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自老百姓
转载《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谈推荐上大学》
作者：篝火
1973年底，我是国家实行社社办初中、区区办高中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办教育的方针向下、向低层延伸，如果高中只有县城才有，那我是上不到高中的，因为那至少要徒步翻越我镇巴县的名牌大山——星子山，一百二十里。
毛主席办教育是向下延伸，发散型延伸。
有一天放学后，我出去走走。
走啊走，不知不觉走到一里外的公社，只见靳老师正在公社墙上贴上大学的报名名单佈告。这山外之山想上大学的人还不少，我望着布告，心道。
“李老师，你咋不报名?”靳老师问。
我慢悠悠的，玩笑地说：“你那布告上名字就写满了，哪有我的位置?”
“添个不就得了。”靳老师说着就转身进屋，拿出毛笔，在缝隙中塞上了我的名字，原本整齐的版面顿时显得别扭，真个是“名不正”。
选拔结果，不料灵济公社布告名单中胜出的是仅有的所在两个高中生——我和同学，只要求上交一篇作文作为考试。
实话实说，要是硬考，我是考不上大学的，大学还为我们补习了半年的初等数学。当时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所谓不幸，立于今天的高度看是微不足道的，是小见识，是浅见。因为我所指的不幸是指上初中数学课本就没有，只有老师手中有一本教材。记得那教材同类题很多，只要作会一道，其它的也照猫画虎会了。
又实话实说，对于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的政治性我还从未去思考过。直到近日看了扬一光同志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废除高考?》才一语惊醒梦中人，虽然我并不缺乏敏锐性和真知灼见。
我们进入大学校园，便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工农兵学员，也是时代的政zhi标签。
人总是最熟悉身边的事物，向外延伸着交往触角。从我最了解的我们数学班看，有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子，且用今天的话说是班花，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我看来她上嘴皮黑乎乎地有胡茬。尽管当时与我要好而不是相好，我有自知之明;有两个同学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其中一个是我同县的老乡，学习也好当的班长，后留了校。不过他的高等数学毕业考试成绩比我少七分，只有七十八分。除此外，全班其它同学大都是来自农民出身的农村子女。
我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自老百姓!
那种认为“工农兵上大学，哪个不是走后门上的?大多数也是当时的权贵子弟，也有后门问题，绝不如高考公平。”是在用今天的腐败衡量那时代，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正如我在其它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人没有经历比较，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以我为例，是走后门上的吗? 大多数是权贵子弟吗?我最有发言权，我们是先报名经上级挑选。至于“绝不如高考公平”，形式上是，性质不是。
记得，我们数学班约有四个初中毕业上大学的，还有两个小学毕业生。我不知地方领导是怎么想的，太欠理智决择了。对于抽象的大学数学知识，这类同学的确是腾云驾雾，上中文系还可以将就。就我县这一届十几个工农兵大学生而言，毕业后的确有一个连小学讲台也站不稳的，并因此成了名人，其余皆一直稳在了初中讲台上，传承了一代教学历史任务，而仅有我与另三个化学系的同学在高中讲台直到将日落西山。
但，我想，小学讲台就站不稳的个别极端现象，这并非推荐上大学之过。
毛主席的创举，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向旧制度挑战的革命性尝试，难免有不成熟的粗犷性，毛主席难道会要下面推荐又傻又坏的人上大学吗?定是希望德智体全面兼顾，择优推荐，今天看来也可行。
从来，有哪个领袖如此心怀劳苦大众?
毛主席不伟大，谁伟大呢?
毛主席为的是改变少数富人垄断文化，以愚弄大众百姓的现象。
毛主席为的是工农大众，我们就叫工农兵学员!
