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能来阅读我写下的这些文字,这其实是我读了两本书后的读书笔记和一些心得。写的有点长了。也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若不和你意,就不要读下去了。人的世界总是有感性的和理性的东西存在着、交织着的。多数情况下人们对理性的理解是模糊的。其实,所谓理性,就是能准确判断事物原本的模样,并在对客观事实建立准确认知的基础上,作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不是对事物进行主观的臆测、曲解和误会,然后在误解的基础上,作出错误的决策。我本普通人,喜好之一就是读书,也是当下最没用的事情之一。但它却陪着我一起走过每一段艰难的时光。我常常想,人往往不是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衰老,而是因为理想的毁灭变成了老人。一些有着共青春的人,是注定无法同成长的。当时间的激流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不同的渡口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心照不宣地沉默,给对方留下不打扰的温柔。
人们会相互攀比(尽管表面上不会承认)的真正原因:身份的焦虑 ——读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一书有感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人们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不能看着身边人的上升。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跟周围的或熟悉的人比较,尤其是在中青年朋友群体中,一些年轻的老年朋友也同样会如此。你会在社交媒体上不时地看到周围的或熟悉的人在显示着他们 “精致的生活” ,他们依然在努力奋斗着,同时取得的优异成绩。老同学聚会上大家有意无意地说着自己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旅游的经历,然后说到配偶、孩子等。其实每一项都是在暗中较劲,在默默地比较。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中写道: “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 。 的确,如果凡事爱比较,那往往会让人痛苦不堪。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总跟人比较的行为进行批判,因为总爱跟别人比较不仅仅是由于人性的弱点中的嫉妒那么简单。人们常常会想,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心理学上看,总跟人比较在本质上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身份焦虑。
何为身份?它是如何影响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记得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 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古代或经济不发达时期,身份就是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依附关系。比如,你是谁的儿子、谁的臣子、谁的附庸,从出生开始就已定好了,个人是改变不了的,它是你和世界的固定纽带、固定组合关系,这就叫身份。而契约就是社会允许一个人通过其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他人结合成各种各样的关系。通过结成关系,来创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从而造就自己的人生。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开始了。这是一个社会进步发达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人们身份焦虑的心理学基础。人人向往美好的生活,人人期待更高的阶层。
身份焦虑看似是个抽象的概念,但人们在生活中喜欢跟他人比较往往源于它。那么又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身份焦虑呢?为什么身份的焦虑在人类以前的历史上不明显,在现代反而变得很严重呢?我们该如何摆脱身份的焦虑,从而远离攀比带来的痛苦呢?其实,我们看起来没有别人成功,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太多的生活,但却是个让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事,这其中就是身份在作怪。这里的身份指的是跟他人比较时的相对位置。人们之所以爱比较,比较之后又容易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有一套判断成功的标准,并对个人提出了要求。人们只有达标了才能获得身份,从而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一个人的身份就成了自己的焦虑开关。
身份焦虑的本质。作者德波顿认为,身份就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身份的焦虑都很具体,比如事业、成就、金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格外在意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能带来大量情感反馈,世人给一个人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一个人拥有的资源和社会地位。所以,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物质资源,而是它们背后带来的情感反馈。比如,人们希望自己发布的社交贴文有很多人点赞,希望认识的人能崇拜地提到他。心理学上有一个“在社会意义上死亡”的说法,它指的就是受到社会排斥,没办法被社会接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虽然活着,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毁掉了,没办法在社会这个大集体里生活下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虽然不至于时刻担心身份破产,但随时面临着大大小小的社会身份挑战。比如考试成绩的排名次,单位的年终考核,跟同学同事取得成就的比较等。攀比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判断。