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刘美德老师
编者按：刘美德老师生于1930年，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北大化学系任教。因为工作需要，刘老师1960年调入新成立的北大附中工作，并任副校长（校长由北大副教务长尹企卓兼任）。刘老师很好地执行了北大校党委制定的办学思路，并在教育管理方面有开创性的贡献。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老师受到了残酷的人身攻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1972年刘老师回到北大化学系，文革结束后曾担任副系主任，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弥补文革造成的教育损失等方面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
（一）解放之初的燕园
刘美德祖籍浙江宁波。江浙一带有聚族而居的传统，家族有祠堂和公共田产，由威望比较高的族长管理，除了祭祀活动外，还会资助同族的孩子上学。而且江南商业相对发达，他们也很早就认识到女孩也要上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打理家务、教育子女、协助丈夫处理账目，因此刘美德的祖母、母亲都是有一定文化和见识的知识女性。刘美德的祖父50多岁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去世前曾在上海的教会医院接受免费的治疗，祖母也因此信了基督教，接触到了更多地西方文明，所以后来就想办法把刘美德的父亲刘彭年送到美国读书。刘先生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博士学位，二战结束后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此后因为工作和政治原因一直未能回国。这件事情也成了刘美德老师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隐患。
“我1949年高中毕业，全国大概有200所大学，但战争还没结束，能选择的很少，不过那时能上得起学的人也不多。那时考大学跟现在也不一样，通常每个人都会报考好几个学校，这些学校的考试时间也是尽量错开的。我报考了上海交大、清华、北大，还有燕京大学及东吴大学，相当于一个月内参加了5次高考。各个学校的考题风格也有很大差异，大概跟各自的办学宗旨有关。比如燕京大学更重视英文水平，题目也比较新颖，有一道题是让我照着一幅画讲个故事。当时我的中学老师跟我们说，现在解放了，需要建设人才，所以最好还是考理工科。那时候化学、化工很热门，所以我第一志愿都报的化学系。”
“我是1949年考上燕京大学的。刚解放，燕大的教材和教学方式还是延续过去的传统，像化学教材都是用英文的，而且由任课老师指定，换一位老师也许就换一本教材。课程还是学分制，选课也相当自由。我们上课要求提前预习，然后经常会有小测验，根据测验的情况，老师再给讲一讲。解放后学校里各种政治活动比较多，对我们学习有一定影响，而且国家确实需要很多人才尽快充实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中去，我们这一届的化学、物理等专业提前一年毕业，1952年就参加工作了。所以我留校当老师以后还得补课，没上过的课再去听一遍，包括实验课等。”
“我毕业之后，正赶上’院系调整’，燕大合并到北大，北大化学系新加入了原燕大化学系及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师生，规模大了很多。然后教育‘全盘苏化’，大部分专业都要改用苏联的教材，过去的英美教材一概不能用了。苏联高等教育的特点是建了很多专业学院，我们也仿照他们兴建了航空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农学院、法学院、民族学院等，燕大原来的家政系、医学系、音乐系等都分出去了。”
“学苏联最大的问题是俄语原来是个小语种，而无论是教材还是跟苏联专家沟通都需要大量的俄语翻译，而且涉及很多专业问题，普通的俄语翻译也难以胜任，只能是我们边教边学。学校里办了俄语班，北大有俄语系，高年级的学生就当老师，除了老教授以外，其他人都学俄语。当时化学教材用莫斯科大学的，我们教研室主任张青莲先生组织了二十几个学了一点俄语的人翻译，拿着’俄华字典’一点一点啃下来，然后全国大学化学系都用。”
“那时候教育部还送了很多人到苏联进修，叶于浦（我老伴）也是这个时候有幸被选中去苏联留学的。给他的任务原本是进修两年回来，可他在俄专也就学了半年俄语，还有很多政治学习，所以俄语听课就很困难。教育部就联系了一位当地的苏联老太太，每天陪他们四五个人聊聊天，提高一下俄语水平。不过他们听课还是困难很大，一些人就跟教育部反映，后来他们就改成读研究生，55年到60年回来，获得了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现在的博士。”
“全民学苏联，光派留学生远远不够，还请了苏联专家来讲课。我记得那时候化学系请三位苏联专家过来，一位胶化方向的，资格比较老，在北大还兼校长顾问；另外无机专业也请了两位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要配俄语翻译，但俄语人才本来就缺乏，而且大都不懂专业，所以我们只能从化学系老师中选拔几位俄语相对比较好的担任。苏联专家业务水平也不一样，有的人在我们的教学工作上实际也没起多大作用。”
“教学上学苏联，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是普通化学课考试一度改成了口试。那时我是普化的助教，也要主持口试，不过题目是由任课教员出。记得有一次我口试一位学生，他是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基础比较差，但因为’根正苗红’我又不能不让他过，所以他很紧张，我也很紧张。在他回答时我不断启发他，总算通过了。当时正好有一位学校领导过来听我口试，考试结束后就说我问的问题启发性太多了。化学系每年有近200名学生，口试工作量太大，所以后来还是改成了传统的笔试。”
