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遗作
关于请求查证我建国前革命经历的报告
我---原安陆县县农会退休干部刘绍濂。已于1987年6月办完退休手续。现同老伴唐优敏(市总工会离休干部)一起。住在市总工会宿舍里。退休生活，一切良好。唯独我退休前一再请求查证我建国前的革命经历一事，未获解决。深感遗憾。近据《老年文汇报》1989年1月13日 ，2月17日《政策问答》栏的消息，在湖北地区，解放前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持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可以算工龄，这就比原来组织上答复的“只能以脱产为界” 放宽了一步，据此，我理应“对号入座”，特再次呈报，请组织审查，结论。 解放前，我是湖北省立安陆师范学校(现孝感师专的前身)学生，1948年学校流亡到武昌，住在正觉寺，从1948年冬季起。我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过武汉学联发起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罢课、游行、义卖等活动，常去学联总部--武汉大学，听演讲，看传单，阅读毛王席著作，武昌地区参加学联活动的共有五所师范学校，武昌师范，一女师，二女师，童子军师范，安陆师范。因为有“吃公费”的共同利害关系，这五所师范的学生代表常单另集会，号称“五师联”。“五师联”的总部设在武昌师范。主要负责人是该校学生代彭传彪(武汉人),我同他在学生运动中结识后，相互交过心，决心为迎接解放干到底。这就是我在解放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缘起。
1949年4月中旬，彭传彪找我个别谈话后。决定介绍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们在彼此的笔记本上签名作证后， 他发给我工作证三份，指定我为安陆师范工作组的负责人。另两名成员由我秘密发展，确定后再向他通报。工作证是白布底，铅印红字的袖章。文字部分，上半部为半圆形全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下半部为直线横排的“工作证”三字。 我回校后，先后发展了王士忠(应山人)，傅东升(武汉人)两名学生为成员，把工作证给了他们。此后，我们严守秘密，虽冒险承担过许多革命工作，但我们的公开身份一直是“学生代表”，安全互助会工作人员等。
我加入秘密组织后，除了继续参加武汉学联、五师联的各种公开活动外，还由彭传彪带路，在武昌汉阳门附近的一所平房里，参加过团组织的秘密集会。并按照团组织的指示，完成了以下几项任务:
1在校园里秘密张贴革命传单。传单有学联传来的，也有彭传彪单线交给的。内容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即《约法八章》)、《百万雄师过大江》等。
2 劝说师生员工留校护校。参加安全互助组织，抵制国民党省政府要学校跟他流亡到恩施的命令。结果在当时留校的一百余人当中，只有极少数几人跟国民党政府走了，整所学校，得以成建制保留下来。
3 向武昌市政府借粮。5月上旬，国民党省政府决定西迁，停止了对学校的拨款，我随即以学生代表的身份，直接找国民党武昌市市长杨锦煜借粮。大约他也是决定留下的，所以只谈了两次就成功了。他同意无偿向我们提供大米五十担(五千市斤)。我签名具领后，迅即运回学校，安定了人心。
武汉解放后，我们的工作更忙。如组织师生上街游行、进行街头宣传、向军管会汇报情况等等。
6月5日，校内安全互助会结束，正式成立学生会。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学生会名为学生组织，实际上无形中接管了旧校长的大部分职权。因为那时的校长、主任都戴上一个“伪”字，谁也不管行政工作。因此，跑军管会、跑接管后的教育厅，报名册、领供给，甚至联系电力供应，都成了我无法推卸的责任.
6月18日，省人氏政府通知，安陆师范立即迁回安陆。开指定我主要负责，完成迁校工作。6月19日，我到省人民政府领取了递交安陆县人民政府的正式介绍信。介绍信的大意是，省人民政府决定，安陆师范迁回安陆。现由刘绍濂同学前来联系解决有关问题。信尾的署名是湖北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副王席熊晋槐，王任重。我拿到介绍信后，向彭传彪明了情况，并把三个工作证全交还给他。这介绍信，我经过三天长途涉，在安、应边界的王家榨村。交给了当时京安应县县长单一介向志(在场的还有县委书记孟筱彭同志).他签名后又交给我转给了当时住在安陆城关的副县长王岫山同志.
