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出逃境外改头换面又返中国
转载《国家是如何被掏空的？》
作者：洪博学
国家是如何被掏空的？
农历春节期间。 住在列宁格勒的朋友来电邮说：“这个冬天的俄罗斯很冷，因为油价不振，经济景气不见好转，许久未见的东正教供餐车，再度出现街上，不过，比起2008年金融风暴，供餐车的供应食物改善很多，游民可以吃到麦片和大水饺“。靠石油吃饭的俄罗斯，因为油价下跌吃到苦头，美国也摆明了要利用油价，逼迫俄罗斯在乌东和平问题谈判上退让，现在双方僵持，俄罗斯人民的苦头还要等下去，北方的俄罗斯其实还算好。南欧的希腊情况更糟，雅典的晚上游民增多，许多穿西装的人民利用夜深人静时，从垃圾桶检拾食物，根据统计。从2009年第一次纾困到现在，希腊政府把劳工薪水减了百分之二十。
但是物价并未下降，自杀率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为了樽节开支，希腊已经卖掉二个美丽的地中海小岛，二座机场，二个港口，一个国营银行。二月二十日，欧盟通过2400亿欧元的四个月展期还款，对希腊进行纾困。但是欠钱还是要还，到时候，希腊还必须卖掉更多美丽的地中海小岛。许多希腊人民控诉，这一切都是财团政商勾结，利用返程投资的手法，趁国家之危，低价取得希腊国有资产。
回想起来，俄罗斯在叶尔钦执政时代，围绕总统身边的财团官员也用同样的手法，趁着经改之便，国营转民营的口号，返程投资，把偷渡出去海外的黑钱漂白后，回头以低价购买国营公司，掏空国库。
普丁一上台，顺着广大的民怨，对这些消遥海外的俄罗斯富豪，进行国际猎头行动，获得不少掌声。
但是掏空国产的行为，只是随着政权轮换，换人当而已。
希腊今天的下场，绝大部分是咎由自取。
但是批评希腊属于南欧民族，个性好吃懒作，却不见得正确。就以希腊人民逃税一事而言，是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希腊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回教统治八百年，希腊人只能以抗税，作为无言抵抗。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希腊在君主和共和制度之间徘徊。但是经过二战后却又演变成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但是不管是亲西方的右派上台，或者亲东欧的左派社会主义上台，国家的政策都以讨好选民的社会福利为主，大胆花钱，尤其公务员福利及退抚制度，都比其他国家来的好。
希腊最大的财团就是航运业，全球船队的数量以希腊居多。但是希腊右派政府为了鼓励航运界，采取免税制度，种下恶果。航运业赚很多钱，却不缴税，看在小民眼中当然不爽，所以老百姓也跟进逃税。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希腊一般人为了逃税，所以必须行贿官员，每人每年平均要花一千欧元。从历史上的抗税，变成全民不缴税，这个国家不穷才怪。
2001年，希腊企图加入欧盟，以便取得更多的低率贷款，不惜重金聘请高盛集团制造假财报，隐藏一笔十亿欧元的公共债务。
根据欧盟的规定；要成为会员国的先决条件；赤字预算不得超过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债务不可超过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但是希腊赤字已经超过百分之五以上，所以高盛利用信用违约掉期「CDS」和货币交易掉期，两种金融操作工具，骗过欧盟，终于使希腊加入欧元区，获取更多贷款，高盛投资公司从这个案子中获利3亿欧元。
但是希腊却从此走入国债泥沼，无法翻身。现在左派联盟上台，就算不愿樽节开销，最后也只能卖国产还债。高盛又从希腊政商手上把逃离境外资金引回来，大玩洗净漂白，返程投资，回到希腊，用很低廉的价格，买下拍卖的希腊国家资产，包含小岛在内。
国际税收正义联盟调查；全世界每年有一兆美金在境外不缴税，跑来跑去，成为无法管制的热钱。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造成伤害，而金融银行就是最大的祸首。有银行的协助，政商勾结的金钱才能隐匿。
希腊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中国国务院表示；每年从海外回到中国投资的境外控股公司，背后都有中国金主担任影武者。
换句话说；百分之七十的资金，其实是从中国逃出去以后，在境外改头换面，又回到中国。
现在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山东鲁能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鲁能能源开发公司本来是山东国营企业，拥有多处煤矿场，估价730亿人民币「90亿美金」。现在却是曾伟所属澳洲一家控股公司所有。
曾伟如何以空手道的方法，掏空中国国家资产？
先说一下曾伟是谁？ 习近平锁定的打贪对象曾庆红，曾经是江泽民左右手，曾庆红的儿子是曾伟。
曾伟目前移民澳洲，「澳洲雪梨晨报」曾经揭露；曾伟以3,200万美金，买下目前居住的一栋豪宅，帮他购屋的人，就是曾经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唐家璇。
曾伟侵吞山东鲁能公司案件，一开始的布局是成立一家7000万资本额的煤矿公司，作价七亿五千万，却以33亿卖给鲁能公司。
曾伟取得33亿资金后，向银行融资，成立一家更大的公司。
把钱洗出去到澳洲后，成立海外控股公司。
然后回头过来投资鲁能公司，取得鲁能公司百分之90的股份。
一夕之间，这家国营企业变成海外控股公司旗下公司了。
从头到尾，曾伟没有花过半毛钱。
这是中国贪官厉害的地方。
中纪委调查曾伟，就是要拉下曾庆红。
就如同调查江绵恒，要拉下江泽民一样。
今年初，中国中央中纪委，刻意越过省纪委层级，派出几十个打贪小组，对全国各大国企，从中央到县市企业进行调查，全部走了一遭，回头向王崎山报告说； 「没有一家国营企业是干净的」。
习近平一听，差一点昏倒，根据统计，2 013到2014两年，打贪下来，从中央到县市官员有6万人落马，株连国企高干10万人，秦城监狱已经容纳不下。
中纪委说，持续打贪下去，估计还要多关50万官员，以及国企高干100万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政府贪腐集团。
国企吃政府，吃到饱，意思就是吃定人民，不管中国还有2亿人，目前生活在联合国所定的收入在贫穷线以下，水深火热。
国企面对打贪也有招数，外面的五星级饭店不能去，担心被网民拍照留念，所以就在自家搞招待所，依样装潢美轮美奂，餐桌上龙虾，鲍鱼，熊掌，猴脑不会少，陪酒美女不会少，茅台，洋酒，也不少。先用矿泉水空瓶装起来，就算被拍到也不怕，你打贪，我反打贪，到高一尺，魔高一丈，谁怕谁？
