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成了人民劳动者成为弱势
自从走资派邓家党执政以来, 这是一个龌龊的时代，奸佞当道，小人横行；这是一个悲催的世界，英雄有泪，壮士无语。让资本决定一切，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一句话，只认钱！这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吗？黄世仁做了代表，穆仁智成了公知，大春做了农民工，喜儿去了天上人间。老爷们嘲弄工农的开国领袖，那是资本复辟，那是逼人民造反！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韩战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毛泽东过世后邓家党开始剥夺中国人民做国家主人的权利，开始投靠美国，勾结洋人一起掠夺。用权贵精英专制搞掠夺私有化，把中国人民又变成了奴隶，吸毒鬼，赌鬼，嫖妓鬼，妓女，二奶，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混世鬼，一旦精神崩溃就会自杀。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家党权贵精英们害了大量官员，极多的官员腐败变成了鬼。他们害死了太多的官员，因为腐败自杀的，因为腐败被枪毙的，因为腐败被判刑的，.........。
毛泽东时代把腐败官僚变成了人民，把洋奴才变成了人民，把腐败的国民党官僚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把资本家变成了人民，把妓女变成了人民，把大量犯罪的鬼变成了人民，把黑社会流氓变成了人民，把土匪变成了人民，把赌徒变成了人民，把做奴隶的工人农民变成了人民。
毛泽东时代创造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文明社会，没有黄赌毒，没有腐败官僚。用人民民主监督官员做人，不做贪腐官僚。
如果不是大跃进冲破了洋匡匡找到了石油？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想想！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 在亿万劳动人们苦干精神的召唤下，推翻了一百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贪油国”的错误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当大庆工人们高喊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 太平洋上的时候，人们仿佛听到了中国大地的脉博的跳动声。大地在抖擞，人民在欢呼。
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 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
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
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民做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不认钱！
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
要说历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最伟大的一段历史是从1949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人民群众在毛泽东和真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历史舞台。不信邪不怕鬼，战恶魔斗天地，建立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谱写了人类史上一段最壮丽的凯歌!
有人辱骂开国领袖是因为个人恩怨或阶级立场不同所造成的。文革中批判了邓小平, 所以邓家党一上台就否定文革, 颠倒黑白造谣攻击“毛泽东时代", 目的就是要推行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一复辟资本主义搞"三自一包"私有化那一套!如果文革期间经济崩溃了，能在1968年、1971年、1973年三次加持黄金246吨吗？
事实是那时候，国家经济没有危机、工厂没有倒闭、工人没有下岗、货币没有贬值、物价没有飞涨、…一人工作可以养一家几个人、那时的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经济怎么就崩溃了？ ！简直是一派昧心胡言！
而改革开放邓家党执政以来的工人们, 农民工们,一切为资本家打工的人们.......高喊着"我们99%的人创造了人类财富让1%的他们享受，我们99%的人受尽了剥削压迫养活1%寄生虫"。所以人民大众呼唤毛泽东，既得利益者害怕毛泽东。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贪官污吏和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们这些年来一直在诋毁和妖魔化毛泽东，他们不害怕群众，而是害怕群众信仰毛泽东思想，这一直是他们心中所恐惧的。毛主席在文革中把与传统的私有观念、私心杂念决裂概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就复辟了不干净的旧世界。可以肯定地说: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干净的三十年，就是毛泽东时代，消灭了黄赌毒和正要消灭一切不干净的旧风俗。不幸让邓断了!
