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被分配到省文化厅工作,认识了大荣叔叔。过了几年,父亲和大荣叔叔一起被分派到一个市文化局工作,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住一间宿舍,吃一家食堂,一起背着放映机到乡下为农民放映电影,感情自然深厚。大荣叔叔文化不高,但是根正苗红,早早入了党,提了职,成了父亲所在科室的领导。父亲虽说寒门子弟,但是其地主舅舅在土改中被镇压,一直是父亲抬不起头来的所谓污点,所以一直属于外围人员,做技术性工作。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相当紧张,单位的惯例是一早先开会念报纸,然后才开始日常工作,一般都由办公室的行政秘书念。一日清晨,大荣叔叔突然抢过报纸,开始为大家读社论,他情绪激动,站到了椅子上,抑扬顿挫地大声念道「美国总统肯尼油,就是一个老油条。」。父亲单位隶属于文化局,其中不乏当地的画家、作家、编辑、记者等舞文弄墨的人,本就看不起大字不识几斗的大荣叔叔,在听到「肯尼油」三个字后,毫无遮掩肆无忌惮地哄堂大笑了。
不几年的功夫,大荣叔叔就进入了单位的领导层,虽然在其他下属面前端着架子,不苟言笑,但是与父亲依旧称兄道弟,关系如初。
一直到了文革,文化系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因政见理念不同分成两派,双方互贴大字报进行大辩论。直至一日,红卫兵们操起了刀枪,大荣叔叔一派占据了古城楼,另一派占据了市邮电局大楼,两派对峙,机关枪都架了起来。气氛紧张,武斗一触即发,父亲躲在家里装病闭门不出。一日傍晚,大荣叔叔来到家里,母亲说他情绪激烈,百般鼓动父亲跟他一起上城楼,说需要一个懂发电机原理的人,随时维护,确保高音喇叭可以一直工作,并且一再保证父亲无须参战。但是胆小的父亲还是婉言拒绝了,送大荣叔叔出大门后,在晕黄的街灯下,大荣叔叔撩开上身的厚外套,露出腰间别着的三颗手榴弹。
父亲说自从看见大荣叔叔腰间的手榴弹后,自认他们属于两类人,关系便渐行渐远了。
后来,父亲单位在办公大楼旁盖了一栋家属宿舍楼,原来住在平房家属院里的人们都搬进了楼里,我们和大荣叔叔家分在一个单元。大荣叔叔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眼神凶巴巴,楼里最调皮的小孩都怕他,但是他偏喜欢我和妹妹,看见我们时脸上会浮起一丝笑容,虽然似笑非笑一掠而过。彼时,大荣叔叔已是父亲单位的一把手了。
过了不久,单位开始清查「三种人」,所谓「三种人」就是文革中参与过打砸抢和武斗的人员。调查人员找到父亲约谈,因为父亲自从参加工作就与大荣叔叔在一起,而且关系还算亲厚。据父亲说,调查人员与他谈了近乎三个小时,谈话方式不能说威逼利诱吧,也绝对称得上循循善诱。父亲的做人原则是有矛盾当面说清楚,绝不背后捅刀子,便搪塞说自己当初在家养病,大荣叔叔是否上过城楼,上了城楼又做了什么,是否直接参与了武斗,父亲一概不知,只有城楼上的人知道。调查人员一再追问父亲是否看见过大荣叔叔的手榴弹,父亲只字未提那个傍晚造访的事情。
大荣叔叔最终通过了「三种人」的审查,提升成为了文化局副局长。
听过父亲的故事后,再次在楼道里或院子里见到大荣叔叔,一如既往地喊一声「大荣叔叔好」,心里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是迷惑。那个腰间别着手榴弹斗志昂扬的年轻人,总是与眼前这个身着笔挺西装,头发一丝不乱,走路倒背着双手,步履坚定的人联系不起来。后来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了一些历练,每次见到大荣叔叔,又总是在想,如果父亲当年说出手榴弹的事情,也许就把大荣叔叔送进了「三种人」的行列,是不是故事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后来还与父亲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父亲说:「做人不必锦上添花,但是绝不能落井下石。全民运动就是全民都参加,大多数人还不是跟着疯子撒土。能揪出真正的始作俑者就不错了。」
很多年过去后,大荣叔叔和父亲那一辈的人们相继退休。一年回国探亲,二楼过道间的灯泡不亮了,大荣叔叔气势汹汹地走上三楼,对父亲说有人搞破坏把灯泡给灭了。父亲下去帮他修好,告诉他是因为电线老化引起短路造成的。大荣叔叔坚决不相信,一直在楼道里骂骂咧咧。后来,丈夫也跑下去帮他检查,一再确认确实是线路老化的原因。可是大荣叔叔就是不相信。
晚些时候,与母亲聊起此事,母亲说父亲单位的新任领导是大荣叔叔一手提拔起来的,与我们住在同一单元的一楼。大荣叔叔一辈子当领导当惯了,总是怀疑现任领导忘恩负义,对他不够尊重不谢知遇之恩。他在楼道里骂人的话实际是让一楼的现任领导听,指责他们没有善待老领导。当时先生还跟我开玩笑说:「大荣叔叔一看就是领导,动口不动手。」而父亲一看就不是领导,动手不动口。
那年父亲生病,我回乡探亲,在楼道里再次碰见身穿银灰色呢子长大衣的大荣叔叔,个子不高,脊背挺直,头发依旧纹丝不乱,面容肃然不苟言笑。我依旧喊他「大荣叔叔好」,他依旧似笑非笑地打过招呼。第二年夏天,父亲撒手人寰。一年后,听母亲说大荣叔叔也过世了。
光阴如风般倏忽而过。当年大荣叔叔腰间别着手榴弹到家里鼓动父亲上城楼武斗时,我尚年幼不记事,如今也已年过半百,而当年意气风发的父亲和大荣叔叔早已离开这个世界。岁月走过,物是人非,去年深秋回国探亲,三楼的家里不再有父亲的身影,楼道里也再无大荣叔叔似笑非笑的笑容。母亲说大荣叔叔的老伴孔阿姨也在疫情期间过世,人去屋空。(去年深秋回国,激动之余,敲错房门,在二楼就敲门大喊“妈妈”的,就是大荣叔叔家。)
回首过往,不知有多少人还还记得历史的长河里,曾有过一个被定义为「三种人」的特定人群存在过。当我偶尔与人讲起父亲与大荣叔叔的故事时,也曾有人义愤填膺地指责父亲助纣为虐。可是扪心自问,巨大的历史洪流中,谁可以阻挡抗拒得了大趋势的裹挟?谁又能置身事外洁身自好?安于命运、胆小老实、不落井下石的父亲,时代弄潮儿一路官运亨通的大荣叔叔,都被巨大的力量裹挟着,各自书写他们的人生故事。父亲即使大义灭友,揭发了大荣叔叔,博得正义勇为的口碑,可大荣叔叔的失误与经历,又是谁推动造成的呢?
难道仅仅把他定性为「三种人」罢官免职就算拨乱反正?
此时,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清晨,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家乡那座老旧的家属楼,想起了住在楼下的大荣叔叔,也想起了「三种人」的来龙去脉,和造就了「三种人」的那个疯狂年代。孰对孰错,谁是谁非,随着旧人故去,已不足为道。但导致那段历史的起因和滋生土壤却不应该被忘记,时时警醒,引以为戒,告示后辈儿孙,「三种人」才会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