套一句谷俊山的经典名言，「中国高官无一不贪，我算是小咖，漂亮的女星我都玩遍了，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在中国，谁反贪，谁先死，中国当官的不贪不色，就是大傻瓜」。
谷俊山担任总政治作战部后勤部长，贪污68亿被拉下马，养了23位小三，拥有79间房产，全家移民德国，百分百「中独」。被抄家的时候，地下室有黄金制成的小金人，尚未开封，他告诉中纪委人马说；「我没有打开这些黄金，所以我没贪污」。
习近平的确头痛，明知道，国企是腐败总部，但是一但国企民营化，又担心资产被掏空，不民营是死，民营也是死，左右都得死。
中国和希腊的政商勾结共犯，对国有资产进行豪夺，手法大同小异。
台湾政商却是搞BOT案件，国库变成财团的提款机，让财团合法进行巧取，但是手法也差不多。先把国家土地作价评估时降低价格，把财团施工造价垫高，让利益先留给财团，等到选举到的时候，化整为零，从财团的账户中，藉由一百万以下的政治献金，回到政客手上。逃避监督，我门眞不懂。盖房子有那么困难的科技，要由民间来盖吗？ 看看希腊，想想中国，反省台湾，曾经是民主孕育地的雅典希腊，现在穷到卖岛维生，中国却是腐败盛行，几乎病入膏肓，财团恶势力，台湾公民需要赶快觉醒啊。
资金出逃境外改头换面又返中国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我的命是警卫命换来的
毛泽东说：“日本人、国民党、军阀都想要我的性命，每天计划的暗杀、空袭也不计其数，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警卫同志们一条条生命换来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的负伤率和阵亡率也不低，因为他们不仅得面临敌人的空袭、暗杀和轰炸，而且还得24小时都神经紧绷，因为，一旦敌人知道了毛主席所在的位置，那么，各种刺杀行动就会接踵而至。
毛泽东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
毛主席:“我死后要火葬”，这句话曾是毛主席在世时，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的对话，并且，毛主席不仅口头承诺，甚至早在1956年，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级干部们就签订了一份火葬的倡导书，为的就是提倡群众去世后火葬，而不是浪费土地资源的土葬。
毛主席生前是一个不惧生死、看淡死亡的人，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可以说，毛主席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挑战，最终，才成就一番伟业。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毛主席风光的一面，却鲜少知道，在白色恐怖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几乎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威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纳闷，毛主席是党最高领袖，那他不应该被保护的好好的，为何还会面临生命威胁呢？
毛主席曾经就说过一段话：“日本人、国民党、军阀都想要我的性命，每天计划的暗杀、空袭也不计其数，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警卫同志们一条条生命换来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的负伤率和阵亡率也不低，因为他们不仅得面临敌人的空袭、暗杀和轰炸，而且还得24小时都神经紧绷，因为，一旦敌人知道了毛主席所在的位置，那么，各种刺杀行动就会接踵而至。
毛主席很早以前就看淡生死，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无需把死亡看的那么重。
1963年，罗荣桓元帅去世，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他亲自参加了罗荣桓的葬礼，回来后，毛泽东不肯多讲话，好多天都吃不好睡不好，为了纪念这位老战友，毛泽东写了一首“吊罗荣桓同志”的诗。
毛主席只是敬畏死亡，却并不惧怕死亡，就如后来他说的：“我这半截身子入黄土的人，但是一想到那一天，心里还是有些惆怅。”
毛泽东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生死，也跟吴旭君长谈过他对生死的观点。毛泽东跟吴旭君谈过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时的场景，毛泽东记忆犹新，最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
毛泽东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生死，也跟吴旭君长谈过他对生死的观点。毛泽东跟吴旭君谈过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时的场景，毛泽东记忆犹新，最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这些你都不研究吗？”
吴旭君忙回应道：“我研究的范围毕竟窄……在生老病死等医学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有待解决。”
两人聊着聊着，毛主席突然问了吴旭君一句：“你既然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按照这个规律，我和罗荣桓一样，都会死的，死了也要火化的。”
吴旭君对突如其来的一问，吓呆了，好久没有说话。后来，吴旭君赶紧找个话题岔开了。
这时，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地语气告诉吴旭君不要回避话题，不要打马虎眼，并对吴旭君说：“我倡议实行火葬。”
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吴旭君谈论起关于“生死”的话题来。吴旭君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她希望毛主席永远地健康长寿，从感情上来说，吴旭君太敬重这位伟人了，她知道，中国太需要他了。