从来，高分低能者普遍，“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并非打胡乱说。伟人更是看到了书呆子的迂气之弊，提倡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正是伟人高屋建瓴处!也与当今成了人们口头禅的“素质”教育异工同曲。
越研究毛泽东，反刍越有味，越觉得毛泽东不是普通的人，是位大菩萨转世。
毛主席独具穿透力，看出了知识份子因有知识的弱点。更看出了传统教育的弊端。
毛主席是知识份子，却未染上书呆气，保持了果敢性。
毛主席没有今天的大学一本学历，却是人类光明的导师……
一九七九年秋，我们作为最后一拨工农兵牌大学生迈出了大学校门，哪来哪去，社来社去，一张张面孔由陌生到熟悉，又由熟悉到陌生，聚散离合皆是缘。我先回本公社当民办教师，两个月后调入楮河下游一个老牌中学，开始了正式粉笔生涯。
而我，当年在大学课堂上，学习至多中等偏上程度，反应灵敏度与尖子生们比较差远了去了。说实在的，当时我的特长在哲学。但聪明不等于智慧，学历不等于能力，这人潜能的伸缩性，又勤能补拙，毕业当中学教师的第二年，国家对我们这另类大学生重新考核认定，我竟然是汉中地区之冠，几乎应该是满分一百!虽然一直未得用武之地。
推荐上大学的人，其课本知识考分往往不及尖子生们，也就是说课本知识接受能力迟钝一些。但人类科学文化史上有一种“反常”现象，有创见、创造发明的大都不是考试分数最高的。例如爱迪生、牛顿、爱因斯坦小时候在学校都不是尖子生。这就说明一个道理，考分高的多是成为了知识的奴隶，而半拉子人往往思想活跃，有后劲、有潜力。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人类既成理则并非绝对。
这并不等于说考高分不好，只能少说明比分数低者记得多一些，不能代表所有。
单凭考试上大学只看重了笔试理论考分，似乎这就足够体现一个人的能力了，却没看出高分低能现象很普遍，理论与实践还有一大段距离，或者只能掌握一门专业，用来工作生活，谈不上创造。我们从初中到大学的教育尤其中学严重脱离实践，塑造运用型人才而非创造性人才。
当年毛主席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的尝试可“德能”兼顾，并打破权贵垄断文化的现象，为了平衡工农大众与权贵掌握文化知识的比例、兼顾实用性教育，毛泽东毅然向传统科举宣战，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
但，在今天我们要克服推荐与科考二者的弊端，将两者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我粗浅地觉得，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完善:
一、必须复兴社会主义公有化、集体化
二、平衡师资力量，应着力向下延深办教育而不是收缩，恢复毛时代偏远教学点、村村有小学、镇镇有初中、间办地域性高中
三、大学录取方式必须德、智、体三方面按比例录取，而不是走过场，实际上只看考分。高中学制应当有深入实践锻练的时间，德育评定由有德有阅历的教师组成，初、高中切实抓体育而不是放羊式、简单式。
如此，改革传统单一的答卷科举考试模式，践行以上三条，将更能显示出教育生气，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变革!
不妥处，请高手补充，大家集思广议，拳当闲聊天下事。
我是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自老百姓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二）
第三次：1958年《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
1958年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做法，文教卫生事业当然也要“跃进”。毛泽东非常希望能够加快扫盲的步伐，要求尽快制定出新的扫盲规划来。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
陈毅关于扫盲工作气吞山河的号召显然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受当时普遍存在的浮夸风的影响，扫盲“卫星”竞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
4月底，全国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
6月底，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9000余万人，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7月底，全国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全国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12个省相继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即79?7%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有17个基本无文盲省；从1958年1月到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有时确实无法以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也发现了，并对之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现在回头再来解读1958年扫盲的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第四次扫盲后：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疾风暴雨的高潮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道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万荣县决定在全县广泛地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取注音识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正在为复盲现象苦恼的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激动地提起笔来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150页。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这一指示。
这年的5月1日，《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社论，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争取提前扫除文盲。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一花引得万花开。“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第四次全民扫盲高潮。
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果然很好，注音扫盲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能写书信、诗歌和阅读报纸。广大群众对注音扫盲极为欢迎，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赞颂说：“注音扫盲真正好，文盲识字如飞跃，认一个来得一个，三年五载记得牢。”
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现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这与毛泽东当年在扫盲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是分不开的。
(本文摘自《魅力毛泽东》 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二）
第三次：1958年《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
1958年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做法，文教卫生事业当然也要“跃进”。毛泽东非常希望能够加快扫盲的步伐，要求尽快制定出新的扫盲规划来。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
陈毅关于扫盲工作气吞山河的号召显然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受当时普遍存在的浮夸风的影响，扫盲“卫星”竞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
4月底，全国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
6月底，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9000余万人，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7月底，全国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全国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12个省相继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即79?7%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有17个基本无文盲省；从1958年1月到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有时确实无法以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也发现了，并对之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现在回头再来解读1958年扫盲的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第四次扫盲后：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疾风暴雨的高潮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道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万荣县决定在全县广泛地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取注音识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正在为复盲现象苦恼的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激动地提起笔来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150页。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这一指示。
这年的5月1日，《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社论，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争取提前扫除文盲。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一花引得万花开。“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第四次全民扫盲高潮。
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果然很好，注音扫盲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能写书信、诗歌和阅读报纸。广大群众对注音扫盲极为欢迎，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赞颂说：“注音扫盲真正好，文盲识字如飞跃，认一个来得一个，三年五载记得牢。”
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现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这与毛泽东当年在扫盲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是分不开的。
(本文摘自《魅力毛泽东》 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部署4次扫盲（一）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曾有过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
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来”。
第一次：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创造《速成识字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此时，军队中出了一个扫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实可行。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祁建华的创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会议还指出，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
第二次：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
光阴荏苒，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表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按语中，提出了消灭文盲的问题。他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认为在这方面，“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很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他号召说：“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并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页。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1页。
就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
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提出：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扫盲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春耕夏种不言苦，喜看秋后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部署4次扫盲（一）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曾有过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