邓家党的得力干将朱镕基一上台，立刻把三百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破产卖掉，把数千万工人赶出工厂大门，由工人老大哥变成弱势群体。如此仍然不解恨，在剥夺了数千万家庭的工作和收入之后，为了让这些曾经当家作主的老大哥彻底陷入绝境，朱镕基又宣布全面废除福利住房、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福利保障制度。
而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时期, 中国人民在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把帝国主义打得哈腰鞠躬, 把修正主义打得无影无踪, 把中国地位打成国际三鼎, 把中华民族打出世界威风, 把贪官污吏打得头脑清醒, 把汉奸特务打得露出原形, 把地富反坏右打得胆战心惊, 把牛鬼蛇神打得不敢出声, 把人民军队打成钢铁长城, 把国防军事打出两弹一星, 把工人农民打成钢铁联盟.是大多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中国人民，请不要忘了！ 1949年一1976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干净的三十年，就是毛泽东时代，消灭了黄赌毒。" 在那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干净的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消灭了黄赌毒。 "的日子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干净的三十年，就是毛泽东时代，消灭了黄赌毒。
毛泽东时代成全了没有私有化了的孩子眼里的渴望与心中的梦想！毛泽东时代就是齐心协力，共建了爱心校园！在大鸣放大辩论大字报资讯自由流通背景下，人人平等人均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才是民主。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公仆。用全民武装取代常备军与警察, 最终达到消灭国家机器!
如今一个连自己的上一代(毛泽东时代)的事都不敢直面说清楚的执政党，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执政？放弃了毛泽东思想, 否定了文革, 赶走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实施了邓小平的小岗村精神，接纳包容了秦桧精神、汪精卫精神、鸠山精神、丛林法则精神，现在迎来了闯关东精神，下一步该落实走西口精神了。还能说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吗?!
现在的意识形态如此混乱的源头， 就是中国执政党改革党在说谎忽悠! 全世界人明明清楚毛泽东邓小平走的不同路, 还是要自说自园挂羊头卖狗肉! 今天的中国执政党还是真正的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吗!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像今天的中国执政党一样, 还能有新中国的建立吗! 今天的中国邓家党同当年的中国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有只是由"蒋介石国民党」变成"邓小平特色党"改了一个姓, 改"蒋」为"邓"换了一批"先富的人群"而不同! 假如从邓小平篡权一开始就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搞"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还会支持吗?
资本家成了人民劳动者成为弱势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黎巴嫩的《国军》都在干什么？
黎巴嫩被入侵，黎巴嫩有没有《国军》？黎巴嫩有多少《国军》？黎巴嫩的《国军》都在干什么？如同日军侵华，《国军》在干吗？
黎巴嫩军队历史开始于1926年国家宪法正式通过之时，根据1926年《黎巴嫩宪法》和1983年9月16日《黎巴嫩国防法》的规定，黎巴嫩武装部队的任务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维护国内宪法制度。
军事组织体制、建设方向
目前，为保持部队常备战斗使用状态，黎巴嫩军队已形成了符合现代要求的、相当严谨的军事指挥体系。黎巴嫩国防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代表国防部参加政府会议，发展国际合作，参与有关军事建设及武装部队使用方面政治决策的讨论和制订，并负责军队物质技术保障。作为绝对实力军种，陆军司令负责整个武装部队的战备、部队管理、战役、战斗、教学训练的组织与实施、日常活动及陆军内部任务的解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负责组织兵团管理、制订武装部队对抗外部侵略及协助内务部机构保障(恢复)国家宪法制度的计划。黎巴嫩国防问题政治决策由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负责，总统作为最高司令任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由总理、国防部长、陆军司令、内务部长组成。
黎巴嫩目前没有明确的武装部队长期军事建设和发展前景计划。国内战争(1976-1999年)结束后，武装部队战斗实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政府目前只能从有限的国家预算中拨出很少一部分资金，保障陆海空三军兵团和部队战备水平维持方面的基本需求。复杂的军政局势、与以色列的长期战争状态、薄弱的国民经济、发达工业生产的缺乏、国家经济结构及国家制度特点，都决定了黎巴嫩无法建立一支能完全解决国防任务的、真正强大的军队。
黎巴嫩从国家财经实力、人口和社会宗教特点所决定的现实能力出发，黎巴嫩武装部队建设基本方向是：保持常备水平、时刻准备反击以色列的侵略、保障国内宪法制度；培训高素质军事干部、教育和培养全体人员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提高武装部队技术装备水平，保障各兵团、部队、分队最低必须水平上的物质技术保障。
武装部队建设体系内的主要措施是：完善各兵团、部队和分队的组织编制体制；提高各军种技术装备水平；组织和实施战斗、战术(战役)训练；建立预备役和动员储备；保持部队经常性战备，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动员实力
黎巴嫩军事训练动员储备约为4万人，在内政局势激化时，国家军政领导可通过决定，征召义务兵役人员，保障武装部队全部展开。由于缺乏必要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备及预备役部队，黎军完全动员展开只能是对现役部队和分队兵力进行补充，达到战时人员编制数量，而不需要改变武装部队战斗编成。此时，武装部队总人数会增加1-1.1万人，达到7.2万人的规模，其中空军增加1000人，海军增加1500人，军训动员储备约增加4500人(主要到内务部军事化部队服役)。
转载《以色列誓言报复，增派部队参与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文章来源: VOA美国之音 于 2024-10-02
遭伊朗导弹袭击后，以色列誓言报复，增派部队参与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https://t.co/nwN8xyIjiT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October 2, 2024
以色列军方周三（10月2日）表示，以军正规步兵和装甲部队正在加入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加强对真主党的打击。
此前一天，以色列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后誓言作出回应，引发外界对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陷入更广泛冲突的担忧。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周三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挑衅，伊朗对以色列最大的袭击行动已经结束。
