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90：奇特的盗窃巨案

《尘封档案》拾遗之090：奇特的盗窃巨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省(自治区)交界处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扎赉特旗境内，有一个名叫巴索伦的小镇。三十多年前，就在这个小得连地图上都无法标出的镇子上，发生了一起由A国情报机关策划、实施的特大粮票盗窃案。这起案件的案情错综复杂，影响巨大，一直惊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该案终于被侦破……

一、

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分布着扎赉特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左翼中旗、扎鲁特旗等几十个县镇，居住着上百万蒙族、回族、汉族等民族的牧民、农民。解放后，许多牧民还保持着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游牧习惯，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赶着牛、羊、马群在草原上流动，其足迹有时一直延伸到毗邻的吉林、黑龙江二省境内。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境内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牧民也开始吃商品粮。为了解决诸旗牧民在外放牧时的购粮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在内蒙古东北部的一些县镇上设立了一些粮站，巴索伦镇粮站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巴索伦粮站地处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的交界处，所以来购粮的牧民很多，不但内蒙古的，吉林、黑龙江境内的牧民途经时也来购粮。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巴索伦粮站还是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向内蒙古东部部分旗、县粮食局调拨粮票的中转站，所以，该粮站常年储存着大量全国粮票和自治区粮票。

巴索伦粮站共有24名工作人员，站长刘汉洪是汉族人，早年干过东北抗联，他对粮站的诸般工作都抓得很紧，独独疏于保安。此话怎讲？原来巴索伦地区治安情况一向很好，旧社会时就少刑案，解放后群众觉悟提高，生活又较大程度得到改善，更是极少有人触犯刑律，偷盗公家财物行为连年绝迹。因此，刘汉洪认为没有必要在保卫工作方面投入精力、人力，整个粮站没有一个专职保卫人员，由站长兼管保卫工作，平时夜间值班全站24人轮流。

1963年11月间，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从乌兰浩特地区粮食局调拨650万公斤全国粮票至巴索伦粮站，让附近数县的粮食局前往该站领取。押运这批粮票的乌兰浩特粮食局副局长额巴图在和巴索伦粮站办完手续后，特为叮嘱刘汉洪：“你们要小心，这是全国粮票，数额又大，必须加强值班，防止盗窃！”

刘汉洪胸脯拍得“嘭嘭”响，就像当年干抗联时让他去摸哨：“放心，若是出了差错，砍我的脑袋！”

竟然敢用脑袋来担保，额巴图副局长自是放心，坐上吉普车回乌兰浩特去了。

刘汉洪寻思巴索伦粮站从未放过如此数量的全国粮票，倒真也不敢掉以轻心。他慎重考虑后，决定采取两项措施来防止出差错，一是加强值班，二是火速通知各县粮食局前来领取。

本来，巴索伦粮站每天晚上只安排两个人值班，从650万公斤全国粮票来的当夜，刘汉洪决定增派两人，改为四人值班。

当晚，平安无事。

次日，有的县粮食局开始来领粮票。内蒙古地域宽广，一个县的面积很大，所以，断断续续领了一星期，全国粮票还剩下160万公斤。刘汉洪看看粮票已领去了一大半，料想不会出事，每天安排四个人值夜班，白天少了两个工作人员，倒也真忙不过来，于是决定自11月9日开始，仍改为两人值班。

哪知，就是这天晚上，特大盗窃案发生了！

巴索伦粮站，原是一座喇嘛庙，改作粮站后，大门内两侧耳房作为购粮处，院子里堆放粮食麻包；里面的殿宇，拦成数间，分别是站长室、会计室、值班室、库房等。库房有三间，两间放帐册，一间专用于存放粮票。六十年代时国家财力有限，机关经费不足，像巴索伦粮站这种单位连保险箱都买不起，粮票就放在一口口铁皮柜里，锁也是普普通通的铁挂锁。

原先四个人值班时，两个人就待在库房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寸步不离，专门看守粮票；另外两人则待在值班室里，每隔20分钟左右到庙院里巡逻一次，一个个高如小山的粮包堆都要检查，谨防阶级敌人放火。和当时全国大部分粮库一样，巴索伦粮站也配备了值班枪支和狗。恢复双人值班制后，值班人的职责以防破坏(纵火)为主，所以他们把岗位设在值班室，每次巡逻时往库房那里弯一趟，察看一下就是了。

11月9日，轮值的是购粮处女营业员乌兰花、朱虎梅。(该粮站排值班一向是男归男，女归女，从不男女搭配，据说是生怕在漫漫长夜中发生“讲不清楚的事”。)乌兰花是蒙族人，27岁；朱虎梅是汉族人，21岁。两人从下午6点开始进入值班岗位，严格按照站里规定的制度，每隔20分钟就背着步枪在庙院各处巡逻一次，并特地弯到后殿库房那里去察看。那条狗，则在全站各处转悠，难得进一趟值班室暖暖身子。

乌兰花、朱虎梅一夜班值下来，未发现异常迹象，既没听到什么声音，也没看到什么人影，放全国粮票的库房的门也一直好好关着。次日上午7时，两人下班时，在值班记录本上写了“全夜巡逻×次，一切正常”，签上姓名后，交到了刘汉洪站长手里。

这天是星期天，刘汉洪原本休息，因考虑到说不定有的县要来领粮票，所以就来了，库房钥匙是由他亲自掌管的。

上午9点多，果然有邻县粮食局派人来领全国粮票了。来的两人和刘汉洪熟识，大家聊了几句后，开始办手续。手续办完后，刘汉洪掏出钥匙，晃了晃：“走吧，去库房点给你们。”

据刘汉洪事后回忆，在往后殿库房走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好像什么地方不对头”的莫名其妙的想法。这种想法促使他加快了脚步，直到走到拐弯处，一眼望去库房门窗完好无损时，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库房大门上装着“司必灵锁”，刘汉洪把钥匙插进去，轻轻一扭，门开了一条缝，飘出一股淡淡的香烟气味。

“咦？！”刘汉洪脸色倏变，意识到出事了。库房里存放着帐册和粮票，都是纸质品，因此严禁吸烟，但现在却有香烟气味，这说明了什么？

果然，推开大门，迎面三间库房，两间放帐册的门关得好好的，另一间放粮票的却是屋门洞开。刘汉洪叫声“不好”，一个箭步冲进去，只见存放全国粮票的两个大铁柜已被撬开，铁挂锁扔在地上，里面的160万公斤全国粮票已经不翼而飞了！

“啊！”刘汉洪大叫一声，就像有人用大锤在他头顶砸了一下，眼前一黑，马失前蹄，身子软绵绵地往下直瘫，被后面两位扶住。

二、

160万公斤全国粮票，是怎样一个概念？这些粮票如果变成书，就是100册520页厚的长篇小说之类；但这些书堆起来，有大约2.50米高，一个1.80米高的大个子，伸直了胳膊还碰不到顶！这些粮票的重量，大约在110市斤左右。

如此体积、重量的物品，案犯是如何在持枪值夜人和机警的牧羊犬的眼皮底下窃走的？

这个问题，要请警方来解答。巴索伦镇虽有大约两万人口，但没有派出所，县公安局只在镇上安排了一个公安员。粮站一个报案电话打过去，公安员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