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来”。
第一次：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创造《速成识字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此时，军队中出了一个扫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实可行。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祁建华的创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会议还指出，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
第二次：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
光阴荏苒，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表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按语中，提出了消灭文盲的问题。他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认为在这方面，“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很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他号召说：“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并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页。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1页。
就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
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提出：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扫盲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春耕夏种不言苦，喜看秋后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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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严重误解《毛主席取消高考》
转载《被严重误解的“毛主席取消高考”》作者：佚名
走资派复辟高考后的有一年，推迟一个月的高考终于又来了。但这段时间里，高考改个名被“顶替”，又或是“替考“等造假的事件再次又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当走资派特色政府出于担心“抹黑高考”的考虑，将舆论炮火引向“某某原考者说假话”的时候，真正该被关注的被“顶替”的作假问题本身被遮蔽了。
在关注“高考公平”的时候，走资派特色政府官方公共舆论反而忽略了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阶层固化》的今天，而高考能够带来的阶层流动已经很有限，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种流动更多局限在底层之间；而“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忽修伪命题，反而为《阶层固化》的现状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高考》的历史。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高考制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解放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各个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权力和资本寻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国开始继续延续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1970年，高校开始以“工农兵推荐入学”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论述其实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另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此后，还出现了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更是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考生的负担根本没办法减下去，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新中国毕竟建立于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为了快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即便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八级工资制”。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承接的是旧的法权，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未来的目标必然只能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拉大差别。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指出的。教育资源事实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为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的不断拉大。这与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更是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建国初，周总理就发现了“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并向毛主席作出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指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公平，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识的。
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现存升学制度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只要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是有着共识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独断”的结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积极而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它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谈。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饱受诟病。那么，情况是不是真的那样糟糕呢？
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所以，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重视应用型技术的教育与研究，根本原因是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晚发展两三百年，服务于现代化的技术短板亟需补缺。而是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当然，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例如，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在毛主席的战略视野里，务实性与长远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预计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进而，也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转载《被严重误解的“毛主席取消高考”》作者：佚名
走资派复辟高考后的有一年，推迟一个月的高考终于又来了。但这段时间里，高考改个名被“顶替”，又或是“替考“等造假的事件再次又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当走资派特色政府出于担心“抹黑高考”的考虑，将舆论炮火引向“某某原考者说假话”的时候，真正该被关注的被“顶替”的作假问题本身被遮蔽了。
在关注“高考公平”的时候，走资派特色政府官方公共舆论反而忽略了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阶层固化》的今天，而高考能够带来的阶层流动已经很有限，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种流动更多局限在底层之间；而“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忽修伪命题，反而为《阶层固化》的现状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高考》的历史。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高考制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解放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各个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权力和资本寻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国开始继续延续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1970年，高校开始以“工农兵推荐入学”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论述其实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另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此后，还出现了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更是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考生的负担根本没办法减下去，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新中国毕竟建立于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为了快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即便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八级工资制”。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承接的是旧的法权，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未来的目标必然只能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拉大差别。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指出的。教育资源事实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为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的不断拉大。这与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更是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建国初，周总理就发现了“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并向毛主席作出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指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公平，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识的。
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现存升学制度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只要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是有着共识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独断”的结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积极而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它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谈。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饱受诟病。那么，情况是不是真的那样糟糕呢？
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所以，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重视应用型技术的教育与研究，根本原因是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晚发展两三百年，服务于现代化的技术短板亟需补缺。而是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当然，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例如，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在毛主席的战略视野里，务实性与长远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预计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进而，也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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