advertisement
报道说，以色列加派了来自第36师的步兵和装甲部队，包括戈兰尼旅、第188装甲旅和第6步兵旅，表明在黎巴嫩的行动可能将超越有限的突击队突袭。
以色列军方表示，地面行动主要是为了摧毁边境地区的隧道和其他基础设施，没有计划针对贝鲁特或黎巴嫩南部的主要城市开展更广泛的行动。
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边境沿线的大约二十多个城镇发布了新的撤离令。
真主党周三称，在边境城镇马龙埃尔拉斯（Maroun El Ras）与以军发生交火。而此前，真主党武装在另一个边境城镇附近击退了以军。真主党说，它还向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哨所发射了火箭弹。
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周三早些时候，以色列再次轰炸了贝鲁特南部郊区，对它所说的属于真主党的目标进行了十多次空袭。那里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一个大本营。
黎巴嫩电信部长约翰尼·科姆（Johnny Corm）在社媒X上表示，一座移动电话传输塔已被摧毁。
尽管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都呼吁停火，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
根据黎巴嫩政府的统计数据，在近一年的跨境冲突中，黎巴嫩已有近1900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最多伤亡出现在过去两周。1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周二誓言要对伊朗的导弹攻击进行反击。他称伊朗犯下大错，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称，几天内将发生的报复可能会针对伊朗境内的石油生产设施和其他战略地点。
与今年4月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一样，伊朗对以色列的最新导弹袭击造成的破坏很小。
伊朗的导弹袭击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因为伊朗在中东代理人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武装团体都在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呼吁伊朗和真主党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警告说德黑兰有让整个地区紧张加剧的风险。
俄罗斯表示，冲突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升级。日本则表示对当地局势深表关切。
华盛顿说，将与长期盟友以色列合作，确保伊朗因周二的攻击而面临“严重后果”。以色列称伊朗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180多枚弹道导弹。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Daniel Hagari）在X平台上的一段视频中表示，以色列周二启动了防空系统抵御伊朗的空袭，大多数导弹被“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防御联盟”拦截。
黎巴嫩被入侵，黎巴嫩有没有《国军》？黎巴嫩有多少《国军》？黎巴嫩的《国军》都在干什么？如同日军侵华，《国军》在干吗？
黎巴嫩军队历史开始于1926年国家宪法正式通过之时，根据1926年《黎巴嫩宪法》和1983年9月16日《黎巴嫩国防法》的规定，黎巴嫩武装部队的任务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维护国内宪法制度。
军事组织体制、建设方向
目前，为保持部队常备战斗使用状态，黎巴嫩军队已形成了符合现代要求的、相当严谨的军事指挥体系。黎巴嫩国防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代表国防部参加政府会议，发展国际合作，参与有关军事建设及武装部队使用方面政治决策的讨论和制订，并负责军队物质技术保障。作为绝对实力军种，陆军司令负责整个武装部队的战备、部队管理、战役、战斗、教学训练的组织与实施、日常活动及陆军内部任务的解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负责组织兵团管理、制订武装部队对抗外部侵略及协助内务部机构保障(恢复)国家宪法制度的计划。黎巴嫩国防问题政治决策由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负责，总统作为最高司令任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由总理、国防部长、陆军司令、内务部长组成。
黎巴嫩目前没有明确的武装部队长期军事建设和发展前景计划。国内战争(1976-1999年)结束后，武装部队战斗实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政府目前只能从有限的国家预算中拨出很少一部分资金，保障陆海空三军兵团和部队战备水平维持方面的基本需求。复杂的军政局势、与以色列的长期战争状态、薄弱的国民经济、发达工业生产的缺乏、国家经济结构及国家制度特点，都决定了黎巴嫩无法建立一支能完全解决国防任务的、真正强大的军队。
黎巴嫩从国家财经实力、人口和社会宗教特点所决定的现实能力出发，黎巴嫩武装部队建设基本方向是：保持常备水平、时刻准备反击以色列的侵略、保障国内宪法制度；培训高素质军事干部、教育和培养全体人员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提高武装部队技术装备水平，保障各兵团、部队、分队最低必须水平上的物质技术保障。
武装部队建设体系内的主要措施是：完善各兵团、部队和分队的组织编制体制；提高各军种技术装备水平；组织和实施战斗、战术(战役)训练；建立预备役和动员储备；保持部队经常性战备，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动员实力
黎巴嫩军事训练动员储备约为4万人，在内政局势激化时，国家军政领导可通过决定，征召义务兵役人员，保障武装部队全部展开。由于缺乏必要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备及预备役部队，黎军完全动员展开只能是对现役部队和分队兵力进行补充，达到战时人员编制数量，而不需要改变武装部队战斗编成。此时，武装部队总人数会增加1-1.1万人，达到7.2万人的规模，其中空军增加1000人，海军增加1500人，军训动员储备约增加4500人(主要到内务部军事化部队服役)。
转载《以色列誓言报复，增派部队参与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文章来源: VOA美国之音 于 2024-10-02
遭伊朗导弹袭击后，以色列誓言报复，增派部队参与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https://t.co/nwN8xyIjiT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October 2, 2024
以色列军方周三（10月2日）表示，以军正规步兵和装甲部队正在加入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加强对真主党的打击。
此前一天，以色列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后誓言作出回应，引发外界对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陷入更广泛冲突的担忧。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周三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挑衅，伊朗对以色列最大的袭击行动已经结束。
advertisement
报道说，以色列加派了来自第36师的步兵和装甲部队，包括戈兰尼旅、第188装甲旅和第6步兵旅，表明在黎巴嫩的行动可能将超越有限的突击队突袭。
以色列军方表示，地面行动主要是为了摧毁边境地区的隧道和其他基础设施，没有计划针对贝鲁特或黎巴嫩南部的主要城市开展更广泛的行动。
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边境沿线的大约二十多个城镇发布了新的撤离令。
