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第三次探亲
毛泽东去世没多久，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一个陌生人在窗外向我招手。我走出教室，随陌生人到一避静处，陌生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察布查尔县公安局的，为王义的案子而来。他说要释放王义，说刺杀毛主席像是个冤案。但需要我签字。我犹豫一会，前前后后思量了一下，心里充满了矛盾。如果签字释放了王义，就能证明我的“不是有意刺杀毛像”的观点正确。可想起他对我的伤害，真不想签这个字。可事实，事实就不是故意的。不能为了报复，就冲破做人的底线。最后，还是良知占了上风，我接过那个人递过来的钢笔，在他指定的地方签下我的名字。我不懂法律，直到现在都不理解，他已结婚生子，这个字他的家人为什么不签？其他人为什么不签？例如场领导、他同一派人，为什么偏偏来找我？难道是我曾经为他翻过案的缘故？
不管那么多了，我对得起良心就行。
远在徐州的小儿子到了入学的年龄。那时的中国人被死死地捆绑在户口所在地。上学、工作、计划口粮、副食品发放、油盐酱醋茶，全凭户口领票供应。在生小儿子的时候，母亲劝我用她的名字去生孩子，这样，小儿子就能在徐州落户。我想了想，不行。明明是外婆却变成妈妈，我的儿子变成我的弟弟，这不乱伦了吗？说给母亲听，母亲也没坚持。
我的户口在新疆，小儿子的户口理所当然地随我，落在新疆察布查尔奶牛场。小儿子在母亲那儿生活了六年，就当了六年的黑户。上学是大事，现在必须接回新疆。
1977年的寒假，我们全家回老家探亲。又是3天长途汽车，3天3夜的火车硬座。
回到父母家的那一天，阳光明媚，左邻右舍都来探望。母亲一手拉一个孩子，都是六七岁的模样，让我辨认哪个是祝贺，小儿子的学名。我端详了半天，没认出来。
我扔下他回新疆时，他才六个月，现在他已六岁。从婴儿到儿童，变化是巨大的。
母亲把左手那个又白又胖的男孩推到我的跟前说：“快叫妈妈。”儿子扭着身子不愿叫，躲到我母亲的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盯着我看。
瞧着母亲脸上的皱纹，看着母亲颤巍巍的白发，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六年啊。两千多的日日夜夜，带着两个孩子，干着家属工，还要照顾我下矿井的老父亲。
我的母亲是天下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能担当的母亲。我亏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团聚的日子是快乐的。我的三个孩子在农村的麦场上教11岁的小兰姨骑自行车。小兰能走了，但是行走非常困难。学会骑自行车就方便得多。
离春节还有五、六天，祝禅仁提出全家回他山东老家看看。
祝的父亲在刚解放时就因病去世了，那时祝才四岁，是祝的爷爷在维持这个家。
祝姊妹5人，老大从部队复员到南昌某场任武装部部长，就在南昌安家立业，生儿育女。大姐已出嫁。二哥在老屋也结婚生子。祝和母亲及小姐住在偏房。和二哥一家同住一个院子里。婆媳不和，几乎天天吵架。自从爷爷去世，小姐出嫁去了新疆，母亲被大哥接走后，二十岁的祝就单身一人过日子，后来支边也去了新疆，要求去小姐和小姐夫所在的伊犁奶牛场工作，祝到奶牛场后任二连干事。我们结婚的当年，他母亲就在南昌去世了。我们收到大哥一封信，信中叙述了母亲从有病到去世的经过，信中说，母亲临死时，喊着祝的小名咽了气。看完信我大哭了一场，一方面是哭婆婆，另一方面也是哭自己。
我们这次回山东老家探亲，探的是祝的二哥二嫂及侄子侄女们。
二哥八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哥继承了爷爷牛蹄窝里抓树叶的勤俭持家传统，虽说孩子多，可个个穿戴整齐。二嫂对我很热情，弟妹长弟妹短地叫个不停。
我只在二嫂家呆了三天，就带着小儿子回了徐州。
十一年没和父母一起过春节了，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正月十三，祝带着两个孩子从山东老家回来了。我们准备返疆。
一想到火车上的三天三夜，我从心眼里打怵。在新疆的十四年中，我探了三次亲，全是硬席票。便宜，买得起。
正月十六，全家五口人开始返疆。
知道火车难乘，所以弟弟叫来了朋友、同学，共有七八个小伙子送我们上火车。
上海至乌鲁木齐的54次列车进站了。乘车的人拼命地跑，拼命地挤。只有两个车门打开让乘客下车。上车的人群蜂拥而至，你拥我挤，两边扶手上吊着好几个人。我们根本挤不上去。拿着小锤检查车辆的工作人员直喊：“不要再上人了，车厢已经下沉啦。······”