公安员是蒙族人，名叫比翁贡，1959年毕业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举办的为期两年的“基层人民警察培训班”。比翁贡是个快乐的小伙子，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的笑声歌声。但是此刻他快乐不起来了，听刘汉洪把情况一说，便苦着脸，用草原上唱葬歌的声调呻吟般地说：“我的天哪！160万公斤全国粮票，若是放到黑市上去销赃，至少也得160万元人民币哪！”

作为一个职业警员，小伙子还想到了另一点：如此数量的全国粮票，如果集中流入某一地区，那就有可能冲垮当地的粮食市场！而倘有坏人乘机造谣搧火，甚至可能酿成后果难测的恶性事件！

正因为如此，比翁贡不敢贸然行事，他甚至连现场也没进入，只站在门边往里看了看，就让把门关上封起来。然后，他往县公安局打电话，说明情况，请求立刻派人来侦查。

打完电话，比翁贡又做了两件事：一是让刘汉洪把值夜人乌兰花、朱虎梅叫到粮站来，详细询问昨晚值班情况；二是请求镇党委组织民兵在镇内外查访有无可疑人物、可疑迹象。

县城距巴索伦镇160公里，三小时后，县公安局、县委的两辆吉普车(也是全县唯有的两辆吉普车)才风尘仆仆急驰而至。两辆车上挤来了11人，除了县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县公安局长，还有刑警队长和八名县局最好的侦查员。

县公安局长王沛、刑警队长俞丰瑶都是建国前就在搞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两人听了比翁贡的汇报后，立刻下令勘查现场。10个人爬上趴下折腾了好一阵子，获得以下痕迹——

库房大门的“司必灵锁”锁舌上，有硬质利器磨擦过的痕迹，表明案犯是用薄片金属物撬拨开锁后进入库房的。

粮票库门的门锁，是用同样的方法打开的。

存放粮票的铁柜，是用铁撬棒撬断锁环后打开的，锁环上留有较为清晰的痕迹。

从粮票库内提取到一枚完整的脚印和一个烟蒂，脚印是41码的回力球鞋印子，烟蒂是“大金狮”香烟。

案犯是如何进入粮站的？侦查员又到庙院里勘查。粮站大门是原先的庙门，晚上里面用粗粗的木杠栓住，外面无法打开。因此，案犯是从围墙上爬进来的。侦查员循着这个思路勘查，果然在后围墙上发现人攀爬过的痕迹。

公安局长王沛叹息道：“带着这么些粮票爬过这么高的庙墙，也真是难为他了！”

刑警队长俞丰瑶说：“案犯进进出出，那条看夜狗怎么没叫？估计这家伙有驯狗的技巧。”

现场勘查结束后，接着举行案情分析会。众侦查员你一言他一语分析下来，归纳出了案犯的特征：

案犯身高1.70米至1.75米左右，估计是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中年人；有制服狗的能力；很有可能从事过放牧；烟瘾很大，吸中高档香烟；作案手段大胆、狡猾、贪婪而从容，可能有前科；熟悉粮站情况，极可能是本镇或附近的人。

会议决定，侦查的第一步是根据上述特征，在巴索伦镇及镇外农村中排查嫌疑人。

县委主管政法工作的胡副书记宣布：参加案情分析会的10名侦查员和巴索伦镇公安员比翁贡一起组成“11·9专案组”，王沛、俞丰瑶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专案组通过巴索伦镇党委出面，召集本镇和附近几个大队一些单位、街道的保卫(治安)干部开会，通报了案情和案犯特征，要求大家发动群众，广泛提供线索。

次日，多条线索汇集到专案组，经过仔细分析，排出了三个嫌疑人：薛保甸、龚阿草、巴彦图海。

薛保甸，28岁，本镇光棍汉，身高1.70米，穿41码鞋，此人在1956年曾因在乌兰浩特扒窃而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以做临时工为生。薛保甸嗜酒，经常在镇上的小酒馆里喝二两。有时喝多了，就和人胡吹海聊。三天前曾在小酒馆里扬言：要吃饱肚子也不难，去粮站想法子。昨晚八九点钟，有人曾看见他在粮站外面转悠。

龚阿草，45岁，本镇酿造厂工人，身高1.74米，平时穿40或41码鞋，解放前做过“马贼”，人极机灵，会武术。两天前，曾向人借一辆自行车，说明大约一周后归还，但昨天上午就还了。昨天晚上，龚阿草轮到上夜班，他是厂里的锅炉工，单独上班，可以离开岗位数小时。酿造厂距粮站仅咫尺之遥，有作案时间。有人反映，今天凌晨3时许，看见一个酷似龚的人影，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架上驮着一大包东西，从粮站那边的小巷里穿出来。锅炉厂夜班工人普遍反映：今天的洗澡水比平日温度低。这说明龚在上班时有一段时间没往锅炉里加煤。

巴彦图海，蒙族人，38岁，身高1.76米，穿41或42码鞋，当过伐木工人，有较强的攀登能力。他在1959年曾经攀墙越入巴索伦镇供销社，企图盗窃烟酒，因被值勤人员及时发觉而当场拿下，在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了半年有余。此人烟瘾极大，曾有过一天独抽五包香烟的纪录。在看守所关押时，曾因熬不住烟瘾而上吊自杀未遂。他平时喜欢抽“大金狮”香烟。

王沛和俞丰瑶交换意见后，当即作出决定：分别传讯薛保甸、龚阿草和巴彦图海。

薛保甸吃过官司，当时称为“刑满释放分子”，这种角色是警方监控对象，因此一唤就到。这家伙在劳改队终日与地痞流氓之流为伍，混成了一个油子，进门就冲侦查员脱帽行礼，点头哈腰：“诸位首长好！辛苦！辛苦！”

公安员比翁贡叫他坐下，沉脸问道：“薛保甸，叫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事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你说说！”

“大概是为粮站盗窃案吧？”

“大概？”

“呵呵，镇上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咱这种蹲过‘篱笆’的人，公安总是要惦记惦记的。”

“说吧，你前晚都干些什么了？”

“前晚是星期六，不上班，和人玩了一宵牌。”

几个侦查员倒抽一口凉气：瞧他这么坦然，八成儿假不了！不过，既然是调查，总得问问清楚：“和谁在一起玩牌？在什么地方？”

薛保甸一说，这边立马便去核查。一会儿，结果报来了：所言属实！

王沛一摆手：“放他走路！”

这时，酿造厂保卫干部来报告：嫌疑人龚阿草不知去向！龚今天应是上中班，但却未来，去他家找，其妻说他自前天下午就不知去向了。

侦查员顿时警觉起来：难道真是龚阿草作的案，然后畏罪潜逃或是转移赃物去了？

刑警队长俞丰瑶下令：“迅速查明去向，务须传来讯问！”

接着，巴彦图海被他单位的保卫干部送来了。这个蒙古大汉显得很豪爽，一进门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满屋子散了一圈。