真主党周三称，在边境城镇马龙埃尔拉斯（Maroun El Ras）与以军发生交火。而此前，真主党武装在另一个边境城镇附近击退了以军。真主党说，它还向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哨所发射了火箭弹。
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周三早些时候，以色列再次轰炸了贝鲁特南部郊区，对它所说的属于真主党的目标进行了十多次空袭。那里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一个大本营。
黎巴嫩电信部长约翰尼·科姆（Johnny Corm）在社媒X上表示，一座移动电话传输塔已被摧毁。
尽管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都呼吁停火，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
根据黎巴嫩政府的统计数据，在近一年的跨境冲突中，黎巴嫩已有近1900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最多伤亡出现在过去两周。1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周二誓言要对伊朗的导弹攻击进行反击。他称伊朗犯下大错，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称，几天内将发生的报复可能会针对伊朗境内的石油生产设施和其他战略地点。
与今年4月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一样，伊朗对以色列的最新导弹袭击造成的破坏很小。
伊朗的导弹袭击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因为伊朗在中东代理人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武装团体都在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呼吁伊朗和真主党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警告说德黑兰有让整个地区紧张加剧的风险。
俄罗斯表示，冲突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升级。日本则表示对当地局势深表关切。
华盛顿说，将与长期盟友以色列合作，确保伊朗因周二的攻击而面临“严重后果”。以色列称伊朗在这次袭击中发射了180多枚弹道导弹。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Daniel Hagari）在X平台上的一段视频中表示，以色列周二启动了防空系统抵御伊朗的空袭，大多数导弹被“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防御联盟”拦截。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的辩证法《反面教员说》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就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后来事实证明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老百姓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反共分子是少数人, 反共分子是损伤不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根毫毛的, 反共糞子还可以激发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 近期美国的反共分子强迫"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说、
在美国国内抓"共产党员"之行动时, 就连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又走资派特色党也知道, 要扶贫要自力更生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战胜外来侵略。这不是近期 反共分子的逼迫吗?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中国特色政府的左转要感谢今天世界上年轻的一代的 反共分子。
当年的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蒋介石国民党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被历史事实证实的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反共以及《反共的华人》，不过空口骂中国共产党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东条英机和抗美援朝的结局。
反共分子总是借以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口实, 拼命造谣，污蔑毛主席如何对日本人感恩戴德，借以丑化伟人之说。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56年毛泽东曾发表谈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毛泽东：“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感谢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由此可见，被毛主席感谢的敌人很多，只不过，这种感谢是种嘲讽和幽默，同时还透露出伟人所特有的霸气和自信。反共糞子是听不懂的。
日本侵略中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那就是它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把中国人从麻木的各顾各的自私、萎靡的精神状态中打得清醒过来，结束了一盘散沙的不团结状态！
毛主席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是有着特殊的语境和涵义的，反共糞子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加以阉割和歪曲来达到虚无中国抗战历史和丑化人民领袖的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不仅敌对方的反面教育不可忽视，即便是同一阵营中错误路线的反面教育作用也是不容怱视的。
毛主席甚至把反面教员的作用看做是人们探求和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多次被党内的右倾和左倾路线所否定，他也因此备受非议、排斥和打击，“靠边站”不说，最严重的一次还被误传“开除了党籍”。
直至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血染湘江，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同时丢掉了党在白区的全部阵地，多数共产党人才认识到了真正掌握了革命真理，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是属于“少数派”的毛泽东，这才有了后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使毛泽东主席认识到“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这也许就是毛主席后来多次“感谢”那些提供给中国革命反面教训的日本、蒋介石、美国等反面教员的历史缘由吧。反共糞子是听不懂不明白或断章取义为反而反的。有了这些反共糞子的不断坚持反共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成长壮大。
在1963年9月3日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没有苏联中国就不能活吗? 同样没有美国中国就不活了吗?