“化学系的基础课教学还是过去几位老教授主持，傅鹰、邢其毅、张青莲、唐有祺等。尤其傅鹰老师，课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深入浅出。但他说自己已经年纪那么大了，你们得给我找个接班人，并选了华彤文老师。华老师那时是唐有祺老师刚刚培养出来的研究生，非常难得的人才，怕唐老师不同意，因为我那时是教学秘书，就派我去跟唐先生谈。结果我跟唐先生一谈，他当即就同意了，那时候教学绝对是头等大事。傅鹰老师讲课用自己编的教材，所以化学系很早就不是全盘苏化了。”
“教学方面难度最大的还是实验课。仪器、药品都非常缺乏，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采购，有钱也没处买，何况经费少得可怜。那时候真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大多数情况只能购买一些零件或原材料自己安装、研制仪器，自己制备一些药品。有些无法自制的仪器和药品要辗转从香港购买，不过周期很长，经常要等上一年半载。那时好多学校专门成立了设备科，抽调理科院系懂专业的精干力量来负责设备的规划与采购。”
（二）“革命”年代的教育悲歌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很高，而知识分子大都有出身问题（解放前贫困家庭不太可能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因而普遍受到歧视。特别是如果发表了跟领导或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意见，可能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有牢狱之灾。
“傅先生在反右的时候也差一点给划成右派。傅先生是一位爱国志士，他在美国听到解放军向长江里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开炮的消息，感觉真是一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因此毅然决定回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傅先生是很正直的人，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不会见风使舵。之前他说过一句话：没有拿过试管的人，不能够领导化学系。意思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在反右的时候成了一大罪状，上纲上线为要跟党争夺领导权。而且傅先生来北大之前在北京石油学院任过教，他怕别人乱动他的东西，做实验的时候药品标签写的不是标准的化学名称，而是别人看不懂的编号，有人就说他有什么阴谋。那时候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揪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是立功受奖的大好机会。我们系的党委书记到北京动物园那边的畅观楼去跟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汇报北大化学系的情况，就把这件事说了。彭真知道傅鹰这个人，往北京市报告的时候没有把傅鹰定为右派，算是保护了他。傅鹰这话可能有一定代表性，所以从反右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极左’风气：外行就要领导内行，外行就能领导内行。大部分院系的党总支书记都替换成了不懂业务的干部。不过我们那时的副系主任是文重老师，他原来是校长办公室主任，老党员，为人比较正派，有心保护本单位的同事，尽可能不扩大矛盾，所以我们化学系划的右派相对比较少。”
“那时我是党总支委员，各种政治学习、批判会没完没了，开会经常到半夜，根本没时间认真备课。我专业都荒废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就跟一位有同感的同事（桂琳琳，后来北大校长丁石孙的爱人）到系总支书记王孝庭那里报怨：‘毛主度说要又红又专，我们现在既没时间阅读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著作，也没时间备课搞专业，这样下去既不红也不专。’王孝庭就训斥我们：‘你们是党员，已经是红了；让你们上课，就是专了。’ 看来是否’政治正确’，还是要看谁有最终解释权。”
“文革的时候化学系还出了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那时有个地方把很长的墙上画上了革命宣传图画，报纸上当典型宣传了，说是诗画满园，很有革命气氛。于是全国仿效，上级也让化学搞，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系总支副书记，叫卢锡坤，他是胶化专业的。卢锡坤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从来不发脾气，而且交给他什么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地完成，但这件事情没办好，主要是化学系也没什么人懂画画，画好大幅墙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再加上他年轻的时候正值中国抗战时期，美国支持中国抗战，他做过美军的翻译。于是被人贴大字报，说他里通外国，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罪名，他受不了压力就拿一把菜刀割脉自杀了。当时没死，他爱人发现后怕连累别人，自己用自行车载他去了医院，结果流血太多，没抢救过来。他爱人也是化学系的职工，管器材的，因为悲伤绝望过度，几天后也自杀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万幸的是，在化学系同事的关照下，两个孩子都健康长大了，都读了大学，一个还成了教授。”