话题就从香烟开始，俞丰瑶抽着香烟：“‘大金狮’，挺不错啊！”

巴彦图海说：“我就喜欢抽这烟，不过一天只能抽一包。”

当时香烟计划供应，一家全月只有10包烟，其中三包是“大金狮”。巴彦图海竟能一天抽一包“大金狮”，这不禁令人吃惊：“你哪来的烟票？”

“我抽高价烟，从乌兰浩特捎。”

侦查员盯住不放：“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钱？”

巴彦图海自觉失言，脸色有些变，随即改口道：“不谈这个了，言归正传吧：你们叫我来干什么？”

“好吧，就言归正传。你前晚在干什么？”

“这个……呵，在家待着呗！”

“有人作证吗？”

“我是单身汉，谁给我作证哪！”

问题当然不是那样简单，侦查员要弄清的就是这点，哪会轻易放过？但是，无论怎样问，巴彦图海翻来覆去就是这个答案。五六个侦查员围着他车轮大战到半夜，竟没能从这个蒙古汉子嘴里掏出多余的一句话。

讯问只好暂时停止，巴彦图海被临时安排在一间空屋子里过夜。这家伙竟毫无心思，倒下便睡，鼾声连连。

侦查员们却还不能休息，聚在粮站提供的临时办公室里开案情分析会，商议如何对付巴彦图海。刚议开个头，负责追查龚阿草下落的比翁贡进来了，向王沛局长报告：龚阿草已经找到了，现已带在外面。

王沛大喜：“带他进来！”

龚阿草其实不是“找”到的，而是守株待兔待到的。比翁贡派两个民兵在他家附近守伏，深夜11点多钟，这家伙不知在哪里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就被扭住了送到公安员那里。

干过公安工作的都知道，醉汉人犯最不好打交道。这种角色要么行凶吵闹，形同武疯子，要么呼呼大睡，百唤不醒，碰到有急案要问的，真能把人急死。龚阿草到了专案组，两种角色轮流扮演，先是咆哮吵闹，想对侦查员动手动脚。为帮助他平静下来，只好使用了手铐。谁知一被铐住，他就睡着了。侦查员又是叫，又是推，又用冷水给他擦脸，折腾了好一阵才把他弄醒。

龚阿草酒醒以后，思维就清晰了。起初他也想学巴彦图海，但当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幸被列为“11·9盗窃案”嫌疑人时，连忙主动交代了自己前天晚上的活动内容：除了上班烧锅炉外，还偷了厂里的大约50市斤左右的酒糟，用自行车驮回家去。这些酒糟，一大半留着自家充饥，一小半送到乡下一个朋友家里去了。

当时，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还未能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粮食奇缺，以前被作为饲料的酒糟已经成为极其难觅的上等食品。

天亮后，侦查员立即着手调查龚阿草的供词内容。他们先去酿造厂，通过查明11月9日夜班锅炉房的耗煤数字，推断出龚阿草那晚离开岗位大约1小时10分，这段时间用于偷酒糟并且运回家去再返厂，正好不多不少。接着，侦查员又去龚家和龚阿草乡下的朋友家，都查到了酒糟。

这样，龚阿草涉嫌“11·9盗窃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但是，偷酒糟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形势下也是一种盗窃公物的行为，必须予以惩处，王沛局长决定将龚阿草拘留15天。正好胡副书记返县里，王沛就派一名侦查员把龚阿草押上，搭县委的吉普车去县公安局。

处理了龚阿草，侦查员回过头来重新讯问巴彦图海。这个倔强的蒙古汉子还是原先那个答案，这使侦查员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正准备开展政策攻心，突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

比翁贡向王沛报告：外面有个叫黄仁花的妇女要求见公安局长。王沛估计与“11·9盗窃案”有关，遂让进来。

黄仁花何许人？她算得上巴索伦镇上的名人，今年47岁，汉族人，30年前嫁了一个蒙古族汉子索塔。索塔在抗日战争时拉起一支队伍跟日本人开仗，成为草原上的英雄。解放后，人民政府正准备给索塔安排个职位，不料他中风瘫倒，成了废人。索塔一瘫八年，终于撒手西归，给妻子留下一笔财产。黄仁花成了一个有钱的寡妇。

黄仁花一脸焦灼地走进来，进门就叫嚷似地问：“局长，你把巴彦图海弄县里蹲‘篱笆子’去啦？”

王沛一怔，继而马上反应过来：她把龚阿草被拘当成巴彦图海了。公安局长断定此举背后必有文章，灵机一动，模棱两可道：“你替巴彦图海担心？”

黄仁花说：“到这当儿，我也顾不得脸面了！我跟你说，巴彦图海11月9日晚上在我那里，咱俩一张床上睡了一夜，他不可能去粮站偷粮票！”

“哦？”王沛一愣，继而立即想起巴颜图海每天抽一包高价“大金狮”的事，总算明白了：他和眼前这个有钱寡妇姘上了，烟钱是黄仁花给的。

王沛点点头，问道：“11月9日的事还有谁知道？”

“咱两个女儿都知道。”

黄仁花的双胞胎女儿18岁，法律上可以作为有效证人。王沛派人去一问，她们证实了这一点，并说巴颜图海准备和黄仁花结婚。进一步调查，黄仁花的邻居也作证说11月9日晚上见巴彦图海进了黄仁花的家门。

侦查员又和巴彦图海谈，在没有暗示的情况下，终于促使其道出了11月9日晚上的行踪，和黄仁花说的一样。

巴彦图海也获得了解脱。但是，“11·9盗窃案”却失去了线索。

三、

当天，乌兰浩特地区公安处副处长荣一彪带了两个侦查员赶到了巴索伦镇，他们是奉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和乌兰浩特地区公安处的指示，前来参加“11·9盗窃案”的侦查工作的。

荣一彪听王沛、俞丰瑶介绍案情及侦查情况后，认为县局专案组的侦查基调定得对，这种案件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获得线索。三人商量下来，决定扩大发动群众的范围，将侦查触角伸向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村镇。

王沛局长以县委常委的身份将巴索伦镇附近21个村镇的党政负责人召集到巴索伦镇，举行了镇党委会议，通报案情，布置任务。散会后，这些干部立刻赶回去，向基层下达了任务。

这一步棋子走得似还妥贴，只隔了一天，距巴索伦镇34公里的小塔镇的党总支书记(该镇比巴索伦镇小，故只设总支)打电话向专案组报告：本镇有一群众以每公斤8角钱的价格向单位同事卖了50公斤全国粮票。

接电话的侦查员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变调：“50公斤？什么票面的？”

“拾市斤票面的，全是新票。”

和失窃的全国粮票相符！王沛局长当即指派俞丰瑶率三名侦查员驱车前往小塔镇展开调查。

俞丰瑶四人赶到小塔镇后，听治保委员介绍了情况：卖粮票者名叫周新宝，40岁，是本镇农牧业生产资料商店营业员，家有妻儿四人，靠其工资生活，经济状况甚为拮据。周家平时粮食很紧，上月曾向本单位同事借自治区粮票10斤，前天才还，还的却是崭新的全国粮票。同事很是吃惊，询问来源，周新宝未透露，只说他手头还有，可以卖掉一些，那同事便向他买了50公斤，付了40元钱。这个价格，比黑市上的最低价还便宜了20%。

