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余晖中醒来》
作者:邱月兰 编辑:小花荣
又一个伤员抬进来了,是个女的,只见头上的血把头发黏成一片,大腿上还插着一把水果刀。她在担架上伸拳踢腿,嘴里高喊:“打死他,打死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同样的场景,我在桃园工人村也见过一回。
前后两人,一付担架,急匆匆的脚步,抬着一个壮汉,是从武斗现场上撤下来受伤男人。
经过我家门口时,受伤人的血透过担架一滴一滴地向下滴落。他在担架上也是不老实,翻身打滚,嘴里乱嚎。没走多远,就从担架上滚了下来。听说,他身上的血流完以后,就从伤口处向外淌黄水,抬到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
现在这个女的,听说和丈夫不是一个派别,被丈夫打的。
我听母亲说,父亲和我的弟弟也不是一个观点。父亲是保派,弟弟是踢派。
有一次吃饭,爷俩又辩论起来。老子说不过儿子,父亲就拿出做老子的威风,把一碗正吃着的面条狠狠的向我弟弟头上砸去,弟弟一偏头,连碗带面条全砸在墙壁上。
从此,弟弟再也不和父亲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是什么深仇大恨,让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邻里为壑?
两派都说自己方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都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都是最革命的一派。
既然目标一致,所捍卫的人也相同,可为什么打起来了呢,而且往死里打。
难道人的大脑,真的是天使和魔鬼组成?
放下疑惑,还是回到医院里来吧。
两瓶点滴打完,儿子终于转危为安,在医院里呆了一夜。第二天,母亲把我们娘俩直接接回家,也顾不上风俗忌讳了。
第三十章 军宣队进驻奶牛场
儿子刚满月,祝禅仁来徐接我们返疆。有祝在,回疆的路就不那么辛苦。祝还是保管员,我们还是住在库房的院子里。
1970年左右吧。军宣队进驻奶牛场,斗批改运动开始了。。
有一天晚上,工宣队组织我们听《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报告会。
演讲人就是我们一列火车来的、我曾想和她交朋友的秦丽。她演讲的题目是《家庭中也有阶级斗争》。
二百瓦的灯泡照着一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她做着手势,义愤填膺:“······作为一个国家职工,他偷牛奶,每天带一瓶回家,我怀孕的时候,他用牛奶换猪肉。尤其可恨的是,孩子生下来奶水不足,他为了他的儿子,竟敢用卖牛奶的钱去买鱼给我投奶。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这么做。他就是埋在我身旁的一颗定时炸弹。虽说他是孩子的爸爸,可他已变成我身边的阶级敌人······我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和他做最坚决的斗争。······” 我深深地低下头,不敢抬头看人,更不敢去看秦丽的脸。我听到身后有人悄悄地说:“这个是徐州支边青年,兰的老乡。”
我感到羞耻,羞耻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报告会在“不忘阶级苦,牢记阶级仇”“家庭里也有阶级斗争”“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我快步走出会场,逃也似地跑回自己的家。我不知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听说,她已经带着孩子住进场部女生宿舍,要和丈夫离婚,军宣队不同意。
奶牛场的军宣队是明智的,只是利用一下,不能当真。不仅奶牛场的军宣队,就是全国的工宣队、军宣队,都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去揭发、去深挖、去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能上纲上线的,绝不手软。像秦丽丈夫这种经济犯罪,数量且不大的,拘留几日也就算了,不能闹得妻离子散。
一天,军宣队长找我谈话。
他摆出一付温和的面孔,问我认不认识王义,我点点头。他让我揭发王义的罪行。我沉默不语。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王义没有说反动的话,也没干反动的事。至于刺杀主席像,那是无意的,再有恨,也不能无中生有呀。
队长看我不做声,又拿出一个小本本,翻到一页,说:“王义在日记里是这样描写你的:人人都夸好秋月,我曾用“秋月”做过笔名,我说秋月是黑锅…… 我用力咬着嘴唇,眼泪不听话的向外涌。
队长又启发我:“他是不是……他有没有……”
听到这里,一股恨意涌向心头。我想到王义的不义,想到王义对我的污蔑,想到由他而起我所受到的种种磨难和委屈,不禁悲恨交加。然而我咬紧嘴唇 ,强忍泪水,沉默不语。
我看不起他,他把社会对他的不公平发泄到一个弱女子身上,和当初揭发他的人称兄道弟,一起夺权,最后当上了奶牛场的革委会主任。
在他飞黄腾达期间,他以革委会主任身份曾带着几个手下人到我家隔壁邻居家去喝酒,从我家门口路过时,故意吵吵嚷嚷大声说笑,愤怒之极的我把一盆水狠狠地泼了出去。
他还算男人吗!