刘美德老师的人生道路也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本来虽然条件简陋，政治风暴不断，但只要坚持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也能像大多数同事那样，等到改革开放的时机，在学术领域有所贡献。但依照上级的安排，刘老师去参加了北大附中的建设，也因此领教了当年红卫兵的铁拳摧残，度过了人生最为惨痛的一页
“上世纪50年代末，中科院化学所的柳大纲主张开发西北的盐湖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他就找了张青莲先生，商量一起合作完成这个国家任务。1959年夏天，我带了几个四年级的学生，到柴达木去实习做实验，相当于做毕业论文。那时铁路只通到兰州，以后就是坐大卡车，抗美援朝时用过的解放牌大卡车。正规的公路也几乎没有，大多是沙石、泥土路面，坑洼不平，颠簸的厉害。开车的是朝鲜战场下来的老司机，习惯了开快车，我们裹着被子坐着行李，一路还是颠得够呛。那边气候条件也非常恶劣，风沙是家常便饭。虽然是夏天，海拔高的地方还很冷，经过日月山的时候还下雪了，上级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件羊皮大衣穿上。结果我们到了山顶上遇到山体滑坡，路被堵了，走不了，那时我们都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了，只好步行下山。在山下幸好见到修路工人的班房，工人们很热情，招待我们吃了牦牛肉。总之我们是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柴达木盆地的大柴旦盐湖。”
“盐湖的工作很辛苦，生活条件也是异常困难。每人每天只有一缸子饮用水，洗澡是根本不可能，但大家’革命热情’很高，都准备为开发盐湖大干一场。我们59年的国庆前回了趟北京，参加完国庆活动以后，就到北戴河去开盐湖开发的誓师会，保证一定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正在这个时候，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要把我调到附中去。那时候讲都是革命工作，要有螺丝钉精神，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所以我也没有多想，感谢组织上的信任，60年就到附中上班了，从此离开了化学教学科研岗位。”
1959年，北大附中刚刚建校。虽然之前有104中的基础，但104中只有初中，校舍、师资都严重不足，所以北大附中在校园建设、师资调配、课程设置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刘美德老师担任副校长，但由于校长是兼任，所以大部分学校的工作是刘老师主持进行的。当时上级对刘老师委以重任，也确实体现了组织上对她工作能力的信任。刘老师为附中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那时奠定的附中教育理念与学风也一直延续至今。
“我是1960年7月1日去附中报到的。报到前一个星期陆平校长找我谈话，跟我谈对附中的规划和办学思路等。北大从各系还抽调了其他20多名年轻教师支援附中，紧接着我们开了几天会讨论教学任务及其它工作的分配和要求，然后就正式上班了。1960年7月1日的北大附中还是一片工地，到9月1日开学时，高中楼仍未装修完工，部分同学只能在初中楼、宿舍楼上课。住校同学的床也未能及时运到，同学们晚上只能睡在地上。记得高一的同学还参加劳动，他们和工人师傅一起装修高中楼。”
“那时学生都住校的，所以除学习外还有许多生活上的问题需要老师去抓。老师们白天晚上都在学校，特别是班主任老师，经常是晚上等同学们都入睡后，才能离开学校。当初从北大调来的这批老师对北大附中的发展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现在他们也都退休了，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北大附中。”
“北大对附中的各项工作也是非常支持。记得在那年冬天，为了不让孩子们冻着，北大拉取暖煤时先往附中运，首先保证附中的用煤。附中第一任校长尹企卓，是北大的教务长，他经常到附中来自不必说，北大校长陆平也常在星期天到附中来，看看附中的情况，问问需要什么、有什么问题。另外，后来北大的化学系、物理系等还常把一些淘汰的或多余的仪器设备送给附中。为了保证办法质量，北大可以将优秀的老师派到附中任职。陆平校长担心各系不舍得，所以在党委扩大会上，各系总支书记都在场，他说：我希望由刘美德挑选各系优秀的青年教师到附中去。”
“附中建校之初就有来自北大的众多老师加盟，他们带来了更为深远的人才培养理念。附中教育从来不是知识点的死记硬背，而是刨根问底，力求系统地理解所学内容。我们非常注重启发同学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鼓励学生的兴趣发展。我们教学时没有让同学觉得念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同时还担任化学课的老师，无论是我在讲台上，还是在听其他老师课的时候，都能明显看到同学专注的神情，那种因为学有所获而愉悦的感受溢于言表。比如当时章熊老师、陈三老师的语文课，听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一堂课是文学上的享受，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都卷入了时代的灾难。刘美德老师作为北大附中的校领导，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批斗与虐待，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九死一生。
