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驳的理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扛着十几块贴有毛主席像的木板进行演出。找好场地后，演员围坐一圈，把主席像搂在怀里。每一场演出，都有“不爱红妆爱武装”的经典节目。当演员的红缨枪在震天的杀杀杀声中，不问前后左右，枪枪对准的都是毛主席像。你们说是有意还是无意？那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的反驳尽管使厂领导和公安局的人哑口无言，但，他们还是不放人。
我怕王义想不开，受不了入狱之屈辱而自杀，就想办法增强他活下去的信心。趁给他送被褥之际，在被子的四个角上都塞上干艾叶。艾，爱。只有传递这种信息，才能增强他活下去的勇气。这种自作聪明、为他人着想的做法，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
俗语说，七分帮人是帮人，十分帮人是害人。我这几乎是十二分的帮助害的是我自己。
在水火不相容的日子里，我高度紧张，注意倾听来自窗外各种声音。第一时间阅读新贴出来的大字报。干活时更是拼命，人家扛一捆稻子，我扛两捆三捆。
我不能露怯，我要坚强。
时间不知不觉就滑过去了。造反派没能把我送进监狱，我也没能把王义从监狱中捞出来。等待的日子漫长而又痛苦。
我被彻底的孤立了。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不搭理任何人。白天，我摆出一副坚强的外壳，晚上，露出我懦弱的本性。
每当天黑，已逐渐平静下来的支青在各自宿舍里嘻哈打闹。我就悄悄地溜出去，到一个没人地方，开始自我折磨。
我坐在草丛中，眼望东方的月亮或星星喃喃自语 ；“娘啊。您在干什么呢？知道我在想您吗？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娘啊。我该怎么办啊。”······
没有人回答我，只有风吹乱我的长发，只有昆虫在草丛中鸣叫。我低声哼唱起“九一八，九一八，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爹娘……”泪水汩汩而出，直到唱腔变成哭腔，直到一头撞到地上，昏厥过去，直到寒冷的边疆之风又把我吹醒，我才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回宿舍。
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万一醒不过来，不就成了屈死鬼了吗？同时还有一点遗憾，如果那时死了，后来的罪不就不受了吗？
第二十三章 在马场的日子
同年的五六月份吧，上级又把我们这支小分队调到天山山窝里的马场。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走留在了奶牛场。我随小队进了山。马场的条件差极了。交通不便，从马场到伊宁市有半天的汽车路程，而且不通公交车。马场有辆大卡车，经常去伊宁市拉物质。马场在伊宁市设有办事处，到伊宁市去办事都是坐这辆大卡车来回。说是马场，其实没有多少马。种马的交配、饲养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干的是农活。
我身体一直不好，这里海拔又高，加上精神上的压力，虚弱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没人过问我，没有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叫我去干活。我已崩溃，已麻木，就像个行尸走肉，整天混混噩噩。我现在都记不清那几个月怎么度过来的。
我瘦弱得身子打晃，多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一米五五的个头，八十斤的体重，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别人竟看不出被子底下有人。我早就没有了在奶牛场激发出来的那股不服输的勇气。每天只是发呆、流泪。机械的重复着生存的必须。
我感到自己快不行了，求生的本能让我作出决定——请假去伊宁市看病。
大卡车的车厢我爬不上去，好心司机让我坐到驾驶室里。
我在伊犁反修医院挂水，共五天。其实也没有大病，就是衰竭地打晃。没钱住旅社，就到原单位奶牛场去借宿。在当初坚决不去马场的知青中，有王侠王玉姐妹俩。我就在她们宿舍里住了四个晚上。点滴挂完，我的钱也花光了，清点一下，还剩一角两分钱。
我去马场办事处，被告知，马场的卡车不知什么时候来。
我慌了，这一角二分钱勉强够一顿饭钱，那以后呢？总不能去乞讨吧。我想到了借。但，即使借，也得有地方去借。在伊宁市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在王侠王玉那儿住了几个晚上，她们已表现出不耐烦。再向她们借钱，她们会借给我吗？突然，我想到了祝禅仁。在我们刚进连队时，他经常召集我们小队长开会。还经常拿着二胡到我们的宿舍去拉。