俞丰瑶问：“周新宝身高多少？身体状况如何？”

治保委员说：“他是个中等个儿，身高大约在1.70米上下，身体挺棒，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军侦察兵，还立过战功哩！”

“他抽不抽烟？”

“不抽。”

俞丰瑶寻思，凭周新宝侦察兵的底儿，攀越巴索伦粮站的围墙自是不在话下，胆子和制服看夜狗的能力也不在话下；至于现场那烟味、烟蒂，说不定是为转移侦查视线而玩的把戏，当过侦察兵的，脑子玩得转哩。

治保委员拿出10张拾市斤全国粮票：“这就是他卖给同事小林的粮票。”

俞丰瑶和三个侦查员轮流察看粮票，确是崭新的，没有一丝流通使用过的痕迹，叠在一起十分妥贴，一张张分开得用手指捻动。但是，这究竟是不是巴索伦粮站失窃的160万公斤全国粮票中的几张，那就不好下定论了。因为粮票不比钞票，票面上不印编号。只有粮食部才知道如何辨别发往全国各省的全国粮票的不同处，但那也仅限于省与省之间，如果同一个省的，那就无可奈何了。

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传讯周新宝，正面交锋，看他如何解释这么多全国粮票的来路。这年头，别说小小一个生产资料商店的营业员了，就是掌管着上百万斤周转粮的县粮食局长，也拿不出这么些全国粮票。所以，即便没发生“11·9盗窃案”，也有必要找周某人聊聊。

一会儿，周新宝来了。毕竟是出国打过仗的角儿，见过大世面，看见警察若无其事，自我介绍后，不请自坐。

俞丰瑶说：“我们是县公安局的，在办巴索伦粮站粮票被盗的专案。”

周新宝面不改色：“我明白，你们盯上我了。”

他这样说，谈话就省事多了：“我们想知道你的这些粮票是从哪里搞来的？”

侦查员出示了那10张拾市斤全国粮票。

周新宝神色泰然：“这是江南几个战友凑拢来资助我的……”

据周新宝说，三个月前，一位抗美援朝时的战友来内蒙古出差，特地弯了一千多里路来看他。返回江南后，这位战友向同一城市的另外几个战友说起周的日子过得极艰难，众人便商议凑些粮票，托一位在市粮食局工作的战友调换成全国粮票后，寄给周新宝。这些粮票上周刚寄到，一共有100公斤，因他缺钱给孩子付学费，所以卖给同事50公斤。

俞丰瑶问：“寄粮票的特种挂号信封还在不在？”

“哦，他们是夹在邮包里寄来的，就混在茶叶罐里。”

俞丰瑶面露疑色：“是吗？为什么不寄特种挂号呢？”

“这个，我不清楚。”

俞丰瑶把粮票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摇头道：“一般说来，和茶叶混杂过的东西，是会沾上茶叶味的，这些粮票上怎么没茶叶味？”

“是吗？那我不知道。”

俞丰瑶递给他纸笔：“你把你那几个战友的姓名、工作单位都写下来，我们要查一查。”

周新宝笑道：“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那几个战友可不像我，在单位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你公安局发公函或者派人去查，别人会怎么看他们？再说，现在是三年自然灾害，哪个单位没揭不开锅的人？听说他们省下粮票资助我，如果单位这类同事也向他们开口，那怎么办？所以，我是不写的。”

“不写？恐怕对你不大好，也不利于我们迅速查清案子。”

周新宝仍很泰然：“没什么的！”

俞丰瑶还想说下去，镇党总支书记却来叫他接电话了。电话是王沛打来的，告知一个意外的消息：巴索伦粮站失窃的全部全国粮票，已经找到了！

粮票是在专案组收到一封举报信后找到的。这天中午，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封上写着“巴索伦镇粮站专案组收”的信，全文如下——

公安局专案组：

巴索伦粮站被窃的粮票，据本人所知，现藏于该镇东侧小学校后面的一口废窑中，你们可即刻去起赃。

一个群众

王沛局长阅信后，急命公安员比翁贡和一名侦查员去信中所说的现场去察看。不一会儿，比翁贡从小学校打来电话：废窑中确有粮票！

王沛当即率专案组全体人员赶去，粮票藏在废窑深处角落的一堆乱干草中，16扎码得齐齐整整。照相后，王沛下令把粮票运回粮站。

自案件发生后一直和两名值夜人员乌兰花、朱虎梅一起被变相隔离的粮站站长刘汉洪被专案组召到办公室来辨认、清点粮票。刘汉洪一看，粮票外面的包扎绳子和印有印刷厂名称、粮票数额、出厂日期等字样的首层包装纸已被案犯去掉，留下双层牛皮包装纸。一一拆开，里面的粮票一刀刀依旧。众人分别清点，160万公斤，一张也不少。

刘汉洪长吁一口气：“啊——”

王沛也松了口气：“唔，还好！还好！”

这时，俞丰瑶等四人驱车返回了，听说粮票一斤未少，个个喜笑颜开。

赃物追回了，案件却还未侦破。王沛和地区公安处荣一彪副处长商量下来，又和胡副书记通了电话，决定由俞丰瑶带领县局侦查员留下来继续侦查，地区公安处同志和王沛即日返回。

此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所谓赃物“追回”其实是本案冒出来的一个新的情节。

四、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有个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本案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在这里发生。

巴索伦粮站“11·9盗窃案”发生后两星期，11月24日，杜尔伯特县工商行政管理所副所长康健轮到值班。因为这天是赶集的日子，所以他一大早就来到所里，向内勤值班员交代了几句，便往集市贸易市场去。

康健是汉族人，41岁，但外貌看上去倒像已经年过半百，矮小、黑瘦，背脊微佝，穿一件旧狗皮袄，戴一顶翻毛獾皮帽，腰里拴段白麻绳，上插旱烟杆，人前一站，活脱脱一个乡下小老头。

六十年代时期，干工商就像干公安。那时国家对农副产品控制甚严，粮油、棉花、棉布、票证以及多种诸如香烟、食盐等配给商品一律不许上市，一旦发现，不但东西没收，人也带往工商所审查，很容易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送进公安局，判刑劳改。工商干部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付这类角色，所以经常变换服装，改头换面，私查暗访，就如公安局侦查员侦查案件。

这天是星期日，市场上人特别多。康健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两道犀利的目光不时悄悄地往四下里扫溜，不一会儿就逮住了一个目标。那是个二十多岁的蒙古族人，身高不低于1.85米，虎背熊腰，一条彪形大汉。此人也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眼光也在扫溜，但那是有选择的扫溜，总是扫溜在乡下人身上。康健根据以往积累的经验判断，此人十有八九是票证贩子。

康健不慌不忙地挨到那人身边，用蒙古族话试探：“做啥买卖？”

那人比康健高整整一个头，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个“乡下老头”，反问道：“你要什么？”

