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晚上，广东珠海市发生重大驾车冲撞市民事件，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案件发生在繁忙街区，犯罪嫌疑人选择人流密集的时间与地点，蓄意制造伤亡；仅5天后，11月16日，宜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持刀杀人事件，致8人死亡，17人受伤。嫌疑人携带利器，选择校园作为犯罪地点，受害者多为无辜师生；11月19日早晨，湖南常德永安小学门前，再发生一起撞人事件，导致多名学生受伤，具体伤亡情况仍在调查中。小学门口人群密集，肇事者的动机与计划性值得深思。
这些案件有几个共通点：作案场所公开，街头、校园等开放性场所成为犯罪目标；受害人群无差别，从路人到学生，毫无选择性；社会影响恶劣：案件迅速引发公众愤怒和恐慌。这些事件与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有所不同，但在行为模式和社会影响上却有相似之处。首先是无差别攻击，施害者选择随机目标，造成广泛恐慌；其次是社会影响巨大，公众的安全感大幅下降，生活秩序受到冲击。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显著。部分社会底层人群，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压力和不公，这种挫折感容易积累为对社会的仇视心理。一些人因工作、家庭、经济问题走投无路，将社会看作自己不幸的根源，通过极端行为“报复”社会。
尽管中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但基层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薄弱环节。精神健康服务匮乏，心理咨询和精神疾病治疗的普及度较低，许多潜在危险人群未能及时被干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不足，对暴力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机制存在漏洞，致使恶性案件的破坏力扩大。
现代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改变了传统社区结构，人际关系疏离加剧。一些人长期生活在孤独状态中，缺乏社会支持系统。一旦遭遇重大挫折，极易走向偏激和暴力。而且，互联网上的暴力信息和极端言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通过网络接触到类似案例，模仿犯罪手法，甚至将其视为“表达愤怒”的手段。
当个体经历重大挫折时，未能有效缓解的负面情绪会转化为敌意。这种敌意可能针对个人（如家庭成员）或集体（如陌生人或社会）。某些犯罪者在个人生活中遭遇失败后，将社会当作“替罪羊”。在其扭曲的逻辑中，伤害无辜者被视为对社会“报复”的手段。此外，部分恶性案件的施害者，可能存在未被诊断或治疗的精神疾病。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治疗资源的缺乏，使得潜在风险被忽视。
恶性案件频发，公众情绪在恐惧、愤怒与无力感之间不断波动。人们愤怒于犯罪者的残忍，同时也对社会管理感到不满。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安抚公众情绪、恢复社会信任，是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的挑战。此外，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至关重要。隐瞒事实或延迟通报，只会加剧公众的不安和猜测。
珠海、宜兴、常德案件，揭示出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的深层矛盾。从经济不平等到心理健康，从社会疏离到暴力传播，每一个因素都在推动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与其将精力聚焦于“境外反华势力”，更应反思“境内恐怖势力”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只有从经济、文化、心理、制度多方面着手，构建更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缓解当前的暴力问题，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不仅需要外在的力量约束，更需要内在的凝聚力和关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