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探亲
1969年，知青三年探亲假时间到了。这是我望眼欲穿的时刻。不问路途多么遥远艰辛，都挡不住我回家的脚步。我向祝提出回徐州探亲，他答应帮我办手续。我没提让他陪我回家，他也没有要随我走的意思。
我默默地打点着行李。
一床被子，不知为什么要带被子，里边裹着一件皮袄筒子，十斤葡萄干，几件我换洗的衣服。祝禅仁把背包打的方方正正，就像解放军行军时背的背包一样，找来一双鞋，插在背包的外边。
我头戴雷锋式棉军帽，脖子上围着长围巾，脚穿毡袜，外蹬大头棉鞋。上身穿着衬衣、线衣、毛衣、棉衣。下身穿衬裤、毛裤、棉裤。最外边是一件棉长大衣，
天太冷，零下三十多度，不得不这样装扮。
我穿上棉大衣，把十个月大的女儿裹在怀里。那时我已怀孕七个多月，女儿正好坐在我隆起的肚子上。我把大衣最下边的两粒扣子扣上，用带子把女儿拦腰捆在我身上。行军包背在背后，还有四个旅行包，一个包里装着女儿换洗的棉袄棉裤还有尿布 ，一个包里装着牙刷牙膏洗脸用毛巾还有孩子用的几个围嘴布小手绢。第三个包里装着路上吃的馍馍、咸菜、熟鸡蛋，还有买来的好几个馕及一小袋白糖和一大袋奶粉。最后一个包里是一个装满开水的保温瓶 ，还有奶嘴奶瓶、一双筷子和一把小汤勺。
我把系在一起的四个包，分别搭在左右肩上，只有这样，我才能腾出两只手来掏钱买票，检票上车，掏纸给孩子檫鼻涕······
祝找了辆向伊宁市送货的大卡车。我带孩子坐驾驶楼，祝带着行李坐在车厢。
那年的雪真大，平地有半米深。养路工人把公路中间的雪向路两旁堆，在路两旁形成一米多高的雪墙，中间铲出一条能过一辆大卡车的路。工人们每隔十几米远在雪墙处又挖一个大雪洞，为相对而开的卡车错车用。
我坐在驾驶室向远处看，整个天山山谷，成了银色世界。雪填平了一切，覆盖了一切，像一个无边无际白色的海洋。散落在远处几座孤零零的房屋，像是雪海中的小帆船。不远处，几枝芦苇从雪中探出脖子，脖子上的芦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从伊宁市上车，三天才能到达乌市，长途客车把我们娘俩送到乌鲁木齐市。
三天的汽车路程是怎样撑过来，又如何从汽车站到火车站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乌市火车站等候上火车的情景。
乌鲁木齐发往上海的火车检票口设在车站广场南边。已有三三两两的人坐在那儿候车。
我在人群中间找个较大的空地儿。
先把两肩上的四个包放在地上，一手揽着孩子，一手从包里掏出尿布铺在地上，把孩子从身上解下来放在尿布上坐好。褪下背后的行军包放在孩子身旁。我坐到行军包上。天气太冷，急忙把孩子抱到我的腿上，裹在怀里。我一只手揽着孩子，一只手打开装食品的包准备吃午餐。
孩子早就饿了，一直哭闹不止。我急忙把保温瓶、奶粉、奶瓶、汤勺、茶缸，一件件的从包里掏出放在地上。
先用保温瓶里的水冲好奶粉再放点糖，温度适中后递给孩子让她自己抱着喝。我往茶缸倒些水，掏出已干裂的馍，咬下一块咀嚼着，端起水送下去。自己吃了些后怕女儿没吃饱，又给女儿喂了个鸡蛋。吃得差不多了，最后扒开女儿屁股上的尿布，发现不但尿湿了，而且还拉了。我用那块湿尿布给孩子擦擦屁股，扔了，换块新的。棉裤也湿了，不敢再扔。路上已换过一条，包里只有一条干净的棉裤了，还有三天的火车路程呢。
吃饱喝足，把地上的东西再归拢到四个提包里，抱着女儿，坐在背包上打盹。
忽听人声吵杂，我赶快起来，把女儿放在地上，先背好行军包，把女儿抱在怀里裹好，扣好大衣的最后两个扣子，再用带子把女儿绑在在自己的身上，謄出手来，把四个包分别搭到左右肩上，随人群向检票口涌去
开始检票了，人群更挤。我被拥挤的人群架空，双脚离开地面，被夹裹着向前蠕动。我感到呼吸困难，人也昏昏沉沉。直到检票口，脚才踏到地面。冷风一吹，清醒过来，急忙伸手掏票。
那时，我不知道有照顾母婴先上车的规定。如果知道，哪会受这份罪。