后来，迁校任务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先在巡店镇住了三个月。 暑假结束后回到安陆城原来的校址。
回到安陆后，学校未恢复正常教学，我也一直忙于革命工作，
7月份，巡店区委书记陈凤池、副书记吕庆庚要我挑选一部学生，组织支前工作组，协助支前工作，我照办了。并且带头参加了这项工作，完成任务情况，区委比较满意。
8月份。区变向我传达县委通知。要我带领留校师生参加县委举办的“青年学园”——短期政治训练班。我随即带去三十多人， 从开学到结业，我们全参加了。领导这次学习的有王岫山、任荃林，王光等同志。担任辅导的有陈之光、郭文运等同志。
学习班结束后，王岫山同志又指定我组织几名同学参加秋征工作。我回校安排后，指定了同班同学余优先、李传贤、颜品哲三人。我们一起到县政府报到。经财政科短期训练后。持县政府介绍信下到长兴区城东乡开展秋征工作。工作期间，由县财政科按干部供给标准发给粮饷。到11月份，我们圆满完成秋征任务后，才到长兴区拿介绍信向王县长销差。
我回校时，旧校长已在行使原来的大部分职权，但有关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他仍然要我出面。这时，吕庆庚同志已调到县委宣传部，他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因为我们在巡店有过工作关系，所以他多半找我谈情况，布置工作。在他的指导下，我组织同学们排练并上演了《赤叶河》，《南泥湾》两部歌剧。还组织了采莲船、秧歌队在元旦期间进行街头演出宣传。与此同时，我还和几名进步同学一起，每半月左右去向王岫山同志汇报一次学校的情况，包括旧校长胡养吾的政治动向。王岫山同志根据我们的汇报，到学校作过几次政治报告。
1950年元月25日，我所在的班，连我在内，共有学生十二名，已经到了“学习期满”的时限，学校把我们的名单报到孝感专署教育科，请予分配工作。我想，我继续留下，对自己对学校已无意义，于是，向王岫山同志请示后，在学校拿了一张行政介绍信到县委机关报名(工作单位:县委宣传部，在吕庆庚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加入了"革命干部”行列。另十一名同学到三月份才由孝感专署教育科统一分配教师工作。
诚然。当时我填写"入伍”表格时，没有写进建国前的革命经历。因为我幼稚，认为这些事，王岫山、吕庆庚同志不仅了解，而且大部分是他们直接指挥的，没有自我表现的必要，但，这段历史也绝不是现在为了算工龄而突然呈报的。从l954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多次作过交待，组织上也反复进行过查证。其中，经过兴师动众的严格审查，据我所知，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 56年的肃反、审干运动。地委五人小组办公室抽调刘桂堂等同志。 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查证。结果于一九五七年二月结论，推翻了傅可全编造的诬陷不实之词，肯定了我“本人交待基本属实”。第二次是1971年地区干部学习班上，为了查明我是不是“清队”对象。派邓拓等同志进行了复查。结果以维持原结论而不了了之。尽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的申述和组织结论未涉及“工龄” 问题，但承认历史事实是始终一致的。我当年的交待和组织上查证的结果，现在仍然是有力的旁证。
1982年底，我见到中组部（1982)11号文件后，向县委组织部写过专题报告，较全面的陈述了建国前的革命经历和有关的证人、证据,请求审查，未获受理。这报告若已丢失，我还有底稿在，随时可复抄再呈。
能否受理。盼复示。
刘绍濂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回老家杂记
老家的变迁
我的老家——土改前的老家,父母生我养我、抚育我十八年的老家,在随州 北部刘家老湾,又名刘家河漩。地处广阔农村中心,交通闭塞,远离城镇。常年 赶集的两个集镇:安居距离10公里;厉山11公里。每年必去的县城,距离25 公里。都是山坡、田埂、羊肠小道。尽管地址偏僻,但是在周边农村,包括安居、 厉山两镇,刘家老湾都小有名气。