谁听？还是挤。
弟弟的朋友敲开一扇窗户，先把祝禅仁架起，从窗口爬了进去，又把我抱起来塞进窗口。我的双脚刚一落地，就踩在一个乘客的脚上，好在那位坐着的乘客没发脾气，咧咧嘴把脚移到一旁。这给了我一个空间。我转身接过窗口的女儿，给跟前坐着的老大娘说几句好话，把女儿放到老大娘的两腿之间坐好，又急忙去接大儿子。我搂着儿子向密密匝匝人群的过道望去，哪儿还有空隙？没有空隙也得挤，不能站在四位对坐着的乘客中间呀。于是，我紧搂着孩子向过道挤去。刚挤到人群的边缘，只见一个方方正正的行李从窗口飞了进来，落在过道人群的头上，愣是落不下去，引起一片骂声。我知道这行李是我们的，是弟弟的朋友们扔进来的。我什么都顾不得了，还有一个孩子没上车呢。这时，听到窗外弟弟喊：“姐，祝贺被我塞进车门里啦。车门已关上，记着找他。”我一边答应着，两眼一边向车门口搜索，那里能看得到。再找祝禅仁，只见他站在椅子后边，一只脚踏在椅子边上，另一只脚站在一堆行李的空隙中。两手紧紧扒着椅子背。
车开了，刚一晃动，夹在人逢里的行李滑到地上，我急忙蹲下，从林立的脚脖处把行李拉到我的身旁，立在我脚面上，把儿子抱到行李上边，我搂着坐好。
我再次向车门口张望，看不到小儿子，就大声喊：“祝贺，祝贺”“哎~”传来一声清脆的回答。“不要动，等会让爸爸去接你。“
车到兰考，祝才放下那只脚，找到小儿子。到了兰州，我们一家终于团聚，找到空位坐了下来。
三天三夜的站立和硬座，三天的汽车，我们回到了奶牛场。
三十六章 备战
一九七九二月十七日的凌晨，以自卫反击战为由，我国出兵越南。中苏边境突然紧张起来。我们农场的土地和苏联接壤。记得刚到农场的时候，一些男生跑到边境，站在高处向苏联方向眺望，能看到苏联的拖拉机在犁地。
边境紧张我们随之紧张。听说苏联调集了大量军队到边境。
首先行动的是伊宁市的各大银行。贴出告示，让储户把钱取走。然后是各单位统一放宽探亲条件，只要愿意走的，统统放行。
场部领导调集各连队的青年到天山挖洞备战。然后是各连队领导安排群众撤退时所乘的车辆。
要求各家各户备好一个星期的干粮。
能回内地的都走了，只有我们这些经济不宽裕的家庭留了下来。
学校已停课。连队领导告诉我们以枪声为准，只要枪声一响，背上行李，带上干粮，找到所乘的车辆，立即转移到天山山洞里去。
我炒好炒面，烙好锡族饼，把炒面分盛在三个干净的小裤子里，裤腿口扎好，裤腰处用针线缝结实，把三袋炒面分别挂在三个孩子的脖子上，锡族饼由我来带，行李捆绑好放在门后。
先给孩子们示范一遍，让他们各自收好自己要带的东西。我又把多余的油粮在炉灶旁挖个坑埋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枪响后行动。
等待期间，几个老师常聚在一起谈论战争，猜测战争中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争论战争的胜负和应对的措施。
我们相互嘱托，万一哪一家大人不在了，活着的人都要照顾好没有父母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内地，交给他们的祖父母或其他亲人。
我们还央求铁匠铺的师傅给我们女老师每人打一把小刀防身用。我的那把长半尺，宽一寸的小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
那时，我们不太害怕苏联人，倒害怕当地的民族人。
他们中有人仇视汉族人。认为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土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他们以放牧为主，不会农活。我们到来后，把大片草场翻起种了庄稼，他们没有草地可放牧。
场领导把原在此地放牧的牧民分散到各连队从事养羊喂牛牧马挤奶等工作。
有一次连队召开会议，会议还没开始，连领导还没来，会场乱糟糟的。
离我不远处的一个维吾尔老者对一个拿着白面馍的汉族小孩，用生硬的汉话说：“你的白面馍，原是我们的，是你们抢了去……”
可见民族隔阂还是有的。
还有早年入疆，妇女受残害的种种传闻，都让我们害怕。
慌乱了一个月，终于趋于平静，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第三十七章 返徐
转眼，时间到了1979年的下半年。在煤矿下了一辈子井的老父亲退休了，没有人接他的班。弟弟以带工的形式入矿当了一名井下瓦斯检查员。12岁的妹妹正在上学且有残疾。我是唯一接班人。
幸运之神终于降临。
徐州矿务局领导来奶牛场带工，这次要带走二十多人，名单中有我的名字。