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的价值是高是低,很大程度上要靠相互比较。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很有成就的人都难以逃离这个怪圈。那么,普通人为什么喜欢跟身边的人比较呢?普通人不会选择跟世界首富比,也不会选择跟街头的流浪汉比,人们只会跟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比,这种比较才能给自己真实的感觉。而且,身边的朋友、同事和熟人才是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人们只有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比他们多,得到他们的积极评价,才能体会到身份带来的快感。同样,世界富翁们也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而且有可能比普通人更严重。因为对他们来讲,当他们的财富大大缩水的时候,他们社会身份的改变是巨大的,众星捧月般的鲜花和掌声变成了质疑和嘲笑。他们受到的关注越多,积极评价转变为消极时对他们的冲击也更大。所以,在现在的社会中,无论身份地位如何,身份的焦虑困扰着每一个人。但是,古代人对身份的焦虑远没有我们这么强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对身份的焦虑更强烈,是因为现代人的社会身份比古代人更容易改变。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改变身份的难度是很大的。古代中国平民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制度了。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这是很多中下阶层出身的苦孩子实现向上的阶级流动的唯一途径。古代欧洲也是类似,大多数国家是分封制,当时的欧洲贵族的子女是贵族,农民的子女是农民,阶级是固化的。试想一下,如果贵族的子女只要不犯大错,每天躺着吃喝玩乐都能继承头衔和土地,农民除了起义以外基本没有其他登上社会顶端的机会,谁还会在意身份的得失呢?在古代欧洲,贵族认为他们的身份是上帝给的,穷人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穷人的身份。但是,后来的几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什么?资产阶级兴起,贵族阶级没落,很多农民进入城镇改了行,对财富的追求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方向。而人们逐渐相信,这种追求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在封建社会被推翻后,人们进入了一种崇尚精英的社会。这种社会提倡努力改变命运,让有能力的人成为管理者。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社会,在推崇努力、能者成功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尽管现代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但社会主流还是一个崇尚精英的社会。大家各凭本事,有能力的人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社会上层。没能力或懒惰的人滑到社会底层,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就是一个人能力的象征。现代的社会向人们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再也没有古代那种制度拦着一个人出人头地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成就,那一定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不够努力。这样的观点让社会更崇尚追求成就,对穷人造成了舆论压力。可以说,在一个身份越容易改变的社会里,身份焦虑就越容易产生。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在19世纪末提出了一个自尊公式,可以很好地概括崇尚精英的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心态:自尊等于实际成就除以自己的期望。可见,如果成就越小,期望越大,自尊就越低。如果事业大跳水,期望仍然维持高水平(比如过气的明星或曾经的首富),那么这种痛苦是加倍的。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提高自尊不外乎两个方法,不是做出更多成就,就是尽量放低期望。很明显,在一个崇尚精英的社会,人们往往追求前者而忘记后者。更严重的是,现代的新媒体又让人们提高了自己的期望值。媒体上是各种取得成就的人的精彩生活,这又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铆足劲去追求成就,压力和焦虑自然就来了。崇尚精英的社会对财富的追逐还催生了一种提倡消费的文化。媒体到处在鼓吹消费,广告更是在用一个人使用的东西来给人们贴标签,把人们分成各种群体。为什么富人喜欢买豪华跑车?为什么大牌箱包要让自己的产品布满LOGO?手机厂商为什么要给一个机型分商务版和高配版?这是因为,当代社会的商家希望消费者把自己的产品当成一种彰显身份的工具。可以说,消费社会在有意无意地鼓励人们通过使用的东西来区分身份,这无疑是在给当代人的身份焦虑火上浇油。而现实却是,我们拼命追逐的成功却是个特别脆弱的东西。除了需要努力,还受时机、经济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这样一个处在剧变的社会中,我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可成就并不容易获得和保持。这样看来,当代人比古代人焦虑,当代富人比古代富人焦虑,当代穷人比古代穷人焦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何化解身份的焦虑呢?其实,我们并不孤独。纵观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智者们为帮助人们摆脱身份焦虑提出了应对策略,我们会从这些智者的做法中获得灵感,找到对应的方法。