康健眯着眼睛，咂巴了几下嘴唇，吐出一个字：“票！”他已听出，对方是汉族人，只不过穿了一身蒙古服，所以改说汉语。

对方也改说汉语：“什么票？”

“粮票。”

那人眼睛一亮，说声“跟我来”，转身往人群外走。康健紧紧尾随，眼睛往后一扫，所里的两名下属脚步也往这边移动。那人走到市场旁边的一个垃圾箱旁边，停了下来，康健也到了，驻步在他对面。

“我有全国粮票。”

“什么价？”

“一市斤6毛。”

“5毛！”

那人倒也爽快：“5毛就5毛，要多少？”

“你有多少，我吃进多少！”

“哈哈，开玩笑了，你没那么多本钱！算了，我身边只有200斤，你掏100元出来，都拿去！”

“也好！”

那人刚从怀里掏出粮票，就被康健倏地一把夺在手里，喝声“带走”，两名工商干部已经一左一右站在对方旁边。票贩子大惊，眼里闪过一道凶光，把手伸向腰间欲拔那把蒙古短腰刀。他的手刚握住刀柄，手腕已被一个工商干部紧紧攥住了，耳畔响起一句蒙古话：“不准动！”

票贩子打了个寒颤，对方那把劲力和话语，表明是蒙古族人，尽管他穿着汉族服装。一对三，对手中还有一个是蒙古族人，而且不远处已有两名臂套袖章的市场管理人员往这边走来，他显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于是只好放弃原先的企图，乖乖被带到了工商所。

经搜身，在票贩子身上抄得全国粮票300公斤、现金若干和一张县政府招待所的住宿证。康健派两名干部去招待所检查行李，竟搜出崭新的全国粮票10000公斤，全是拾市斤票面的。

康健大大吃惊：“一条大鱼啊！”工商所建立以来，抓获的粮票贩子从未有过一次倒贩1000公斤的，这家伙一下子把纪录刷新了10倍以上！

工商所池塘太浅，盛不下这样的大鱼。康健一个电话打到县公安局，马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连人带票押了过去。

县公安局也未审理过这等巨额的投机倒把案，非正式审讯般地讯问了几句，几个头头便开会商议如何审理此案。有人提出这会不会是假粮票，于是请县粮食局派人来看看。

县粮食局来了一位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一看这么多粮票全是未上市流通的新票，不禁瞠目结舌，连说“反常”。反常之处，是以粮票贩子的“操作手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搞到这种整刀整刀新票的。这些粮票的来源，有两个可能，一是假粮票，二是盗窃的真粮票。

以这位副局长的目测能力，自是无法鉴别这些粮票的真假。即使能鉴别，也缺乏科学性，不能作为判定案件性质的司法鉴定。因此，这位副局长提出，应当把粮票送往省粮食厅去鉴定。

县公安局接受这个意见，决定一面审理案子，一面把粮票送省里鉴定。

案犯供称这些粮票在几天前从一个蒙古族猎人那里以每公斤0.50元的低价收购来的，对方姓名、住址等均不知晓。公安局遂组织精干刑警，一连数天去案犯所供的那个小镇守伏，但始终未见那个蒙古族猎人。

再说去省城哈尔滨的二位(一是县公安局的侦查员，一是县粮食局干部)，一到哈尔滨便把粮票送往黑龙江省粮食厅鉴定。粮食厅方面听说有这么个票贩子，也感到吃惊，同时也觉得鉴定责任重大。由于省厅也缺乏鉴定条件，于是给杜尔伯特县方面出具了介绍信，让他们去北京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鉴定。那二位发电报请示杜尔伯特县公安局获准后，登上了去首都的火车。

粮食部十分重视黑龙江的这起案子，破例连夜组织专家进行鉴定。首先鉴定这些全国粮票的真假，经和资料档案库内的同版样张在纸质、印刷、图案、颜色等方面比较鉴别，得出结论：这是真粮票。

其次鉴定这些粮票是发往哪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这里面的区别点在于纸张成份，印全国粮票的纸张是由定点的造纸厂特制的，事先按发往不同省份的数量在纸浆中添加一种特殊化学物质，鉴定时只要将送检品剪下一角，溶解成纸浆，以仪器检测这种化学物质的比例后，就可以知道这是发往哪个省份的“货”了。当然，这种化学物质的名称、添加比例数等，都是属于国家机密，整个粮食部也只有极少几个人知晓。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送检品是发往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国粮票中的一部分。

次日，杜尔伯特县赴京人员立刻往黑龙江拍发急电，报告鉴定结果。杜尔伯特县公安局于是向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拍发电报，要求提供该区何地发生过盗窃粮食部门全国粮票案件的有关情况。

自治区粮食厅办公室一位干部拆阅了电报，便去问本厅保卫处。保卫处的答复是：巴索伦粮站11月9日曾发生过盗窃粮票案，但赃物现已全部追回。

自治区粮食厅办公室那位干部于是给杜尔伯特县公安局发了一份回电。

这份电报刚发出，自治区粮食厅忽然接到粮食部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称据新发现的情况判断，可能巴索伦粮站失而复得的那些全国粮票可能有掺假票之嫌，让即行核查；如无把握，可派人将样品送往北京检鉴。

粮食部的这个电话内容，是该部计划司一位科长想到的。这位科长在听说杜尔伯特县派人赴京送检粮票之事后，想起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最近发生的巴索伦粮站巨额粮票盗而复归的事件，顿觉蹊跷：部鉴铁证表明杜尔伯特县工商所从票贩子处缴获的10000公斤粮票来自内蒙古，而巴索伦粮站又报未缺一斤粮票，而内蒙古自治区其他粮食部门并未遭窃劫，这该如何解释呢？

答案只有一个：巴索伦粮站失而复得的粮票中已经掺混了假票！

这位科长于是向计划司领导报告了自己的猜测，引起高度重视，于是有了上述那个紧急长途电话。

这个电话使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领导层感到震惊，厅党委随即作出决定：立即派专人赴巴索伦粮站检查失而复得的那些粮票！

五、

1963年11月下旬，首都北京已经进入了滴水成冰的冬季。

深夜，寒风呼啸，人们都已早早进入梦乡。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里，却还闪烁着灯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正在灯下审阅粮食部送来的一些表格，他的手边放着一把算盘，不时拨划一阵，算珠的撞击在深夜的静谧中形成一阵阵清脆的声响。

三年自然灾害中，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和责任，挑起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重担。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总是要求粮食部门及时将粮食购销调存表等报表送去，他一张一张地审阅，一遍一遍地拨打算盘，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给予解决。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着的32张从周恩来那里退回的报表，上面有他的笔迹994处。其中，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值班卫士轻悄悄地走了进来。周恩来抬脸望着他，用目光询问：“什么事？”

卫士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来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先念来了？哦！哦！”话音未落，已经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客厅里，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脸色凝重地在踱步，听见脚步声，他一个转身迎过去：“总理！”

周恩来伸出手和李先念握手：“先念同志，来了怎么不坐？请坐！请坐！”

李先念在沙发上坐下，开门见山说道：“总理，深更半夜前来打扰，是因为有一件大事要报告。”

周恩来眉峰一耸：“什么事？”