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两只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要不是赫鲁晓夫的弃义，中国要独立自主地搞出这么大动静，也不太现实，那就要看人脸色，受人制约，中国的独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迟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鲁晓夫教育了中国人民，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应不应该给他发一个大勋章呢?
毛主席说的还是没有错，应该发一个。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员的，它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只是有这样的教员还是不够，还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还需要另一种教员，那就是“反面教员”。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赫鲁晓夫只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反面教员多了去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又迎来了另一个反面教员，美国人。毛主席说: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对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感谢了一番：“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美国这个教员给中国人上的课，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长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没有这堂课，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怎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后来的反霸斗争中，构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战略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反面教员说”便是历史经验的特别重要的一面。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毛主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坏事的作用，他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 ，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看到没有，这就是毛主席的厉害之处，他恐怕是古往今来最谦逊的人了，世间万物皆可为师，敌人可以为师，错误可以为师，黑暗可以为师，他所见的教员，正面的数不胜数，反面的比比皆是，试问天下，谁可匹敌?尤其是他的“反面教员说”，是他尤为看重的法宝，那是他的辩证法，那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用来汲取经验，他用来增长才干，他用来树立信心，他用来出奇制胜，他用来教育人民。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上胜利，马列主义的指导固然重要，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低估。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就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后来事实证明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老百姓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反共分子是少数人, 反共分子是损伤不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根毫毛的, 反共糞子还可以激发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 近期美国的反共分子强迫"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说、
在美国国内抓"共产党员"之行动时, 就连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又走资派特色党也知道, 要扶贫要自力更生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战胜外来侵略。这不是近期 反共分子的逼迫吗?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中国特色政府的左转要感谢今天世界上年轻的一代的 反共分子。
当年的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蒋介石国民党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被历史事实证实的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反共以及《反共的华人》，不过空口骂中国共产党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东条英机和抗美援朝的结局。
反共分子总是借以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口实, 拼命造谣，污蔑毛主席如何对日本人感恩戴德，借以丑化伟人之说。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56年毛泽东曾发表谈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毛泽东：“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感谢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由此可见，被毛主席感谢的敌人很多，只不过，这种感谢是种嘲讽和幽默，同时还透露出伟人所特有的霸气和自信。反共糞子是听不懂的。
日本侵略中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那就是它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把中国人从麻木的各顾各的自私、萎靡的精神状态中打得清醒过来，结束了一盘散沙的不团结状态！
毛主席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是有着特殊的语境和涵义的，反共糞子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加以阉割和歪曲来达到虚无中国抗战历史和丑化人民领袖的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不仅敌对方的反面教育不可忽视，即便是同一阵营中错误路线的反面教育作用也是不容怱视的。
毛主席甚至把反面教员的作用看做是人们探求和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多次被党内的右倾和左倾路线所否定，他也因此备受非议、排斥和打击，“靠边站”不说，最严重的一次还被误传“开除了党籍”。
直至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血染湘江，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同时丢掉了党在白区的全部阵地，多数共产党人才认识到了真正掌握了革命真理，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是属于“少数派”的毛泽东，这才有了后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使毛泽东主席认识到“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这也许就是毛主席后来多次“感谢”那些提供给中国革命反面教训的日本、蒋介石、美国等反面教员的历史缘由吧。反共糞子是听不懂不明白或断章取义为反而反的。有了这些反共糞子的不断坚持反共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成长壮大。
