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有党内那些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也抓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大张挞伐和声讨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才不过短短20年的时间，那些资产阶级改革派，对20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闭口不谈，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则死死地咬住不放，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偷梁换柱，以偏概全；或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或扩大事实，无限上纲；甚至不惜造谣污蔑，颠倒黑白，恶意栽赃。比如“僵化”论，“闭关锁国”论，“贫穷落后”论，“压制人的生产积极性”论，“饿死三千万”论，“国民经济崩溃”论等等。
资本主义如果从1688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始，已经300多年，如果从1581年荷兰资产阶级经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始，更是经历400多年的历史了。对已经三、四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国的资产阶级改革派们，从来不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僵化”。
400年的资本主义“不僵化”，2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僵化”了，这样的混账话，只有从那些最无耻的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嘴里才说得出来！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极其广泛的国家，多数人并不十分厌恶私有制。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工业不发达，工人的人数不多，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他阶层包括知识界，他们的父辈也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民，他们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思想观念一般都带着浓厚的小农经济的烙印，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小农经济就是个体经济，就是私有制经济，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与资本主义相当接近，容易产生共鸣。
你要搞资本主义吗？我不反对，也不怕，甚至还持支持的态度！他们想，如果搞资本主义，凭我的能力，加上自己的努力，不见得就比别人差。
那些中小知识分子，更因为自己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为搞资本主义反而可以给自己施展抱负创造良机。因此，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多阶层的人们不会强烈反对，不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和阻力。
现在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其实是那种权贵资本主义，是那些极少数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瓜分社会主义全民财产的窃贼行径，是那种把各项政策、法律统统向富人倾斜，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特色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打进来，拉出去”的策略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杀手锏。
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统治地位，经济上被剥夺了财产，他们失去了过去高高在上，像人间天堂般的生活模式，过上了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才能维持生计的和普通劳动人民一样的生活。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不甘心的，他们往往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列宁语）。
他们在经历过无数次的反抗失败之后，吸取了教训，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或乔装打扮，伪装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渗透，打进无产阶级政权内部，骗夺各种各样的权力。
最主要的是采取“拉出去”的办法，就是所谓“和平演变”的办法，用资产阶级那一套生活方式作为糖衣炮弹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其具体做法请参看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定的专门针对共产党实施“和平演变”的《十条誡令》。
实践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在苏联和东欧已经完全成功，他们已经喝过了庆功酒。在中国也已基本获得成功，目前他们正磨刀霍霍，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给中共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资产阶级依靠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央政权中的走资派，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资本主义复辟从愿望变成现实。
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不像社会上的资产阶级那样，身份容易识别，他们是非常隐蔽的一个群体，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他们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时，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招牌；他们推销的明明是资本主义的黑货，却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装饰。
特别是当他们窃据了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时，更是可以直接提出所谓的“新思想”、“新理论”，系统地、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即资本主义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和平地将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这些中央走资派，他们身上穿着外婆的衣服，脸用布罩着，从外表看像是慈祥的“外婆”。谁知是满嘴利牙的恶狼。当这样的“狼外婆”去“照管”社会主义这个“幼儿”的时候，结果还用说吗？
资本主义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是抗衡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法宝。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公有观念”，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私有观念”。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矛盾观念。在这一对相互矛盾的观念中，资本主义“私有观念”非常地强大，而社会主义“公有观念”则非常地弱小。
资本主义“私有观念”之所以非常强大，因为：
第一，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的“私有观念”，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奉行，所推崇，并且向广大黎民百姓进行灌输，为了一家一己的利益去拼搏、去奋斗是天经地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最高道德标准！
老百姓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或者说受到了这样的毒害，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磨灭掉反抗统治、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意识，除了形成逆来顺受的畸形性格外，还形成另外一种被麻醉、被扭曲了的观念，即：
通过努力奋斗，争取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去做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一分子，最终成为人上之人。
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的阶级观念，亦就是“私有观念”得以大行其道，终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私有观念”已经强大到了几乎能够呼风唤雨、无坚不摧的程度。弱小的社会主义的“公有观念”，在强大的“私有观念”面前，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面对NBA篮球巨人一样。
第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由于自然人生存的本能需要，自打出生下地，就是一个个自私自利的个体，如果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对其“私心”不加以反复矫正的话，那么，人的自私自利的观念就会膨胀，就会发展。
因此，家庭在矫正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方面，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耗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俗语里面，也包含有矫正人的“私心”很不容易这方面的意思在内。
一个家庭要矫正一个人的“私心”尚且不容易，一个社会要矫正全体成员的“私心”，更是需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投入十二分的精力，所需的社会成本难以计算，困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毛主席很早就说过：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967年5月18日 ，毛主席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批示道：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
需要几百年时间不断地斗争和反复地较量，连文化大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规模无比宏大的伟大运动，进行很多次以后也不一定就能决出胜负，可见，无产阶级要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彻底地战胜资产阶级，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一时不容易被人们理解，实践起来困难重重。
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又还十分弱小的、尚处于婴幼儿阶段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群狼环视之下，作为他的父母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知道如何加固四周的围墙，防御群狼的攻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群狼发动攻击的时侯，能够和群狼作殊死的搏斗，并且有能力战胜之。
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的事业中，会有“狼外婆”这样的故事，更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把孩子交给“狼外婆”去照管。这个问题，毛主席虽然曾经反复地告诫全党，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了伟大的试验。
但是大家对毛主席的告诫还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毛主席一道共事了几十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
因此，在1981年中央的会议决议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抓“狼外婆”的那场大演习，也就是毛主席自己认为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其中之一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轻易地遭到了否定，而且是彻底的否定。