“众所周知，北大是文革的起源地，而聂元梓充当了急先锋。那天也巧了，北大党委要开各单位书记会通知到我，我骑自行车从附中过来，在北大南门要进校门的时候，看到一辆红旗轿车把聂元梓送了回来。一位领导模样的人下车对聂元梓说：你放心了，好好干。后来我听人说那个人就是曹轶欧，著名’整人专家’康生的妻子。”
“我认识聂元梓，她之前因为孩子上学的事情到附中来过。解放后中学里要开俄语课，当时附中外语分俄语班和英语班。聂元梓的儿子是中途转到附中来读书的，她找到学校要求她的儿子必须上英语班。当时只有一个英语班，名额早就满了，我们教导主任就跟她说，你的孩子只能上俄语班，不能上英语班了。聂元梓不高兴，就去跟陆平告状，那是在一次会议上，聂元梓不知道我也在场，她不认识我，我跟她也一直没有过直接的交往。她跟陆平说，刘美德他们附中不讲理，我要把我儿子放在英语班，他们硬是不同意。陆平当然没理她。她估计因为这事也怀恨在心，这个人心胸是极为狭隘的，文革中的做法基本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公报私仇。”
在那个年代，坚持让孩子学英语，完全可以扣上一顶诸如崇拜美帝、居心叵测的帽子，予以“批倒批臭”，但此人竟成了革命代表，一度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可见文革不仅是思想领域的大混乱，更多地是不择手段的权力之争，而不明真相的群众要么被裹挟一同作恶，要么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我们附中有一个专职党支部书记，叫张春林。起先我是书记，他是副书记，但他业务能力差，不能教课，就让他当了专职书记。他说他是工农兵’三位一体’，农民出身后来招工进了工厂，又参过军，所以根正苗红。而我算是资产阶级出身，父亲还在美国。估计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文革机会来了，就下狠手整我。张春林因为我有海外关系，就诬陷我是国际间谍，里通外国，又加上随意捏造的其它一些罪名。煽动附中学生抄家、打砸抢、殴打老师，张春林‘功不可没’”。
北大附中是北京市最早对学校校长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刘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后，一脚把她从桌子上踢到地下去。学校里有学生军训当步枪用的木棍子，红卫兵拿来打人。刘老师记得打她的时候“棍子都打断了”。当年北大附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用橡皮包裹的钢丝鞭子，也用来抽打刘美德和其他老师。“这种’刑具’打人，皮肤一点事儿没有，不红不肿，但真是痛彻肺腹。”
一天晚上，红卫兵还把刘老师从家中押出去，让她用木棍扛着一个不知什么东西绕着附中操场跑了好几圈，所幸随后就把刘老师送回来了，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那时我跟老伴说，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回不来了，但我绝不会‘畏罪自杀’，因为我无罪。那时其实已经不觉得害怕了，是一种逆来顺受的麻木心情，但我还是坚信这场恶梦总会过去，我党终有一天会纠正这个历史错误，只是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那一天。”当时刘老师已经怀孕7个月，由于受伤和营养不良，后来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刘老师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被批斗期间，我每天都要按时到校报到，不挨打挨斗的时候就要干活，扫厕所、楼道之类，还在阴暗潮湿的菜窖里劳动过。因为被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开恩’给我一顶破草帽。每天‘下班’回家，路过一户农民的宅子，他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半大男孩都会追上我，把我帽子扯下来扔到很远的地上。我去追帽子的时候，马路上的行人都用一种奇怪、轻蔑的眼光看着我，那时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红卫兵会暗中派一个人跟着我，主要是怕我自杀，这些事情他们是不会管的。”
“只要被打倒，任何人都可以辱骂甚至殴打你，而你自己不能有丝毫辩解，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老实’，而受到更为严厉的批斗甚至拳打脚踢。知情的同事大多也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也很少有人能说句公道话。附中的总务主任是104中的老职工，工作能力很强，他母亲患肺结核，我还去看望过并表达了学校的一点心意。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不知谁说这事是我害的，然后学校就贴了好几处标语，让我‘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么明显荒诞的事情，我也不能辩白。”
“改革开放后有一年附中校庆，我也回去了。走在学校里，有几个过去的学生向我鞠躬、道歉。其实我不怪他们，他们针对的不是我个人，我只是被贴上了’阶级敌人’的标签，不幸成了上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他们后来也成了被抛弃的工具。”
“据我所知，我是最早收到当年红卫兵个人道歉的受害者。附中红卫兵头目，’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牛皖平，曾到我家里当面鞠躬道歉，当时还有《北京日报》的记者在场。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很多受到比我更严重迫害的人一生都没等来道歉。”