在1963年9月3日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没有苏联中国就不能活吗? 同样没有美国中国就不活了吗?
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两只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要不是赫鲁晓夫的弃义，中国要独立自主地搞出这么大动静，也不太现实，那就要看人脸色，受人制约，中国的独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迟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鲁晓夫教育了中国人民，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应不应该给他发一个大勋章呢?
毛主席说的还是没有错，应该发一个。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员的，它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只是有这样的教员还是不够，还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还需要另一种教员，那就是“反面教员”。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赫鲁晓夫只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反面教员多了去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又迎来了另一个反面教员，美国人。毛主席说: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对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感谢了一番：“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美国这个教员给中国人上的课，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长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没有这堂课，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怎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后来的反霸斗争中，构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战略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反面教员说”便是历史经验的特别重要的一面。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毛主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坏事的作用，他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 ，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看到没有，这就是毛主席的厉害之处，他恐怕是古往今来最谦逊的人了，世间万物皆可为师，敌人可以为师，错误可以为师，黑暗可以为师，他所见的教员，正面的数不胜数，反面的比比皆是，试问天下，谁可匹敌?尤其是他的“反面教员说”，是他尤为看重的法宝，那是他的辩证法，那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用来汲取经验，他用来增长才干，他用来树立信心，他用来出奇制胜，他用来教育人民。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上胜利，马列主义的指导固然重要，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低估。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蒋介石大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反面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以过去的户籍资料为准进行清查户口、划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一次户口清查，其目的是为了抓住任何一个红军或党的嫌疑人员及家属。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 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从1927年4月12日实行反革命政变开始，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就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口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疯狂大围剿大屠杀。近据可靠史料记载，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间，蒋介石和国民党就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多达31万人。
在蒋介石挥舞屠刀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严重威胁下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蒋介石随即调集湘赣两省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三次“会剿”井冈山。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蒋介石和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历史，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反面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以过去的户籍资料为准进行清查户口、划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一次户口清查，其目的是为了抓住任何一个红军或党的嫌疑人员及家属。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 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从1927年4月12日实行反革命政变开始，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就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口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疯狂大围剿大屠杀。近据可靠史料记载，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间，蒋介石和国民党就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多达31万人。
在蒋介石挥舞屠刀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严重威胁下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蒋介石随即调集湘赣两省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三次“会剿”井冈山。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蒋介石和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历史，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