从伊犁河自杀未遂起,我就像一只挨了一刀的羔羊,躲在祝的屋檐下,流着泪添着自己的血,不再和外人打交道。
虽说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从没说过反党动言论,我也不能诬陷呀。
我沉默着,沉默着,尽管心中翻江倒海。
无奈的工宣队挥挥手让我回去了。
第三天,从场部开完审判大会的人回来说,王义判了八年,罪名是:一 ,打砸抢。二 ,刺杀毛主席像。
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
是什么样的境遇,才会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果报应。一个人,在倍受折磨之时,想守住良心的底线,真得咬牙坚持。
第三十一章 在大田劳动的日子里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声中,知青光领工资,不去劳动的时代结束了。除五大员,教员、会计员、出纳员、统计员、食堂管理员,还保留原工资外,其余的和老职工一样,以挣的工分多少领工资。我除过草,割过麦,挖过水渠种过菜。什么杂活都干过。最让我焦心的是我的一双儿女。
各连队都没有托儿所,孩子的问题自己解决。想在家照顾孩子,就无法下地干活,不干活又没有收入。
妇女们各显神通。
四川妇女用特制的背篓把孩子背在背上干活,有的妇女把孩子抱到地头,让其自玩,还有的妇女把不满周岁的孩子用长布条捆绑在自家的背上去锄地。
我孩子多,儿子一岁时,女儿两岁。背也背不了,带也无法带。没办法,我只好把儿子像祝的姐姐的做法一样,找个合适无盖木箱,里边放些尿布,把孩子放在里边坐好,再用尿布把四周塞实。这样孩子就不会乱动,只有头能转来转去,小手臂能拍拍打打。
女儿的安置我动了一番脑子。最后,我把方凳翻过来,把女儿放进去站着,女儿和方凳一般高,方凳下边的四个横木正好到女儿的胳肢窝。这样,女儿出不来就不会乱跑。
我反锁房门去干活。
如果工地离家近,我会借口去厕所,跑回家看看孩子。如果工地远,一上午我心焦得发慌,频频看表,要求班长让我早走会儿。
写到这儿,我不禁疑惑,当时祝干什么去了,我怎么不让他照看一下孩子?他工作在库房,我们家就住在库房,他发完料以后完全可以照看孩子。可在我的记忆里,早上孩子是什么样子,中午回家孩子还是什么样子。孩子哭哑了喉咙,奶瓶里的奶或碗里的水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动都没动下。
现在回忆起孩子们的幼年,心疼得直打颤。 我受罪我活该,可孩子们有什么过错,也跟着我受那么大的折磨?。
孩子们逐渐长大。用翻过来的方凳困住女儿的做法不行了。她为了自由不怕摔。她站在凳子里向前扑,她倒了,凳子也倒了。她从凳子里爬出来在屋子里乱翻。屋子里有火炉、菜刀、保温瓶……也有剩饭、剩菜、牛奶、凉水、干馍馍……
有一天中午,我锄地回来,打开锁进门后,惊呆了,
一岁多的儿子在木箱里一只手摆动着,另一只手填在嘴里吸吮得吱吱响。女儿的方凳倾倒在地,两岁多的孩子把屋子翻个底朝天。小被子拖到地上,炉灰铲到锅里,她正把一个围嘴放到水盆里撅着屁股洗。听到门响,抬起头来对我笑。我哭笑不得,急忙抱起女儿,让她自己到院子里去玩。把儿子抱出来放到院子里的地上,喊女儿来看弟弟,我急忙收拾房间,刷锅做饭。下午上班前,我用一条长围巾,一头系在女儿的腰上,一头系在大桌子的横橕上。
我不怕她翻东西,我怕她去捅火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