“刚才我接到粮食部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巴索伦粮站被盗换160万公斤全国粮票——案犯先将真粮票盗走，然后将伪造得十分逼真的假粮票抛出来让公安部门追赃归库。”

周恩来倒抽一口冷气：“160万公斤全国粮票！……唔，那些假粮票流出去了吗？”

“当发现是假粮票时，一部分已经下发到县里去了，现已紧急收回。现在主要是被盗换的真粮票，仅由黑龙江追缴得1万公斤。此外，必须弄清假粮票源出何处。”

“这个案件，马上责成公安部去查！”周恩来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走到角落里的茶几处去打电话，让中南海总机接公安部长谢富治家里。电话很快接通了，那边向总理报告：谢富治四小时前已随毛主席的专列离开北京了。

周恩来放下话筒，皱皱眉头说：“要和谢部长通上话，这么大的案件公安部长不知道怎么行！”

稍停，周恩来又抓起话筒，这回要了军委话务台：“小鬼，我是周恩来，我要和公安部谢部长通话，他已经跟主席的专列离京了，你想个法子找到他！”

“是！明白！”

军委台的值班话务女兵虽是按照规定这样说了，但她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谢富治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当时的专列没有电话，只有电台。而电台她这边无法联系，即使联系上了也无法让总理和谢富治通话。好在军委台的女兵是全军话务兵的尖子，个个聪明机灵。她灵机一动便有了主意，当下先和铁道部联系，弄清毛泽东专列此刻的位置和下一站将停靠河北沧州，然后打电话给沧州站的军代表，让给谢富治传话：总理要和谢部长通话。

这样，当毛泽东的专列在凌晨1点多在沧州站停靠添水上煤时，周恩来和谢富治通上了电话。公安部长听说发生了这么一桩巨案，大吃一惊，问总理他要不要立即返回北京。

周恩来说：“你还是按原计划陪同主席南下，但是要立刻和公安部在家的领导取得联系，安排破案事宜。富治同志，你看怎样？”

谢富治说：“总理，我明白了！”

谢富治当下就在沧州火车站向公安部下令：立即派精干人员会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侦查巴索伦“11·9盗窃案”！

公安部派往内蒙古指导侦查案件的，是刑侦专家刘胜西和他的两名助手。刘胜西在两年多后曾赴江南主持侦破了惊动陈毅副总理的“茅山飞盗案”，受到过陈毅的接见。这次为赶时间，他们一行三人从北京坐民航机飞哈尔滨，再由空军用直升飞机直接送往巴索伦镇。

此时的巴索伦镇上，已经聚集了县、地、自治区公安机关的将近50名侦查员。先前来而复去的县公安局长王沛、地区公安处副处长荣一彪都早已抵达，正满脸愧疚地听侦查指挥部总指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欧阳乐训话。

欧阳乐已经接到刘胜西要来的通知，此刻听说这么快就赶到了，不禁喜出望外，放过王、荣两人，大步出门欢迎。刘胜西是名探，当时全国各省警界都知道他，和欧阳乐握过手后，立刻被众侦查员围住，七嘴八舌问候，性急的已经问起了是否有把握侦破案件。

刘胜西笑道：“这个我可不敢说，破案主要靠大伙儿，至于我，人到这儿，把劲使到就是了。”

欧阳乐副厅长说：“咱们现在就开案情分析会。”

会上，原先的专案组长王沛先向众人详细介绍了案情，出示了许多照片。接着是众人分析案情。欧阳乐的副手、自治区公安厅优秀侦查员平增泉拿出一张包假粮票的牛皮纸，摇晃了一下说：“我闻了闻，这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青草气味，而那口破窑里盖在上面的却是干草，干草上的气味不可能沾到纸上，只有半干半潮的草和干的纸接触，草味才随着潮气渗进纸里。这纸上有草味，说明那草盖上去时是半干半湿的，换句话说，这些假粮票在至少一个半月前已经放在那里了，那是一起预谋案！”

县局刑侦队长俞丰瑶说：“这么一说我倒也有个想法，怎么那么巧粮站库房里的真粮票是160万公斤，他那假粮票也是这个数字？他运来的恐怕不止这个数字，估计多余的就埋在那口破窑里。”

众人都点头，王沛吩咐公安员比翁贡马上带几个民兵去找。一小时后比翁贡回来报告，果然，又挖找到了40万公斤假粮票。

这时，会议已经定下了侦查方向：写匿名“举报信”的人就是案犯，以此信的笔迹为线索，在巴索伦地区进行缜密排查。

六、

笔迹排查的范围以巴伦化镇为中心，辐射至方圆数公里的18个村镇。侦查指挥部认为：案犯既然把假粮票藏匿于巴索伦镇，又熟悉粮站情况，无疑是这个范围中的人。

几天时间内，各村镇的党组织、治保委员收集了所有识字者的笔迹，源源不断地送到侦查指挥部。指挥部从自治区公安厅和呼和浩特、包头、乌兰浩特、集宁四市公安局调来八名专门鉴定笔迹的刑侦技术人员，对数以万计件笔迹进行鉴定。哪知谁也未曾料到，逐一鉴定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的笔迹与匿名“举报信”相同！

总指挥欧阳乐“乐”不起来了，这天深夜走进刘胜西的房间，忧心忡忡地说：“老刘，这咋办？这案件连周总理都牵着心，三天两日让办公室打电话向自治区公安厅询问侦查进展情况，我这里久侦不破，真是寝食难安哪！”

刘胜西此时正拿着高倍放大镜在琢磨现场照片，想了想，说：“欧阳厅长你也甭过于着急，明天我再去现场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后来，刘胜西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我有一种直觉，感到现场有线索尚未发现。”

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经长期研究后发现：直觉是人的第二智慧。刘胜西的直觉证实了这一点：第二天，当他再次勘查现场时，发现库房大门和粮票库门上的“司必灵锁”锁舌上的撬痕似有问题。

现场两道锁上的撬痕，初看确是薄金属片从外面硬插入而形成的。但是，刘胜西发现那痕迹似乎太深、太明显了些。以金属薄片打开门锁，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劲力吗？刘胜西决定试一试。

一名深谙盗窃犯作案手法的侦查员被刘胜西请到粮站，在站长刘汉洪的办公室作试验。这位侦查员用临时找来的一块白铁皮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司必灵锁”。刘胜西观察锁舌上的痕迹，淡得似乎只擦去了上面的灰尘！

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结论产生了：所谓“撬锁”是伪装的，锁舌上的痕迹是在门开着的状态下故意制造的，产生这样深的痕迹的劲力，在门关着时既无法使出，即使使出也反倒打不开门。这种撬门手法靠的是一股巧劲，而不是重力。因此，案犯是使用钥匙打开门后进入现场的。

侦查方向于是转到钥匙上。前面说过，库房钥匙由粮站站长刘汉洪一人掌握。他把钥匙管得很牢，向来寸身不离，晚上睡觉也栓住了压在枕头下。所以，当侦查员找他谈话请他回忆是否有可能被人拓印偷配时，他一口否定。这位老抗联战士说得很“绝”：“你们可以怀疑是我作的案，但是不能认为我保管的钥匙出了毛病！”