我分析,其原因不外:
一、这里是刘义兴家族 祖居之地。刘义兴书香世家,人才辈出,在当地政治、文化领域颇有声望;
二、晚清时期刘义兴是当地庄园大户,拥有田地上千亩,解放前,刘义兴家族一分再 分,已分成十户,其中个别户已“崽卖爹田”,破落不堪;但住在老湾的七户, 每户仍有上百亩,外强中空,架子未倒。
三、刘义兴鼎盛时期,曾发动全族两佰 户人家,集资建成了刘氏宗祠,刻版印制了刘氏族谱。刘家祠堂,规模宏伟,工 艺精湛,称甲一方。祠堂除了供家族祭祖外,又是一个公共场所。周边群众,春 季去观赏药、牡丹,夏季去吊凉午休。正殿常设学校,我在其中就读六年。 1941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全蚀,学校事前传播了消息,当天又准备了墨镜、墨水盆,组织观看。此项举措,对破除“天狗吃日”迷信、普及现代天文知识有重 大意义。祠堂里正殿以外的其它房间,先后住过乡公所、保长办公处、民防团、 游击队。抗战后期,祠堂整体被国民党县政府强行征用,当作贮粮仓库,直到解 放。解放后,祠堂又成了新街乡政府的公堂。
四、老湾七户,都是祖传住房,比 较完整、宽大,先后住过国民党的正规军、游击队,也住过新四军。抗战中期和五师突围时,新四军曾住过我家。随军的民主政府给家父“乡代表”、“县参议员” 头衔,要求协助筹粮筹款。1940年,日军一支野战部队在老湾对面山岗上,遭 遇了国军127师的小股尖兵,曾派出侦察兵,到各户搜查。
五、老湾还住过逃难而来的富商和社会名流。1938年10月,日军占领随县县城,骚扰厉山、安居等 镇。厉山镇的富商秦福记、杨吉兴、聂同兴等户以及社会名流敖资生(留学日本 的国画家)、康彩舞(留学法国的油画家、当过国民革命军高级军官)、彭独漪(当 过国民党区长、县银行行长、著名中医师)等等,都逃到老湾,蜗住多年。秦福 记寄住我家,利用我家庭院做过大宗棉花生意。其主要当家人秦育之——解放后 当过湖北省工商联主任,也在我家短暂停留。
上述五条——刘姓世家、占田称富、祠堂公用、老湾屋宽、名流汇集,是不 是刘家老湾声名在外的原因,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1947年冬,共产党领导的、以肖松年、刘治华为首的净明区政府,带区中队进驻老湾,收缴枪支,追查逃亡,老湾从此解放。1950年土改,住在老湾的刘姓七家全部划为地主,被扫地出门,彻底颠覆。代之兴起的是一批雇工、贫农、老佃户。
政策宽容,允许地主家分田、分房。我家留在老湾,在隔壁分到几间小房。 全家户口八人,实际在家的六人--父、母、小妹、嫂子和侄儿侄女。不久,哥、嫂相继去世。1953年春节,父亲在饥寒交迫中病故,享年65岁。家中剩下年迈 体衰、视力微弱的老母,勉强拉着三个幼童,苦苦撑持。1958年,小妹、侄女先后离家;小妹到安陆找到了工作,侄女到李湾村自主结婚。家里剩下老母和侄儿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1963年12月下旬,老母病故,享年65岁。为料理丧事,我第一次回到土改后的老家。事毕,侄儿别无选择,只能留在老家孤身苦熬。那时他16岁,生活勉强自理。
1980年以后,党中央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公布了在农村“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侄儿的处境明显好转。他不仅在队里当上了拖拉机驾驶员, 还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同一位小他十岁的纯真女孩结成家,老家有了新意。
新街成老家
1984年秋,随州新街乡农民响应政府号召,出钱出力,在祠堂岗上修街, 号称新街镇。此举颇得媒体青睐。《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街建镇的长篇报道。
其实,新街也有前世今生。新街之名已有七十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从河边到岗上的沧桑变化。
河边新街,始建于1938年冬,是一条草屋街，不久, 1939年春节前夕,下街毁于火灾,以后陆续修复,门面多半改成瓦屋。