“文革第二年，造反派觉得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能回家还是太‘舒服’了，所以决定晚上集中关押。后来全国推广，被称为关‘牛棚’。我住的‘牛棚’是学生宿舍改造的，比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描写的情况要好很多，不过也跟监狱差不多，一人一间，只有床板，垫子褥子都没有，冬天还把暖气关掉。我爱人胆小，都不敢给我送铺盖过来。我也可以理解，如果他再牵连进来，全家就完了。睡觉前造反派要给我们训话，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对就扇耳光。红卫兵一晚上查房好几次，虽然冷得无法入睡，我还是躺在床上不动，听他们说：‘刘美德居然睡得着。’晚上住‘牛棚’，白天还有劳动，所幸中午可以休息一个小时。那种情况下，我居然没病倒，也真是奇迹。”
“‘军宣队’来到北大之后，军代表到附中考察时对我说：’刘美德你当初为什么入团入党参加革命？就是混进革命队伍来跟我们斗。’不过那时听了这个话，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动了。军代表既然这样定了性，对我的‘改造’自然还会继续。牛棚之后是到海淀的‘五七干校’，然后又去工地劳动。那时我很瘦弱，但居然能扛起100斤的水泥袋子。”
……
“‘工宣队’、’军宣队’入驻北大后武斗停止了，但学校还处于停课状态。1972年‘复课闹革命’，我回到北大，当时的北大人事处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让我再回北大附中，我就满意了，我都哭了。他说能理解，因为他也都挨过斗。人事处长还是把我分回化学系了，可是我已经离开化学系12年了，所以我就专职做行政工作。起先是办公室主任，后来是副系主任。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很多人只念了一两年就算毕业分配工作了，文革后化学系就办了补习班，毕业后重新分配，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是我负责的。分配时有的人跟我说希望到哪去，如果理由充分且条件允许的话，能满足他就满足他。还有老师们的生活及待遇问题需要解决，我也管这事。从文革开始以后，所有的人都没涨工资。那时大家都很穷，当然都希望能涨工资，提高待遇，有人一大早就到办公室门口堵着我，跟我讲家里的困难。但那时学校也没钱，涨工资都是有名额和指标的，所以只能分个先后次序。我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论资排辈，按年龄，有人不服气但也无话可说了。另外我还有管实验员的工作。那个时候实验员不够，要招实验员，招了以后要考试。总之，文革后我在化学系做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大家一些帮助，好在没出现什么大的矛盾。那时候行政系统和办事规则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比如丁石孙校长，他就骑个自行车上下班，骑着车或走在路上，人家就可以把他拦住说个什么事，或提个什么要求、什么意见。”
刘美德老师是北大及中国教育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整理了刘老师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既不粉饰太平，也不夸大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耻辱，都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也正是有很多人的奋斗、牺牲，乃至痛苦和无奈，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了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尊重科学规律的全民共识，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和强大。希望后人铭记这段历史，吸取教训，不要在面临痛苦与灾难的时候才知道是非对错，这样国家的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让我们共同祝愿民族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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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
2024年1月26日，上午10:00至12:00；
2024年3月20日，上午10:00至11:00;
2024年4月5日，上午10:30至11:30。
采访记者：郭九苓、王颖霞、高珍、肖熠
录音整理：郭九苓
文字编辑：郭九苓
定稿日期：2024年4月9日，经刘美德老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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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简介
刘美德，女，1930年出生。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由于国家建设需要，1952后提前毕业留北大化学系任教。1960年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任副校长。1972年回到北大化学系，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曾任副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