毛主席看到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自己依然讲着“生死”问题，并假设了自己的五种“死法”，吴旭君听了，心情很沉重，她劝毛主席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毛主席看着身边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又看着吴旭君，他笑着说道：“你们可要珍惜自己的人生啊！好好过好一辈子，可别急匆匆的就走了。”
毛主席说这段话的时候，虽然脸上笑着，但表情却和平时不同，要知道毛主席平日里都是十分幽默开朗的，但这一次看起来却非常的严肃。
看到周遭工作人员有些沉默，毛主席就开玩笑的说：“别这么严肃吗，以后我的追悼会上，大家就穿的花花绿绿。”
大家谈论了一会，毛主席停了一会，突然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平时吃鱼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去喂鱼……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吴旭君听了，连忙摇头说：“不能，不能，万万不能，平时一切，我都听你的，这件事我不能听你的，我也不会干！”
毛泽东脸上显示出不高兴的表情，说道：“你在我身边工作这么久，还不理解我，我是主张实行火葬的，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的。”
吴旭君听了后，惊呆了，她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协议，毛主席跟谁签的协议。毛主席对她说，是和中央同志在怀仁堂签的协议，不信，大家可以去查看，留下遗体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后来，吴旭君才知道，毛泽东提倡火葬后，中央和全国的高级干部一共151人，在怀仁堂关于火葬问题《倡议实行倡议书》上签了字，而且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字的，同期签字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自己遗体的处理，早就有打算了，这份倡议书也冲破了我国几千年的土葬习俗，拉开火葬改革的序幕。
对于毛主席的生死观，体现了他豁达的心态和唯物主义者的本色，他不惧怕死亡，但是敬畏死亡，他认为人就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到了病榻上的毛主席耳旁，毛主席听说后，沉默了很久，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发呆思考着什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根据周总理的遗愿，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 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骨灰不保留撒掉。
一、 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骨灰不保留撒掉。
这三个要求，中央不敢批示，也不忍心批示，最后，报告送到了毛主席那，面对邓颖超的恳求和坚持，毛主席含泪只批示了一个：不保留骨灰。
1976年也被称为新中国最悲观的一年，1月份周总理离世，让无数的群众痛苦不已；7月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也与世长辞，国人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到了9月份，伟大的革命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也随周总理、朱德而去，这个消息一传来，全国各地许多群众甚至哭到昏厥，此时，全中国人民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说：“日本人、国民党、军阀都想要我的性命，每天计划的暗杀、空袭也不计其数，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警卫同志们一条条生命换来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的负伤率和阵亡率也不低，因为他们不仅得面临敌人的空袭、暗杀和轰炸，而且还得24小时都神经紧绷，因为，一旦敌人知道了毛主席所在的位置，那么，各种刺杀行动就会接踵而至。
毛泽东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
毛主席:“我死后要火葬”，这句话曾是毛主席在世时，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的对话，并且，毛主席不仅口头承诺，甚至早在1956年，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级干部们就签订了一份火葬的倡导书，为的就是提倡群众去世后火葬，而不是浪费土地资源的土葬。
毛主席生前是一个不惧生死、看淡死亡的人，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可以说，毛主席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挑战，最终，才成就一番伟业。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毛主席风光的一面，却鲜少知道，在白色恐怖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几乎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威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纳闷，毛主席是党最高领袖，那他不应该被保护的好好的，为何还会面临生命威胁呢？
毛主席曾经就说过一段话：“日本人、国民党、军阀都想要我的性命，每天计划的暗杀、空袭也不计其数，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警卫同志们一条条生命换来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的负伤率和阵亡率也不低，因为他们不仅得面临敌人的空袭、暗杀和轰炸，而且还得24小时都神经紧绷，因为，一旦敌人知道了毛主席所在的位置，那么，各种刺杀行动就会接踵而至。
毛主席很早以前就看淡生死，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无需把死亡看的那么重。