解放初期,新街是新街乡的中心集市。
根据安陆的水情纪录,应是1954年7月8日， 一个雷电交加的深夜,倾盆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狂涨,水深浪急,荡平了整条街道。居民除少数水逃生外,多数被洪水卷走。河边新街 从此没,但新街之名,沿用至今。
新街乡政府在新街集市毁灭以后,住进刘氏祠堂,把刘氏祠堂当成政府资产, 一直使用到1984年。兴建新街镇时,首先拆毁的就是祠堂。铲平祠堂之前,乡属的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邮电、财税、粮食、供销、食品等,都在祠堂岗上兴建了办公室、门市部。这些都为1984年建镇奠定了基础。
兴建新街镇,彻底改变了刘家老湾和附近村庄的面貌。侄儿的住房,首当其冲,必须拆迁。所幸他俩已有承受能力,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村组划定的地点, 按照建镇的统一规划,迅速建成了两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和附属厨房。以后又在后门用石棉瓦搭盖了两间简易平房,用于养猪和存放农机具,前后房之间,用砖墙夹出了一个小院。在院内打出了一眼压水井,井水清凉。后门外有村组划给的一块菜园和一个小水池。拆迁后虽然离开了老湾,但新房的综合条件,优于老湾。
新屋座落街道,因地段偏辟,至今只当住宅,未作商用。
1985年,我和老伴一起,到新街看望先群他们的新家——我们仍称老家。这是我们结婚三十年后,老伴第一次探访我的老家。那时,新街镇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虽有集市,但各项基础设施很简陋。
1988年8月下旬,我们趁全家团聚之机,乘专车再到新街,会见侄儿一家。 这时佳儿已生育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六岁:二女儿,四岁:儿子,两岁。他们和我孙女一起,玩得很高兴，曾照像留念。我们专程到老湾转了一圈。我早已听说过,老湾刘家七户的老屋,土改时已被瓜分豆剥,分给了二十多家。土改后的 三十年间,有些户因各种缘故,已把自己的那一份拆走重建。新街建镇,全湾拆迁,我们看时,尚有部分断壁残垣,总体形迹,依稀可辨。
我的感慨:拆除老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但把祠堂当成政府的公产,随意 拆毁,是违背土改法的。祠堂的历史文物,如正殿上的三大看梁和大门口的一对石鼓,乃艺人精工雕刻而成,弥足珍贵。还有记载刘氏宗族六百年历史的石碑和 《刘氏族谱》的原刻木版都被丢弃,令人遗憾。
1995年和1999年,我和老伴两次去新街,时间仓促,无可记述
2001年7月,侄儿患肝癌去世,(终年54岁),我们前去吊唁、慰问,当即返回。以后虽有联系,但我们再未去过。
2007年10月底,侄媳专程到安陆,恳切要求我俩再到新街看看,恰逢我有 “魂归故里”的设想,便实话实说,跟她讲了。她一口答应承办落实。于是我俩 从11月2日至6日,去了随州,其中有三天住在她家。
这次我们看到:经过二十多年建设,新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乡级镇了。交叉于祠堂旧址的东西大街、南北大街,长度都已经超过千米;还在继续伸展。通往 随州、安居、厉山的三条公路,都已加宽加固,铺筑了混凝土路面。新街到随州的往返班车,每天有十个班次。另有十多辆“面的”停在车站,随时听候租用。 镇到各村,也都有了简易公路。农民骑摩托车,奔驰其间。镇里供水、供电、邮 政、电讯、燃油、贮备等基础设施,已达规范标准。中心小学是一座比较完美的学校,其校园广场和周边环境,比城区的同类学校更胜一筹。
会见亲属
11月2日,先到随州市区侄孙女萍萍家。
萍萍,1982年生。初中毕业后在随州读过两年技校。1999年到河南平顶山她姨父石正在家打工。石正在做装修起家,进而经营建材,生意兴旺。随后又组织了几支建筑工程队,到外地揽活。萍萍初去,在商店当营业员。不久就升任门店主管,进而负责经营一家分店。石家对她不薄,她对石家忠心耿耿。她父亲患肝癌期间,她两度接到平顶山医治,贴补医疗费用一万余元。她父亲去世后,她尽力协助母亲,负担了弟弟猛猛的大部份学费。2005年,经她姑妈介绍同随州的个体户肖红(小名二毛)相识相恋。2007年元月27日,在随州同肖红结婚。我们去,就住在她婚后的肖家。
