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老工人们都很感激社会主义
阳和平:当时同事中间,多数老工人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光华厂有的工人是从农村来的,跟农村比条件要好得多,也很满足。
阳和平: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舆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我和同事们一点都不会偷懒,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
阳和平:除了工作条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义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离开美国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得多,但他们自己认为穷乡僻壤的创业和生活更有意义,是值得追寻的人生意义。我父亲在那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并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阳和平:那时代提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我当工人时有一种一辈子当螺丝钉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全副心力都放在生产上,看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整天琢磨这些设备,到处看,到处观察,有一次发现热压机的底座铸钢裂了,需要修理。
阳和平: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想着要当技术工人,爬上高等级。当时在光华根本没有多想,前途是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只是想着干好工作,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时物质上的东西不多,级差不明显,也许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权,但干部和工人谁说了算,还是有得争的。
阳和平:回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的有点“傻”,总认为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而是为国家为自己,所以劳动上有一种自觉性,不依赖干部的强迫和监督。真正在第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在劳动中间创造出来产品东西,而个人对劳动成果还有感情。
阳和平: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温暖,非常让人怀念,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还一块学习。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常常都想着他们。
一个美裔中国人在国营工厂经历
作者:阳和平教授
《文革时期在光华木材厂的工作经历》(二)
当时厂里没听说过职代会,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形成的工代会。70年预备召开四届人大,我们厂里也组织讨论宪法,参加人大代表选举,那时国家政治上什么大的东西要发下来讨论,主要是召开车间和班组会议进行,小组开会把意见集中起来。开会有时也流于形式,有时也开全厂大会,经常涉及的倒是福利和食堂等问题。
要是干部干什么大家不同意,大字报就来了,不需要形式化的程序,因为有这些潜在的威胁,干部也不敢乱来,因为不是那种干群严重对立,反应意见的渠道多种多样,都很有效。讨论生产计划,有些事明摆着的,技术革新和人员安排该怎么办,管生产的一说,工人掌握的情况比干部少,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还有比方说哪那儿安全有问题,你那个地方老是坏,要提请注意,日常工作就可以上去,不需要很形式化的东西。
当时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是有保障的,干部控制不了,胡作非为的空间很有限。
涨工资的时候,也不是干部能够说了算的,先是车间有个方案,发下来班组讨论,同意不同意,要经过班组和车间两次讨论,这个争论往往很激烈,工人中间还是平均主义意识比较浓厚,上次你涨了,这次该我了,谁年轻负担轻要让一让,某个老工人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应该考虑等等。
西方在企业中间也讲究这个,培养团队精神,后来我在AT&T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那里工资升级实行的倒是大寨那种“自报公议”方式。
要是车间主任不顾工人的意愿,硬要把某个人的工资涨上去,那他以后的工作就难了,工人心里不痛快,有好多消极抵抗的办法,分配工作就说让你找谁谁去,谁谁不是涨了工资吗?干部也缺少大棒对付工人,要是不得人心真是没法领导,办事儿和涨工资都必须大多数能够认同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几个人闹,大家都不理他。
对干部来说,为了极少数得罪大多数,绝对是划不来的。而且当时还有大字报的权力,工人就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干部也没法报复。那时工人感受不到多大上面来的压力,因为干部不掌握工人的生杀权,在提升和工作安排上穿点小鞋,范围小、利益也不大,所以心情舒畅。
当时同事中间,多数老工人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光华厂有的工人是从农村来的,跟农村比条件要好得多,也很满足。
有个同事老家是河北农村的,他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装满两麻袋锯末绑在自行车上,骑行100多里地带回家当燃料,这个人是从农村的砖瓦厂调来的,一年四季都这样,他也是把本分工作干完,不关心厂里的事情,心思游离于同事圈子之外,自己有一番另外的天地。
还有一个外号“小赖包”的,特别消极,他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其他人自己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赖包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他也不破坏捣乱,就是从来不会帮别人,只管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量,他有困难别人也不会帮他,自己孤立自己也没脸,人家也看不起他,给他起个绰号叫“赖包”。
虽然不是正式强制,但这种“同辈压力”是很厉害的。因为他家里是小业主出身,所以对新制度比较消极,还有些小市民出身的自由职业者的孩子,也消极一些,也是心思游离于同辈圈子之外。
除了工作条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义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离开美国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得多,但他们自己认为穷乡僻壤的创业和生活更有意义,是值得追寻的人生意义。我父亲在那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并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在工厂里头升级,从学徒工开始,两年后升为一级工,再升级为二级工,月工资38.61元,这是到了年限就升级,再要升三级工就得等机会了。
那时代提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我当工人时有一种一辈子当螺丝钉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全副心力都放在生产上,看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整天琢磨这些设备,到处看,到处观察,有一次发现热压机的底座铸钢裂了,需要修理。
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想着要当技术工人,爬上高等级。当时在光华根本没有多想,前途是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只是想着干好工作,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时物质上的东西不多,级差不明显,也许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权,但干部和工人谁说了算,还是有得争的。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舆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我和同事们一点都不会偷懒,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
回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的有点“傻”,总认为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而是为国家为自己,所以劳动上有一种自觉性,不依赖干部的强迫和监督。真正在第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在劳动中间创造出来产品东西,而个人对劳动成果还有感情。
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温暖,非常让人怀念,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还一块学习。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常常都想着他们。
光华厂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女工的歧视,这在短期内往往不明显,我去美国之后过一段时间回来,一起进厂的男同学提拔的就很多,女工同学都还在原来的地方生产一线,最后男工同学只有一个没有提干,而女工同学只有一个人提拔了,这还是因婚姻关系——她嫁给了一个厂级干部。这有些是自身的原因,女工承担的家务事情多,在厂里也不积极,但也有好几个女师傅嘴巴很厉害的,干部都不敢惹,还有的也很能够团结人,也有能力的,就是不提拔她们。她们也不是为当干部而闹,有些是“刺儿头”,批评干部一点情面不留。传统的观念确实根深蒂固,男的看不起女的,认为她们话多就是爱挑刺,甚至认为是泼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