防止“和平演变”的伟业虽然是如此的艰难，但我们不应悲观。套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前夕所说：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困难程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社会主义要防止和平演变，实在是太困难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巩固政权要比夺取政权更难。它的困难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用简单的数字是难以形容的。
肥沃的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几千年的土壤，加之自私自利人皆有之，在私利的引诱下极易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根除干净。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列宁在《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中更是形象地告诉我们：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毛主席在他的晚年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由于社会主义还普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按列宁说的是属于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土壤相当肥沃，能不断地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给资本主义复辟积蓄力量，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是一个还不成熟的、非常脆弱的婴儿式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崭新的新生的婴儿式的社会形态，是前人从未干过的极其光辉伟大的事业。既然前人没有干过，那么，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在如何管理好这个崭新的社会，在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在如何管理好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自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失误，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
连列宁都说：“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
但这又恰好给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恨不得社会主义马上灭亡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口实，说社会主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不是给赫鲁晓夫当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炮弹了吗？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有党内那些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也抓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大张挞伐和声讨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才不过短短20年的时间，那些资产阶级改革派，对20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闭口不谈，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则死死地咬住不放，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偷梁换柱，以偏概全；或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或扩大事实，无限上纲；甚至不惜造谣污蔑，颠倒黑白，恶意栽赃。比如“僵化”论，“闭关锁国”论，“贫穷落后”论，“压制人的生产积极性”论，“饿死三千万”论，“国民经济崩溃”论等等。
资本主义如果从1688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始，已经300多年，如果从1581年荷兰资产阶级经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始，更是经历400多年的历史了。对已经三、四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国的资产阶级改革派们，从来不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僵化”。
400年的资本主义“不僵化”，2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僵化”了，这样的混账话，只有从那些最无耻的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嘴里才说得出来！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极其广泛的国家，多数人并不十分厌恶私有制。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工业不发达，工人的人数不多，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他阶层包括知识界，他们的父辈也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民，他们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思想观念一般都带着浓厚的小农经济的烙印，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小农经济就是个体经济，就是私有制经济，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与资本主义相当接近，容易产生共鸣。
你要搞资本主义吗？我不反对，也不怕，甚至还持支持的态度！他们想，如果搞资本主义，凭我的能力，加上自己的努力，不见得就比别人差。
那些中小知识分子，更因为自己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为搞资本主义反而可以给自己施展抱负创造良机。因此，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多阶层的人们不会强烈反对，不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和阻力。
现在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其实是那种权贵资本主义，是那些极少数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瓜分社会主义全民财产的窃贼行径，是那种把各项政策、法律统统向富人倾斜，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特色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打进来，拉出去”的策略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杀手锏。
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统治地位，经济上被剥夺了财产，他们失去了过去高高在上，像人间天堂般的生活模式，过上了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才能维持生计的和普通劳动人民一样的生活。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不甘心的，他们往往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列宁语）。
他们在经历过无数次的反抗失败之后，吸取了教训，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或乔装打扮，伪装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渗透，打进无产阶级政权内部，骗夺各种各样的权力。
最主要的是采取“拉出去”的办法，就是所谓“和平演变”的办法，用资产阶级那一套生活方式作为糖衣炮弹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其具体做法请参看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定的专门针对共产党实施“和平演变”的《十条誡令》。
实践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在苏联和东欧已经完全成功，他们已经喝过了庆功酒。在中国也已基本获得成功，目前他们正磨刀霍霍，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给中共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资产阶级依靠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央政权中的走资派，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资本主义复辟从愿望变成现实。
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不像社会上的资产阶级那样，身份容易识别，他们是非常隐蔽的一个群体，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他们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时，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招牌；他们推销的明明是资本主义的黑货，却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装饰。
特别是当他们窃据了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时，更是可以直接提出所谓的“新思想”、“新理论”，系统地、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即资本主义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和平地将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这些中央走资派，他们身上穿着外婆的衣服，脸用布罩着，从外表看像是慈祥的“外婆”。谁知是满嘴利牙的恶狼。当这样的“狼外婆”去“照管”社会主义这个“幼儿”的时候，结果还用说吗？
资本主义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是抗衡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法宝。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公有观念”，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私有观念”。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矛盾观念。在这一对相互矛盾的观念中，资本主义“私有观念”非常地强大，而社会主义“公有观念”则非常地弱小。
资本主义“私有观念”之所以非常强大，因为：
第一，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的“私有观念”，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奉行，所推崇，并且向广大黎民百姓进行灌输，为了一家一己的利益去拼搏、去奋斗是天经地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最高道德标准！
老百姓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或者说受到了这样的毒害，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磨灭掉反抗统治、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意识，除了形成逆来顺受的畸形性格外，还形成另外一种被麻醉、被扭曲了的观念，即：
通过努力奋斗，争取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去做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一分子，最终成为人上之人。
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的阶级观念，亦就是“私有观念”得以大行其道，终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私有观念”已经强大到了几乎能够呼风唤雨、无坚不摧的程度。弱小的社会主义的“公有观念”，在强大的“私有观念”面前，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面对NBA篮球巨人一样。
第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由于自然人生存的本能需要，自打出生下地，就是一个个自私自利的个体，如果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对其“私心”不加以反复矫正的话，那么，人的自私自利的观念就会膨胀，就会发展。
因此，家庭在矫正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方面，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耗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俗语里面，也包含有矫正人的“私心”很不容易这方面的意思在内。
