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口塘粮站，我体验了一次人心险恶。上面讲的那位粮食局干事的杨姓内弟，好像和我同年，闲暇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河提上散步。闲聊常常是漫步的主题。这个时候，大哥正在帮我在税务局某一个职位，是税务局长亲口答应大哥的，可迟迟没见眉目。一次，我和小杨说了大哥帮我在税务局谋差事的事，还说我现在很着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一段时间，站长通知我说粮食收购已经尾声，站里决定让我回家。我觉得突然，为什么这么快将我辞退了？临走的时候，站里的主办会计告诉我，站长到局里反映我的工作能力很强，希望局里能同意将我长期留在站里工作。可是局里说小徐的心不在粮食系统，他想到税务局去，你留得了吗？主办会计还说：“小徐，今后交友要留个心眼。”
回到家里，我把此事向大哥讲了。大哥说他已经知道了，那个姓杨的被留下去了。他还说留个教训吧，现在工作很难找，今后要处处留神，争取这年把找一份固定的工作。
过了没几天，大哥说百货公司招收一批营业员，要考试，劳动局同意介绍你去参加考试。
考试是在六安县百货公司城关营业部举行的，应试的一共七个人，唯一的考试项目是算盘。当然，我既快又准，获得第一名，被分配在云路街的十女门市部。这是六安县百货公司最大的门市部，成立之初，为了凸显女性半边天的社会地位，十位营业员全部安排女性，故名十女门市部。门市部主任姓王，是一名转业军官，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把我安排在针纺织品组，组长（实物负责人）姓杜，快五十岁了，还有一位女性，名叫余敏，是转业的文艺女兵。她经常和我讲她在部队文工团的事，她说她和长影制片厂庞学勤很熟，没想到庞学勤进步得这样快，成为全国著名的电影演员。
我在十女门市部工作了四个月。原本说招收的七个人全部留用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却全部辞退了。在十女门市部工作期间，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唯有一件事，现在想想还会哑然失笑：一天，来了一个女顾客买尼龙袜，当时，柜台里的尼龙袜有上海产的和淮南产的两种，女顾客询问我买哪种好？我想了想，说上海产的制造技术好，可淮南产的原料好，因为尼龙是用煤炭造的。那位女顾客出于对我的信任，竟买了淮南产的。当时，我们国家还不会制造尼龙丝，所用的尼龙丝全部从日本进口，而且尼龙丝不是用煤炭造的，是以石油为原料。上海货一直是人们普遍喜爱的产品，这位女士竟然听信了一个没有事实依据的解答，不购买上海货，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多么的重要。
从1964年初到1965年3月，在短短的一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换了三种工作，最长的干半年，短的只干了三个月。每次换新工作，心中总是充满能被长期留用的希望，可是最终都以失望而告终。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激大哥所做的种种努力。这也反映出他有非凡的交际能力，之所以没能成功，可能是头上的那顶尚未完全摘除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有一件事可以佐证我的这个看法：1964年底，我有幸报名参军，起先，街道认为我社会关系复杂，不同意我参军，大哥为此找了城关镇党委书记王原苓。王原苓书记认为我家庭出身好，可以参军，由此我参加了体。但在第一关就被打下来，说我鼻道弯曲。当时正值我患重感冒，鼻腔长期发炎，鼻道肯定被堵塞。至今尚未听说鼻道弯曲不符合体检标准的。在报名参军的过程中，我信心特足，有一位带兵的人，前来十女门市部购物，我和他说了我已经报名的事。那位军官询问了我的情况，我都一一回答。第二天一下子来了几个带兵的人看我，看来他们都喜欢我，其中一个人说这个小青年到部队可以先干个卫生员，或者当个文艺兵什么的。说得我心花怒放，以为铁定可以当解放军了，当天回家得意洋洋地把情况告知家人。哪知到最后还是泡汤了。
现在想想，当时之所以工作难找，还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尚未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大环境决定的，工商业发展滞后，势必影响国家税收。在计划经济年代，扩大就业意味着国家要拿出更多的钱发工资，国家从工商业拿不到很多的税收，就不可能扩大就业，因为没钱发工资。我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就业三次，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幸运，是因为我有一个能力特棒的大哥。很多和我一样的社会青年根本不知道劳动局分管就业，可以安排工作，他们只能服从街道的安排，去大别山区修战备公路，没日没夜地抬石头，所挣的钱除去自己开销所剩无几。那时候的老百姓大都穷得叮当响，一个家庭，没有固定的收入，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除了穷，还能有什么？所以我对“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非常钦佩。国家不发展，百姓不能广泛就业，只能受穷。当然我也质疑“共同富裕”的言行，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获得的钱财，其中的大多数究竟是花在老百姓身上，还是肥了少数人的肚囊，已是天人共鉴之事。
能够惠及百姓的事不去做，是因为心中有私。平民百姓可以有私，唯独治国者不可有私，治国者有私，必祸乱天下。治国者让自己的子女发财，目的显然，就是要人为地制造一个包括官僚寡头在内的富有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