开他的批斗会时，他老老实实低头认错。开完会，他和那些批斗他的人有说有笑，没有一点隔阂。我对他的大度很敬佩。听说他在伊宁市住院切割扁桃体，找他去借钱，估计没问题。
我用一角二分钱买了包藕粉，去了反修医院。
反修医院，一楼13床。祝禅仁平躺在病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发呆。我走到他的床前，轻轻地喊了声：“祝干事。”他转头看到是我，一脸的惊喜，连忙翻身下床拉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床沿上激动地说：“你是第一个来看望我的人，我姐姐都没有来。”接着，他就天南海北的侃起来。从奶牛场说到他的家乡，又从家乡说到他的家 ，说他的爷爷如何从牛蹄印窝里抓树叶······直到护士进来呵斥他：
“昨天手术时不就告诉你了吗。术后不能说过多的话。躺回床上去。”
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听到护士的责备，看到他乖乖地躺回床上，有点想笑，又有点难为情，可我借钱的目的没达到，还不能走。
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怎样才能提起借钱的话头？。
躺回病床上的祝禅仁的嘴巴并没有闲着，他继续说。说他姐姐的孩子多么可爱。说他姐夫如何参军入党。说他为了这次手术把钱都花光了……
听到这儿，我绝望了。人家已经没有钱了，怎么再提借钱之事？后边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已没有心思去听，找个理由离开了他。
无比沮丧的我回到办事处却听到一个好消息，明天上午马场的卡车来拉配件，下午就返回马场。
我想，饿两顿饭没关系，不用再去借钱了。一丝安慰涌向心头，顿时精神了许多。
五、六月份的伊犁已不冷，我在办事处的长凳子上对付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站在办事处的大门口向卡车来的方向张望。
“你还没走？”身后突然传来询问声。转脸望去，原来是祝禅仁祝干事。他接着说：“早知道你没走，我给你写的信就不投入信筒里，直接交给你就好了。”
我没问什么信，什么内容，只是感到有点奇怪。
回马场的第五天，我收到了祝禅仁的信。疑疑惑惑地打开，字体倒挺遒劲，信的开头就说：“你走了以后，我想了好久，最后决定，我要你……”
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这三个字填满了脑海。
这不像是求爱或求婚信，到像个通知书。
管不了那么多啦。我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一个救生圈，求生本能让我做出决定：嫁。
我也想过了，王义对我的滴水之恩，我也做到“涌泉相报”了。我不欠他什么。再说，我和王义之间，连手都没拉过，他只是一厢情愿。直到他被捕，我对他都没有任何承诺。现在，我的病体，我的境地，我崩溃的神经，都需要一个有力的手臂来支撑。何况祝的外貌端正，品德也可以。我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挑三拣四。
第二天，我把同意嫁给他的回信写好寄走了。祝很快就回了信，说想把我调回奶牛场，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信发走后，静等祝来马场办理迁调手续。
祝还没来到，王义却来到了马场。那是1967年6月底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宿舍里吃晚饭，忽听外边有人喊：王义回来了。王义回来了。随着喊声，王义推开门走了进来。我放下饭碗，站起。
不瞒大家说，如果没有对祝的承诺，没有离开王义的决心，悲喜交加的我，可能会放声大哭。我为这个男人付出的太多太多。
我站在哪儿没有动，甚至连激动的表情都没有，我只是静静地站着。王义又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我回来了，无罪释放。”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坐下。王义拉了个凳子也坐了下来。
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脸。我对王义说：“王义，我为你，也算尽力了，你以前对我帮助和照顾，我也算报答完了。你好自为之。我们分手吧。”
王义倒也冷静，说了句：“好吧。”又赶忙补充了一句“先跟我回奶牛场，这个地方不适合你。”我想到祝禅仁在奶牛场还等着我。我答应了王义。
第二天，我和王义一起坐马场的拉货卡车到了伊宁市，回到了奶牛场。
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已经二十多岁的我，怎么还那么幼稚。既然对王义提出分手，干嘛还要跟他一起回奶牛场？就在马场等着祝来办手续就是了。
这给支青造成一个错觉：我和王义的婚事，铁定了。又有谁知道我心另有所属？谁又能把爱情和友情分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