那么，是不是刘汉洪作的案？侦查员进行了缜密的调查，所获的材料似可部分构成疑点。侦查指挥部正准备考虑采取措施与刘汉洪进行正面接触时，刘胜西提出了异议，认为刘汉洪不会是作案人。

原来，众侦查员在对刘汉洪进行外围调查时，刘胜西也在对刘汉洪进行观察。刘胜西发现这个粮站最高长官的烟瘾很大，这点与现场发现烟蒂吻合。但是，他抽烟用火柴点火，而从不使用打火机，而现场却只有烟蒂而无火柴梗，很难想象他会在外面点了香烟，叼在嘴上抽着再进门作案。所以，刘汉洪不是案犯。

刘胜西所提的异议合乎逻辑性，很有说服力，侦查指挥部一致赞同。这样，线索再次断了。

欧阳乐坐镇指挥侦查，每天既要领导下面，又要应付上面，弄得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满嘴燎泡。看看下属，也个个累得耷头搭脑，没精打采。于是，他宣布放假一天，休息休息。

刘胜西打了一瓶白酒，一个人缩在房里喝着，思索着，一瓶酒喝完，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色已黑，他满身酒气地闯进欧阳乐的房间：“欧阳厅长，看来要搞个小动作——拆锁！”

“拆锁？”

“对！把现场两把锁拆下来，开膛破肚检查。我琢磨，案犯肯定是凭钥匙进的门，而刘汉洪的钥匙又没被人沾过，这样，只有一种可能：案犯直接在锁上搞了名堂！所以，要拆锁检查。”

欧阳乐沉思一阵，迟迟疑疑道：“也好！”

巴索伦镇上唯一的一名锁匠被请到粮站，就在刘汉洪的办公室里，将拆下的两把“司必灵锁”开膛破肚，进行检查。刘胜西的推断不无道理，在两把锁的内部，均检出一种只有用高倍放大镜才看得清楚的非金属粉末！

经和公安部联系，侦查指挥部当即派专车将锁具连同粉末送往离巴索伦镇最近的省城哈尔滨市，请北京派来的两名专家检鉴。检鉴结果：这种粉末是一种特殊化学剂凝固后形成的。这种化学剂是一种密封于软管内的胶液，将胶液对准锁眼轻轻挤入，一分钟后即按齿位形成一个硬质钥匙模型，抽出后按样配制成的钥匙与原配钥匙一模一样。这是国外间谍机关配备给特工使用的一种特殊作案工具。

这个结论令侦查指挥部大吃一惊：这难道是一起政治盗窃案？案犯是外国派遣特务？

案情因这个结论而变得复杂了，却也明朗了：案犯是一个既有条件熟悉巴索伦镇，但又和外部有密切关系的人。

侦查指挥部举行紧急案情分析会，决定调查两类人：一是今年以来外地来本镇的人员，一是本镇去外地出差、访亲友的人员。

巴索伦镇上的两家旅馆翻出了旅客登记资料，公安员比翁贡拿出了临时户口及外来投亲访友者的资料；各单位、居委会负责提供本辖点在外地出差、访亲友人员的名单和资料。几十名侦查员紧张地查阅、分析，拣出了一个个嫌疑人。初步排查下来，一共有12名嫌疑人，其中本镇四人，外地八人。

已经离开巴索伦镇的笔迹鉴定刑侦人员又被侦查指挥部召回小镇，对这12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无一人与“举报信”笔迹相符！

欧阳乐懵了：“怎么回事？”

刘胜西说：“再查！”

又一轮排查开始了，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排出了一名新的可疑对象。此人名叫朱富祥，本镇人氏，36岁，原是县中学的教师，1958年因侮辱女学生而被处劳动教养，送往位于中A边境的B农场服教。1960年解教后留场就业。今年9月到11月间，他曾回巴索伦镇父母处，说是患肝炎休假三月。朱富祥的身材特征、烟瘾等与案犯相符。进一步调查，发现巴索伦粮站女职工朱虎梅是朱富祥的胞妹，朱富祥曾数次去粮站作过较长时间逗留。

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查鉴朱富祥的笔迹！

查鉴是秘密进行的，侦查指挥部派侦查员去县公安局，从满是灰尘的卷宗堆里找出朱富祥1958年被收审时的案卷，将里面的《亲笔供词》和“举报信”相比较，得出结论：笔迹完全一致！

侦查指挥部立刻组建一支由精干侦查员组成的缉捕组，由欧阳乐亲自带领，连夜驱车前往B农场缉拿疑犯朱富祥。

巴索伦距B农场800公里，两辆吉普车一路急驰，只用了11个多小时就抵达目的地。缉捕组顾不上休息，和农场派出所取得联系后，立刻去朱富祥所在的分场，将朱富祥缉获。

搜查随即进行，在朱富祥的住处搜得“回力”球鞋一双，经与带去的现场照片相比较，证实现场鞋印确系此鞋所留。至此，已完全证实朱富祥是“11·9盗窃案”的作案者！

但是，朱富祥所盗的粮票在哪里？

七、

朱富祥被押往农场派出所，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严密警戒下，接受审讯。

欧阳乐担任主审，一上来什么都不问，单问：“粮票藏在哪里？”

朱富祥一上来就被扣手铐、砸脚镣，又有那么多警察“伺候”，一下子给吓懵了。此时听说坐在上面的这位威风凛凛的大个子是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顿时瑟瑟作抖，乖乖招供：“粮票全部藏在巴索伦粮站后面的小山坡的一株大松树下面。”

一支笔、一张纸扔在案犯面前：“你把座标图画出来。”

朱富祥原本是美术老师，画画是他的看家本领，当下三下五除二画出了一张座标图，并在上面注明文字说明。

欧阳乐马上命令将座标图改为文字，译成密码，用车载电台即刻发往巴索伦的侦查指挥部，让那边收到电报后立即去藏匿点挖掘验证。

接着，让朱富祥交代“11·9盗窃案件”的作案详情。

朱富祥的交代内容就像一段传奇故事——

1961年夏天，饥荒的阴影笼罩着B农场。农场党委为使全场职工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在把应当发放的口粮发放给每个职工以后，宣布放假三月，让大家各显神通，生产自救。

一时间，数千职工一哄而散，有的去外地投亲靠友、做生意、打短工；有的守着河流捕鱼捞虾；有的头一扎进原始森林，打猎、采野菜摘野果；也有的异想天开去淘金，指望不但自救，还能发财。朱富祥自幼长在草原腹地巴索伦，别的不会，打猎还行，便约了两个伙伴，每人背了一杆火药枪，兴冲冲地上了农场附近的狮子山。

他们一行三人在山里转悠了一星期，只猎到一些山鸡、野兔之类的小动物，肚子里混饱了，还有些积余，但没解决根本问题。他们指望能碰上一头“山神爷”(老虎)、两只黑瞎子，掀翻了就能发笔小财，坐吃一冬。