肖家地名柳树淌,紧靠随州市解放西路,路边立有醒目招牌(肖二饭店》。肖二掌勺,萍萍掌柜,她婆婆和一名女雇员帮工。生意较好,据说每天的盈余，除去全家人吃喝,还有纯利一百余元。
她家住宅,在饭店两百米外的柳树村,现在已有“村”和“街”的双重名 称,她公公肖师傅,原是农村木工,现仍保留农村户口。据说好处在于能从村组分到较大面积的宅基地,还不必交费。现在楼房已建成(2006年完工),主体四间三层,一分为二,两个儿子,每人一套,坐北朝南,左邻右舍,已接屋连山, 形成街道。楼前有个天心小院,宽约四米,长约十九米,大门建有牌坊式屋顶, 安装了结实的防盗铁门。
我们住在肖二的那一套,二楼,他和萍萍的宿舍,隔壁还有并列的一间,每间面积大约4×4.5米,房门紧连客厅。客厅面积约9×4米,客厅南边是厨房、餐厅、卫生间。宿舍、客厅都铺了木地板,其余是瓷砖。每间宿舍,都嵌装了大型壁柜,由肖师傅亲手制造。整幢楼房的装修水平,据说在随州算得中等偏上。
萍萍的嫁妆,除她妈妈给的衣服、被褥外,主要是一套“海尔”家电——冰 箱、彩电、电脑、洗衣机、微波炉。其中一部份据说是她姨妈石家送的礼品。
肖二的学历不高,但有手艺在身，为人勤俭,诚实本分。我们去时,萍萍己怀有身孕,而且作过B超检查,结论疑似女婴。肖二及其父母都坦然接受,我们回安陆的第二天,11月7日,萍萍已在医院剖腹产,果然是女孩,取名雯悦。为了帮她产后康复,在肖家不显寒碜,我们带去了一盒海参送给她。
侄媳传会,年已半百,身体、精神都还健旺。侄儿去世后,他以孀居之身, 承担了全家生产生活和抚育子女的双重责任。她竭尽全力,默默奉献,终于为子女开辟了可喜前程。首先是托熟人把霜霜带到厦门打工,在那里站稳了脚跟,有了恋爱对象。其次,把猛猛当作培养重点,让他求学深造。猛猛从高中到技校, 共花学杂费五万多元。为了筹措这笔经费,他除了要求萍萍帮助外,自己也锁起家门,弃农务工,到妹夫石家的下属企业当助理。终于让猛猛读完技校,被推荐到苏州金龙汽车厂当上技工。猛猛读技校期间,我们资助过八千元,但只占他实交学杂费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次我们再去她家,惊异发现:她的房子已装修一新。陈旧破损的大门已改成全新的四扇铁门,同街坊的模式一致。室内地坪已浇筑混凝土,比原地面升高一尺。房门已更新。天坪已吊顶。墙壁已粉刷。还添置了新式大床和一些日用器皿。这,在一般家庭不足称道;但出自传会手下实属难能可贵。
她表示,今后几年,还想去妹夫的企业帮工。不单是为了挣钱,而是身体得 到锻炼,精神有所寄托。
明和先敏家族
侄女先敏,已年过花甲。她七、八岁时,跟着爷爷讨过米。爷爷辞世后,跟着奶奶,变相乞讨为生。生活上,饱尝磨难;政治上,受尽歧视。1958年离家出走。不久,跟大她一岁的李明和自主结婚。婚后,政治境遇宽松,生活仍然贫困。改革开放前,她家所在的生产队,自然条件落后,农业裹足不前。劳力难外出,工分不值钱,口粮不够吃。在这种环境下,他俩仍然连续生育了五个孩子。 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后,他家情况逐年好转。如今,子女都己成家立业,有了第三代。连同他们两老,已是拥有十八名成员的小家族了,逢年过节, 儿孙们环绕膝下,天伦之乐,欢腾热闹。
12月3号,我俩专程去了他们的农村老家。这是他俩即将喜庆金婚之际, 我首次登临李家大门。这套祖传农村住宅,1999年已由他们的两个儿子——李刚、李强翻修一新。仍保留农村格局,和左邻右舍大致相等。只有水泥地、红砖 墙、玻璃门窗透露出新鲜气息,房间也增多加大。
明和讲了今年的收入慨况。种水田五亩,旱地两块,菜园一块、已实现机耕、机收,自己出力不多,付机手报酬也合算。屋后还有一片竹园。全年收成:小麦 一千五百多斤,稻谷四千多斤,还有一点大麦、黄豆、棉花。山地里挖红薯一千斤。城里烤红苕卖的个体户,上门收购,只给两毛一斤。“我宁肯留着喂猪,不卖。”养有一条耕牛,四头活猪。其中两头肉猪可卖三千多块。还有蔬菜水果, 自食有余。
他说,两个儿子和小五(女儿),都劝我们锁门进城,他们保证轮流养老。我们舍不得农村好环境,丢不开种田老把式。现在种田不完粮,反而得到补助, 怎么不好呢!