在应对策略上,首先就是哲学的力量。在哲学家辈出的古希腊,就有一批智者学会了如何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的武器就是理性。如何用理性来应对他人的看法对我们的影响呢?在一个高度注重身份的社会里,很多人的自我评价完全取决于社会对他的接受度,但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把关。当有人对我们说:“你没有价值”时,我们可以用理性来判断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改进。如果别人对我们的判断不正确,那么我们就没必要改。那如果我们改了,社会还是不承认我们的价值,我们该怎么办呢?用“理性的遁世” 这一武器,也就是避免过度的世俗交往。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平庸之辈,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因此,他们的看法根本不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观点很容易受到感情、经历、文化背景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一点也不在意,也不必与其多费口舌去解释。哲学遁世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建议人们应该在社交和独处之间找到平衡,甚至要学会享受孤独。他甚至提出: “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完全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而是建议人们避开外界的侵扰,遵循内心的良知来行事(参见:《人生的智慧》这本书)。
另外一个缓解身份焦虑的方法历史也很悠久,那就是宗教(西方社会的代表是基督教)。由于欧洲封建社会的阶级是固化的,贵族和农民的一辈子和他们的后代的命运基本就固定了。但在精神世界却并不如此。农民知道,虽然现实中贵族的身份是自己无法奢求的,但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当农民和贵族死了之后,他们都会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他们的灵魂是高尚还是卑鄙与身份是无关的。这种方法的思路是,当我们被世俗中的攀比折磨得苦不堪言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出一个比人类强大的多的存在,比如神,比如世界末日,比如状阔的大自然或宇宙。在这些存在面前,所有人都是渺小的尘埃,还争什么高低呢?基督教就这样缓解了身份的焦虑,这种方法在如今的西方社会仍然有用。而对无神论者,其实游览名山大川也有类似的效果。在读古诗词的时候你会经常发现,人一面对山水或其他自然景观时,就会经常感慨,我太渺小了,我的生命太短暂了,我的荣辱得失什么也不是。身份的焦虑在包容一切的大自然的面前就烟消云散了。这对现代社会的人们一样有用。很多人出去旅游的目的之一就是散心。就算出去旅游的不是本人,看看别人分享的旅游美景我们也会有心情舒畅的感觉。到了19世纪,出现了一种缓解身份焦虑的新方法。当时,进化论动摇了基督教的群众基础,而这个方法就成了一部分人在精神世界里的新依靠。这种生活方式就是 “波西米亚” 。带流苏的大披肩、花花绿绿的头巾,这些视觉风格都来自于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而波西米亚这个词原本指的是放荡不羁的吉普赛人(参见电影《叶赛尼亚》),后来被指代一群异类。他们反抗传统,不按社会主流标准生活,不关心面包的价格,而更关注艺术和情感。他们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绝不是积累财富和提升身份,而是作为个体去更好地感知和认识世界。他们拒绝接受主流对成败的定义。无论社会怎么看他们,他们都能看到自己的价值,也就解决了身份焦虑的问题。 不过,波西米亚人认为,充实的心灵世界和世俗的物质生活只能选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CEO,那么你不可能同时成为一个探险家。但我们知道,现在财富和兴趣兼顾的人非常多,金钱其实可以帮助人们过上向往的生活。所以,这是当时波西米亚式解决方法的一个局限性。
文艺创作是作家和评论家们探讨身份标准的一个重要舞台,他们把对身份的焦虑通过创作来抒发。曾几何时,绘画是分三六九等的。建立于17世纪的法国美术学院提出了标准,认为最高大上的是历史和宗教题材,之后是王室贵族的肖像,再差一点的是风景画,那些描绘老百姓生活情景的画是最不上档次的。改变就从这种排序开始。18世纪以来,一些画家的注意力开始落在更加平凡、琐碎的事情上。有人画给病人剥鸡蛋的女仆,有人画意大利城市的屋顶,有人画草地上的牛,有人画划船游玩的普通人夫妇。他们希望发掘日常生活中的美,而这些美与财富毫无关联。绘画再也不是为身份服务的了,而渐渐成为画家表达自我,甚至批判精英社会身份标准的工具。这种改变反过来对社会将物质财富与成功划等号的价值观提出挑战,这种更加关注个人体验的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如今的美术品市场上,你可能很难看到某位当代富豪的肖像了。文学也是一直与身份息息相关。不管是哪国作家的作品,来自什么时代的小说,我们经常会在其中看到,有的角色社会身份高却无恶不作,有的角色社会身份低却品格高尚。有些社会精英之所以身份显赫,的确是凭借了努力,但也采取了不义手段。在文学界,还有一个向主流身份标准提出挑战的利器,那就是悲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我们会看到一个人是如何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生活的。这样以来,悲剧可以警示人们,一个人现在拥有的身份其实是很脆弱的,而自己就带着可能毁灭它的东西。那么,人们就会对真实生活中丧失身份的人多一分同情和理解,对身份的标准也不再非黑即白。
找到真正想要的东西。与古代的智者进行对话和探讨,能帮助我们缓解身份的焦虑,从而会减少内心跟人攀比的冲动。我们关注个体对社会的反应,在身份焦虑加重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我们不禁要问,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就没有一定的责任吗?一个会催生身份焦虑的社会难道是健康的吗?这样胜者为王、弱肉强食的社会价值观合理吗?这种崇尚精英的社会价值观是不是也有改进的空间呢?我们渴望得到财富和地位,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不一定会变的更好,甚至可能会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其实与自己的真正需求毫无关系,它们多数是源自于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使得我们把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这些事物上。如果我们一直不停止焦虑,我们就会把生命珍贵的光阴浪费在为错误的东西而担心上面。或许,治疗对身份的焦虑,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出对我们有意义的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庄子曾说,人生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往往都是无用的。如同当你坐下喝茶的时候,虽然这二十多分钟里你不在赚钱,但你却在体验当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