这天，朱富祥三人来到一座无名山冈，爬上冈去，往远处眺望。冈下有一条几十米宽的河，这是界河，河的对岸就是A国。A国境内耸立着的高高的岗楼里，身穿军服的边防军哨兵探头探脑往中国方向窥视的情景，清晰可视，一览无遗。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三人决定就在这里过夜。朱富祥下套子逮住了一头黄羊、两只野鸡，三个人煮肉、烤鸡吃了个饱，便在半山腰搭了个窝棚过夜。

这天晚上，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引起可怕的泥石流。朱富祥三人待在一块桌面大的巨石上，保住了性命，但无可奈何地被冲到了A国境内，被A国边防军以“非法越境”的罪名予以拘捕。

十几小时后，一名A军少尉讯问了三个中国人，弄清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单位、现状、简历后，重新关了起来。这样关了四天，到第五天三人又被押出去，初时以为要释放返回中国了，不料又进了上次那间提审室。那个少尉还在场，不过主审官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个子了，此人穿着便服，但在场A国军人都称他“少校”，对他执礼甚恭。

少校又问了一遍上次少尉问过的话后，说：“我们分析了你们三人的情况，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放你们回国。不过，你们必须答应一个条件——今后在中国秘密替我们工作，这当然是有优厚的报酬的。你们如果答应，就办一个手续，然后送你们去休养一段时间，在假期满之前放你们回去。”

朱富祥三人听了，面面相觑：这不是让我们当特务，干叛国卖国的勾当吗？！他们一时都不吭声。

少校催问道：“怎么样？”

三人中一个平时被称作“老帽”的回答道：“中国人不当外国人的腿子！”

这“老帽”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戴坏分子帽子的人，是个惯窃犯，1956年刑满留场就戴帽子，因表现不好一直没摘掉，所以人称“老帽”。这样一个角色，在爱国还是叛国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令A军少校大惑不解，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不答应条件，处决！”

“老帽”的二杆子脾气上来了，脖颈一挺：“处决就处决！”

少校一摆手，两名士兵上来扭住“老帽”就往外走，“老帽”破口大骂。须臾，外面传来一声枪响！

少校又问朱富祥：“你呢？答应不答应？”

朱富祥脸色苍白，语不连贯：“我……我……我……还……还……”

“你可以考虑一下。”少校又问另一个，“你呢？也考虑一下再答复？”

这人原是包头市的一个机关干部，1957年划上右派，送往B农场劳教，期满后因妻子离婚无家可归而留场就业。此人对划为右派心怀不满，屡屡申诉，被农场主管部门称之为“铁杆”。

“铁杆”到这当儿真的“铁”了，大声叫道：“不必考虑！叫我叛国，下八辈子也不干！”

少校又是一个手势，“铁杆”便追“老帽”去了。

外面枪声刚响过，少校便问朱富祥：“你考虑好了没有？”

朱富祥长叹一口气：“唉——我替你们干。”

少校让朱富祥填了一张印满了A国文字的表格，他直到死也不知道上面印了什么内容，反正让他在那个位置写什么就写什么，最后签上名字，按上指纹。这时，少校满脸笑容地和他握手：“朱，祝贺你替A国情报机关工作！”

朱富祥这时才知道自己上的是A国情报机关的贼船。

A国情报机关用直升飞机把朱富祥送到一个他连方位都不明的地方去休养，那是一幢位于风景秀丽的山谷中的别墅，里面不但有豪华的卧室、餐厅、客厅、健身房，还有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和手枪靶场。朱富祥在里面待了两个月，一边休养，一边接受特工训练，学会了射击、照相、译码、使用密写药水、跟踪和反跟踪等特工的基本技能。

1962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A国情报机关用直升飞机把朱富祥送到离国境线两公里处的一个A军哨所，由两名边防军士兵把他送到国境线，越境返回中国。朱富祥回到农场，无人盘诘他的去向，也没有人问起当初和他一起出去的“老帽”和“铁杆”的情况，因为当时出去了没回来的人数在300人以上，人们对此已经不以为然了。

朱富祥回农场后，一直等着A国情报机关发来指示(情报机关许诺完成三次任务后让他去A国定居)，当年没等到。又等了八个月，他收到一封寄自黑龙江的信，内用暗语让他去县城某处接受指示。朱富祥以治病为名去了县城，在一家旅馆里见到了一个女人，蒙古族打扮，蒙古族语和汉语说得一样流利。这个女人以A国情报机关的名义向他下达指示，共有六条：

①服下给他的药片，去医院化验，即会被告知患了肝炎，从而获得三个月病假，那时向农场请假回巴索伦老家休养，必准许。

②返巴索伦前经县城时仍住这家旅馆，三天内会发现房间里有两件行李，那是200万公斤假全国粮票和活动经费、特工工具。

③返回巴索伦后秘密地将假粮票藏好，利用其胞妹朱虎梅的关系混入粮站，先熟悉环境，然后在夜晚两次越墙潜入粮站，以特制化学胶获取库房钥匙模型，自己依样配制钥匙。

④密切注意粮站调入全国粮票的动向，一有机会立刻将粮票盗出，藏匿秘处，不得动用，如何处理，听候指示。

⑤案发后的适当时候，发出“举报信”，将假粮票推出去。

⑥完成上述几点后，可以返回农场。

朱富祥接受上述指示后，返回农场立即实施。事情的进展一如A国情报机关安排的，几乎一步也不差。只是在大量全国粮票调来巴索伦粮站后，刘汉洪安排了四人值夜班，使朱富祥无法下手。他正焦急间，11月9日从朱虎梅口中得知当晚开始恢复两人值班，于是决定立刻下手。

11月9日午夜时分，朱富祥潜至粮站后面的山坡上，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以树干扎成的梯子(前两次潜入粮站也用这把梯子)，搭在粮站后墙上，攀越而入。那条看夜狗，早已和他混熟，一块肉干扔过去，就叼起来一声不吭地跑开了。

朱富祥进入库房作案后，为转移侦查视线，从不抽烟的他特地在库房里抽了一支“大金狮”。朱富祥把赃物弄出去后，拆开梯子，用树枝把赃物挑上山。为防止侦查时警方使用警犬嗅迹追踪，他一路上还把A国情报机关提供的药剂洒下。

几天后，朱富祥发出了“举报信”，见警方起了“赃”，便悄然返回B农场。

朱富祥交代完后，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一死，禁不住号啕大哭。

这时，巴索伦侦查指挥部的回电来了：赃物已发现，初步清点，短缺一万公斤。

这一万公斤，就是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工商所截获的那批。至于是何人所取，至今仍是个谜。据侦查指挥部当时分析，认为可能是有人(即票贩子所说的蒙古族猎人)在无意中发现了这批粮票，不敢或不便全部取走，遂取了一万公斤。

A国情报机关此举的目的，主要是扰乱中国粮食市场。至于真粮票暂不抛出，多半是出于稳妥方面的考虑。

侦查指挥部当即将破案消息电告自治区公安厅，公安厅随即向北京拍发急电。

当周恩来总理接到公安部报告时，十分高兴，对着话筒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感谢大家！”

“11·9盗窃案”的案犯朱富祥，不久即被判处死刑，处决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