他们的五个孩子,除了老三李梅一家住在环潭,未能见面外,其余都见了。
大女儿李爱,1985年同新街乡水寨村农民刘绪海结婚,是我的远房侄孙。现已拆迁到新街镇南街,仍以务农为主,兼做散工。住房较宽,温饱无忧。有手扶拖拉机和大型摩托车。两个儿子都已成年,分别在深圳、随州打工。这回凑巧, 大儿子头一天带着女友从深圳返回,第二天就在李家赶上了和我们见面。我们通过李爱,给了女孩一点见面礼。
大儿子李刚,(排行老二),媳妇沈华,孙子圣兴。家住市政公司六楼,已购买。李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在孝感读建工学校,常去健民家,我们对他给予了一定的帮助,现在已应聘到长沙市某公司,月工资约三千元。这次我们到小五、赵三家,他特意从网上通过视频同我们见了面、通了话。沈华带圣兴同我们见了
面。圣兴十三岁,上初中,很聪明,成绩好。
李强,小儿子,(排行老四),媳妇唐爱华,孙女李子招。现租房住在随州城区、开建材商店据说有十几万元资产。李强以做装修为主,兼顾商业。爱华经营商店,照顾女儿。子招七岁多,上小学。她和小五的儿子(三岁)是亲密玩伴。我们参加的三次宴会(肖二饭店、李家老屋、小五新家)他们辆都在一起,天真 烂漫,逗人喜爱,我们给了每人一点见面礼。
小五,小女儿。1977年生,到随州打工已有十年,2004年同赵三结婚,2005 年儿子出生,结婚前,他俩已在擂鼓墩小区买好新房,现住楼房的第六层,面积 约一百平方米。11月6日,我们回安陆之前,赵三、小五特意准备了丰盛午餐, 为我们饯行并邀请传会、先敏、明和以及李爱全家、李强全家、沈华、圣兴等人作陪。
饭后,我们执意要走。赵三请朋友开来轿车,先参观他的养猪场、然后,他全程陪同,送我们到安陆,
我们看到他承包经营的是一个正规的大型的养猪场。地处市区边缘。包括猪舍、饲料仓库、一个大塘和一幢住宅。存栏活猪四百多头。种猪、母猪、肥猪、糙子、幼崽,分栏饲养。种猪、母猪都从外地购回,耳上穿孔,挂有身份证、健康证。二十多头肥猪,每头体重两百多斤,长得肥肉满、滚瓜流油,正特价出售。据说,2007年的纯利可达20万元左右。赵三,在他的郎舅亲、连襟亲中为首富。
这次到新街,还会见了陌生的堂侄刘先乐。他是我四爹的嫡孙。过去只偶尔相会,未曾交谈,这次他主动到传会家找我时,已是年届花甲的白发老人了。老伴已去世。他家原在水寨,现已拆迁到新街镇南街。仍以种田为主,兼营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他仍是家里主要劳力。他说家境不够小康,但温饱无忧。大儿子已定于12月17日结婚。第二天,他还专门把即将过门的儿媳引到传会家,同我们见了面。
我有“魂归故里”的设想,所以,传会专门带我们去看了侄儿先群的坟墓。墓地在小山坡上,过去是我家的松坡(柴山)。现在归集体所有。墓高一米多,直径约三米,周围砌有熟砖,墓前有2002年清明时传会请人竖立的墓碑,碑上刻有先群的生卒年月日。在立碑人姓名中,有侄女莹莹和梦蕾的名字、
传会、绪海都说,落实我魂归故里的设想不成问题。但是我知道,此事还有新街民政和居委会两道关节。此乃后事,只能且待下回分解了。
就此搁笔,不再啰嗦。
2008.01.10
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