一个家庭要矫正一个人的“私心”尚且不容易，一个社会要矫正全体成员的“私心”，更是需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投入十二分的精力，所需的社会成本难以计算，困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毛主席很早就说过：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967年5月18日 ，毛主席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批示道：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
需要几百年时间不断地斗争和反复地较量，连文化大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规模无比宏大的伟大运动，进行很多次以后也不一定就能决出胜负，可见，无产阶级要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彻底地战胜资产阶级，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一时不容易被人们理解，实践起来困难重重。
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又还十分弱小的、尚处于婴幼儿阶段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群狼环视之下，作为他的父母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知道如何加固四周的围墙，防御群狼的攻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群狼发动攻击的时侯，能够和群狼作殊死的搏斗，并且有能力战胜之。
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的事业中，会有“狼外婆”这样的故事，更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把孩子交给“狼外婆”去照管。这个问题，毛主席虽然曾经反复地告诫全党，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了伟大的试验。
但是大家对毛主席的告诫还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毛主席一道共事了几十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
因此，在1981年中央的会议决议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抓“狼外婆”的那场大演习，也就是毛主席自己认为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其中之一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轻易地遭到了否定，而且是彻底的否定。
防止“和平演变”的伟业虽然是如此的艰难，但我们不应悲观。套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前夕所说：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民主》毛泽东解释得透彻全面
关于《民主》，毛泽东解释的十分的透彻全面。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句话反过来思考，就了解了鼓吹多党民主和自由的人是本着什么样的意图。
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自由也是这样。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毛泽东也在这个《讲话》的后面指出了实行《集中》的原因：“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毛泽东还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必须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明确的规章制度，是党内民主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这种规章制度“必须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符合实际的党内民主生活的方法。比如，正确处理少数人与多数人意见的关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要保护少数。毛泽东强调，“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这样，大家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积极主动、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包含了民主和集中两个并列的方面，二者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
民主和集中各自有确定的内涵，二者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正如1937年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跃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
民主和集中又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里又包含了两个层面：首先，集中离不开民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民主也离不开集中，必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认为，离开集中讲民主，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这一个“更”字，突出强调了集中的重要性。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团结统一。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主要通过严格共产党的纪律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途径，来维护中央权威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严格党的纪律，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倾向。1937年，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使革命队伍失掉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要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服从”的共产党的纪律，并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945年，七大党章第一次把共产党的纪律写进总纲，同时，首次将“四个服从”作为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载入党章。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
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针对共产党内出现的无纪律无政府的错误倾向，1948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这是党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请示和报告制度，加强了中央权威，克服了一些地方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的错误倾向。
历史证明，正是有了中央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才领导着全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讲《民主》必懂得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如不懂，或假装不懂，笼通地对任何人讲《民主》行吗？
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毛泽东又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关于《民主》，毛泽东解释的十分的透彻全面。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句话反过来思考，就了解了鼓吹多党民主和自由的人是本着什么样的意图。
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自由也是这样。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毛泽东也在这个《讲话》的后面指出了实行《集中》的原因：“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毛泽东还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必须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明确的规章制度，是党内民主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这种规章制度“必须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符合实际的党内民主生活的方法。比如，正确处理少数人与多数人意见的关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要保护少数。毛泽东强调，“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这样，大家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积极主动、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包含了民主和集中两个并列的方面，二者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
民主和集中各自有确定的内涵，二者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正如1937年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跃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
民主和集中又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里又包含了两个层面：首先，集中离不开民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民主也离不开集中，必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认为，离开集中讲民主，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这一个“更”字，突出强调了集中的重要性。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团结统一。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主要通过严格共产党的纪律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途径，来维护中央权威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严格党的纪律，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倾向。1937年，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使革命队伍失掉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要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服从”的共产党的纪律，并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945年，七大党章第一次把共产党的纪律写进总纲，同时，首次将“四个服从”作为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载入党章。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
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针对共产党内出现的无纪律无政府的错误倾向，1948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这是党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请示和报告制度，加强了中央权威，克服了一些地方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的错误倾向。
历史证明，正是有了中央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才领导着全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讲《民主》必懂得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如不懂，或假装不懂，笼通地对任何人讲《民主》行吗？
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毛泽东又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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