来带工的领导告诉我，这次招工有两个条件，一，他们需要工人，不需要干部。二，他们带的是矿工子女及子女们的孩子，有配偶的不要。
我对老师有一种难言的情愫。回想起自己教初中那会儿，死认真。领导让批判刘少奇，我就翻报纸，找杂志，摘抄各大报纸社论。把刘少奇批得体无完肤，把学生鼓动得义愤填膺。可后来，我们竟然批错了。
政府不脸红，我还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无法面对学生。在这个朝令夕改、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当个老师不容易。
作为一名老师，教的学生还没毕业，方针政策就从否定到确定、从确定到否定，让老师面对曾经教过的学生，怎样去自圆其说？
与其当一个尴尬的老师，不如当一个只为自己负责的工人。
我毫不犹豫的放弃教师级别，作为一个工人应招。
至于“有配偶的不要”只有找祝商量了。当我把招收条件讲完以后，祝毫不犹豫地说，离婚，假离婚。
我们就在场部一个民政干事那儿把离婚手续办妥了。孩子财产全归我。听说后来改为不离婚也可以，只是不允许带配偶。
我报了名，填了表，回家打理行囊准备返徐。
家里乱糟糟的。祝拉来好多杨木板，准备做毛箱用。我把要带走的东西堆在地上，路上吃的东西已做好，放在随身携带的旅行包里。临走的前一天，一直忙到天黑，才草草地做点晚饭，吃完饭后就上床休息了。
我们住的是一大间简易房，进门是炉灶，炉子的出烟口插在火墙预留的洞口里，火墙后是一张大床，是我和祝及女儿睡觉的地方。在床头处，横铺一张小床，那是两个儿子的领地 。
当天夜里，小儿子要喝水，祝拉亮了灯。
只听祝大喝一声：“你怎么站着就拉屎啦？都弄到鞋子上啦。”我闻声就起，迈过女儿的身体，爬过祝的身躯，来到了床下。刚想把儿子抱到一边，还没站稳，“咚”的一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后七八秒钟，我清醒过来，祝慌忙来拉我。我揉着头上被橱柜角撞出的大疙瘩，指着窗说：“快打开，煤气。”
门窗打开后，全家都醒了，个个喊头疼。女儿呕吐起来。
查看了一下，原来是炉子的出烟口偏到一边，没对准火墙洞口。
我只所以能迅速判断出是煤气，因为我有过同样的经历。
那时，小儿子还没来。
某一天的晚上，大儿子说肚子疼，我给他揉了揉肚子就让他躺下了。
睡到半夜，儿子“啊”地叫了一声。我急忙起身拉亮灯，见儿子已经坐起，可头垂在胸前，好像又睡着了。
我跑到他的床前蹲下，拉着他的小手问：“儿子，怎么啦？肚子还疼吗？”没听到儿子回答，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上，很纳闷：这是怎么了？怎么躺在地上？病了？谁袭击了我？还是······。一个念头突起：是不是煤气？
我赶快去开窗开门。检查一下，果然是炉子的出烟口偏到一边，没对准火墙孔。
侥幸之余，有些后怕。两次死亡都与我们全家擦肩而过，冥冥之中，好像有谁助我。
如果大儿子不大叫一声，如果小儿子不起来喝水。那，尤其最后一次，在即将返回家乡的时刻。
我带着三个孩子，带着所有家当于1979年12月25日从奶牛场启程返回原籍徐州。
从此，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同年八月，矿务局去新疆招收返回家乡知青的配偶时，我给祝报了名。祝来徐后，没提复婚之事，我也不在乎那张纸，我们非法同居生活到现在。
如果过去的生活是大风大浪的话，返徐后的生活就是和风细雨。
每个家庭的生活都有磕磕绊绊。我家也是如此。如果继续写，以我的文化水平，恐怕陷入俗不可耐的流水账形式。罢了，就此作结吧。
对后来之事，做个简单交代。
1.我签过字后不久，听说王义被释放。
2.我返徐后，听说他们全家也返回徐州。
3.没人在我面前有意提及王义，从知情人的对话中，略知一二。我从来不向别人询问他的近况。我对他，仁至义尽。他对我的侮辱、谩骂，我理解为小人之爱的使然。
4.2016年10月16 日，在知青支边50周年大聚会时所发的资料中，他的名字出现在死亡名单上。
我盯着这名字看了好久，心中打翻了五味瓶。
一句话油然而生：他居住在我的伤口里。
我，1995 年退休，给儿女们带孩子。尤其是那个孙女，两岁发现重度耳聋。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她现在带着耳机能正常说话。
我最大的变化是从2012年6月学会上网开始的。
四年的网上浏览，两年的微信交往，使一个浑浑噩噩的厨房老妪在夕阳西下的馀晖中清醒过来。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