1963年，罗荣桓元帅去世，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他亲自参加了罗荣桓的葬礼，回来后，毛泽东不肯多讲话，好多天都吃不好睡不好，为了纪念这位老战友，毛泽东写了一首“吊罗荣桓同志”的诗。
毛主席只是敬畏死亡，却并不惧怕死亡，就如后来他说的：“我这半截身子入黄土的人，但是一想到那一天，心里还是有些惆怅。”
毛泽东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生死，也跟吴旭君长谈过他对生死的观点。毛泽东跟吴旭君谈过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时的场景，毛泽东记忆犹新，最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
毛泽东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生死，也跟吴旭君长谈过他对生死的观点。毛泽东跟吴旭君谈过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时的场景，毛泽东记忆犹新，最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这些你都不研究吗？”
吴旭君忙回应道：“我研究的范围毕竟窄……在生老病死等医学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有待解决。”
两人聊着聊着，毛主席突然问了吴旭君一句：“你既然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按照这个规律，我和罗荣桓一样，都会死的，死了也要火化的。”
吴旭君对突如其来的一问，吓呆了，好久没有说话。后来，吴旭君赶紧找个话题岔开了。
这时，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地语气告诉吴旭君不要回避话题，不要打马虎眼，并对吴旭君说：“我倡议实行火葬。”
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吴旭君谈论起关于“生死”的话题来。吴旭君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她希望毛主席永远地健康长寿，从感情上来说，吴旭君太敬重这位伟人了，她知道，中国太需要他了。
毛主席看到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自己依然讲着“生死”问题，并假设了自己的五种“死法”，吴旭君听了，心情很沉重，她劝毛主席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毛主席看着身边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又看着吴旭君，他笑着说道：“你们可要珍惜自己的人生啊！好好过好一辈子，可别急匆匆的就走了。”
毛主席说这段话的时候，虽然脸上笑着，但表情却和平时不同，要知道毛主席平日里都是十分幽默开朗的，但这一次看起来却非常的严肃。
看到周遭工作人员有些沉默，毛主席就开玩笑的说：“别这么严肃吗，以后我的追悼会上，大家就穿的花花绿绿。”
大家谈论了一会，毛主席停了一会，突然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平时吃鱼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去喂鱼……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吴旭君听了，连忙摇头说：“不能，不能，万万不能，平时一切，我都听你的，这件事我不能听你的，我也不会干！”
毛泽东脸上显示出不高兴的表情，说道：“你在我身边工作这么久，还不理解我，我是主张实行火葬的，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的。”
吴旭君听了后，惊呆了，她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协议，毛主席跟谁签的协议。毛主席对她说，是和中央同志在怀仁堂签的协议，不信，大家可以去查看，留下遗体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后来，吴旭君才知道，毛泽东提倡火葬后，中央和全国的高级干部一共151人，在怀仁堂关于火葬问题《倡议实行倡议书》上签了字，而且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字的，同期签字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自己遗体的处理，早就有打算了，这份倡议书也冲破了我国几千年的土葬习俗，拉开火葬改革的序幕。
对于毛主席的生死观，体现了他豁达的心态和唯物主义者的本色，他不惧怕死亡，但是敬畏死亡，他认为人就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到了病榻上的毛主席耳旁，毛主席听说后，沉默了很久，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发呆思考着什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根据周总理的遗愿，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 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骨灰不保留撒掉。
一、 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骨灰不保留撒掉。
这三个要求，中央不敢批示，也不忍心批示，最后，报告送到了毛主席那，面对邓颖超的恳求和坚持，毛主席含泪只批示了一个：不保留骨灰。
1976年也被称为新中国最悲观的一年，1月份周总理离世，让无数的群众痛苦不已；7月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也与世长辞，国人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到了9月份，伟大的革命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也随周总理、朱德而去，这个消息一传来，全国各地许多群众甚至哭到昏厥，此时，全中国人民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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