推推搡搡中检过票，人们都向各个车厢跑，我也踉踉跄跄的跟着跑。进了车厢，找到自己的位置，先把四个包放到地上，用脚踢到座位底下，再把女儿解开放到座位上，把身后的背包褪下央求别人帮忙放到货架上。最后，把女儿向坐位里边推了推，一屁股坐下，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肚子疼痛起来，吓得我，连呼吸都停顿了。 我屏着呼吸，任凭腹中的孩子拳打脚踢。
一阵疼痛过后，他渐渐地安静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毕竟不一样，女儿是我从高处向下跳，逼着她提前来到人间，而腹中的孩子只是被人群挤了挤，可能只是表示一下抗议。果然，疼痛没有继续。
我安下心来，环顾四周，吵杂的车厢、满满当当的乘客、山南海北的口音、横七竖八的行李、来来回回走动的人群。
我怀抱十个月大的婴儿，身怀七个月的身孕，不足半平方米的硬座，三天三夜的旅程。其中的艰辛、无奈和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好在有回家的渴望作支撑，一切艰难困苦都能忍受。
记忆最深的是到达家乡后的情景。
倪萍主持的《等着我》宝贝回家节目，赚足了全国人的眼泪，尤其等待开门、亲人相认相拥泣不成声之时，把每个人的心都揉碎了。
我在徐州下火车时就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门，等待家门的开启，等待与母亲相拥，等待把三年的心酸、痛苦融在毫不顾忌的嚎啕中。
火车半夜到达徐州。下火车时，列车员手拿话筒对下车的旅客高声说：“这儿正在武斗，请大家不要出去，请到候车室里等候。这儿正在武斗，请······”
我抱着孩子，背着大包小包，随人群进了候车室，随即就听到外边不断的枪响。
我只有待在候车室里等待天明。
由于路途太远，不知能不能准时到家，事前就没通知父母让接站。在决定探亲时，只告诉他们一个大概到达的时间。
我支边走后，父亲又调到一个新的矿井，我只知地址不知其路。
天亮了，枪声已停。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地址告诉蹬三轮车的师傅，让他把我送到桃园煤矿，我父母的新家。
到了桃园煤矿工人村村口，我下了三轮车，把孩子抱好，再把大大小小的行李挂在身上，向几个蹲在村口正说话的中年人走去。
他们停止说话，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其中一个说：“肯定是北方来探亲的家属，看她的穿戴。”
我到家的时间正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二，徐州地区的人们已脱掉厚棉衣换上毛衣。可我还里三层外三层的捂着。一路上的颠簸拥挤，大头棉鞋被踩得变了形，棉大衣下摆挂了个口子，棉花露了出来。棉帽上的扣子不知啥时间掉了，帽子上的两个护耳耷拉着。小辫子开了一个，半边头发乱蓬蓬的垂下来。这行头就告诉人们来自何方和路途遥远。
我走近他们，向他们打听我父母亲的住址。
其中一个中年人站起身来说：
“跟我来吧。”我跟着他走过十几排房子，他指指一个巷口说，进去吧，就在这巷子里。
我的心狂跳起来，踉踉跄跄向前奔。刚拐进巷口，一个女孩看见我，转身就跑，边跑边喊：“邱大娘，邱大娘。俺邱大姐回来了！”
可能是母亲向邻居述说过我要探亲的消息，也可能是我的着装让这个女孩猜出了我。
我泪水朦胧的目光追随姑娘的身影，看到正在门口一张桌子上擀面条的母亲。
三年不见，母亲苍老了许多，满脸的皱纹，头发已经花白。
母亲直起身子，看到蓬头污面，衣衫不整，大包小包，怀揣孩子的我，扔下擀面杖，小跑着向我迎了过来，我不管不顾地大放悲声，和母亲相拥在一起。
邻居们围拢来，她们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帮着摘下我身上的包，接过我怀里的孩子，相拥着走进我朝思暮想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