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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我的命是警卫命换来的
2024-12-22 13:14:36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我的命是警卫命换来的
毛泽东说:“日本人、国民党、军阀都想要我的性命,每天计划的暗杀、空袭也不计其数,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警卫同志们一条条生命换来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的负伤率和阵亡率也不低,因为他们不仅得面临敌人的空袭、暗杀和轰炸,而且还得24小时都神经紧绷,因为,一旦敌人知道了毛主席所在的位置,那么,各种刺杀行动就会接踵而至。
毛泽东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
毛主席:“我死后要火葬”,这句话曾是毛主席在世时,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的对话,并且,毛主席不仅口头承诺,甚至早在1956年,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级干部们就签订了一份火葬的倡导书,为的就是提倡群众去世后火葬,而不是浪费土地资源的土葬。
毛主席生前是一个不惧生死、看淡死亡的人,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可以说,毛主席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死挑战,最终,才成就一番伟业。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毛主席风光的一面,却鲜少知道,在白色恐怖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几乎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威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纳闷,毛主席是党最高领袖,那他不应该被保护的好好的,为何还会面临生命威胁呢?
毛主席曾经就说过一段话:“日本人、国民党、军阀都想要我的性命,每天计划的暗杀、空袭也不计其数,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警卫同志们一条条生命换来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的负伤率和阵亡率也不低,因为他们不仅得面临敌人的空袭、暗杀和轰炸,而且还得24小时都神经紧绷,因为,一旦敌人知道了毛主席所在的位置,那么,各种刺杀行动就会接踵而至。
毛主席很早以前就看淡生死,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无需把死亡看的那么重。
1963年,罗荣桓元帅去世,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他亲自参加了罗荣桓的葬礼,回来后,毛泽东不肯多讲话,好多天都吃不好睡不好,为了纪念这位老战友,毛泽东写了一首“吊罗荣桓同志”的诗。
毛主席只是敬畏死亡,却并不惧怕死亡,就如后来他说的:“我这半截身子入黄土的人,但是一想到那一天,心里还是有些惆怅。”
毛泽东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生死,也跟吴旭君长谈过他对生死的观点。毛泽东跟吴旭君谈过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时的场景,毛泽东记忆犹新,最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
毛泽东多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生死,也跟吴旭君长谈过他对生死的观点。毛泽东跟吴旭君谈过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时的场景,毛泽东记忆犹新,最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就会有失败……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是秋天……这些你都不研究吗?”
吴旭君忙回应道:“我研究的范围毕竟窄……在生老病死等医学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有待解决。”
两人聊着聊着,毛主席突然问了吴旭君一句:“你既然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按照这个规律,我和罗荣桓一样,都会死的,死了也要火化的。”
吴旭君对突如其来的一问,吓呆了,好久没有说话。后来,吴旭君赶紧找个话题岔开了。
这时,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地语气告诉吴旭君不要回避话题,不要打马虎眼,并对吴旭君说:“我倡议实行火葬。”
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吴旭君谈论起关于“生死”的话题来。吴旭君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她希望毛主席永远地健康长寿,从感情上来说,吴旭君太敬重这位伟人了,她知道,中国太需要他了。
毛主席看到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自己依然讲着“生死”问题,并假设了自己的五种“死法”,吴旭君听了,心情很沉重,她劝毛主席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毛主席看着身边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又看着吴旭君,他笑着说道:“你们可要珍惜自己的人生啊!好好过好一辈子,可别急匆匆的就走了。”
毛主席说这段话的时候,虽然脸上笑着,但表情却和平时不同,要知道毛主席平日里都是十分幽默开朗的,但这一次看起来却非常的严肃。
看到周遭工作人员有些沉默,毛主席就开玩笑的说:“别这么严肃吗,以后我的追悼会上,大家就穿的花花绿绿。”
大家谈论了一会,毛主席停了一会,突然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平时吃鱼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去喂鱼……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吴旭君听了,连忙摇头说:“不能,不能,万万不能,平时一切,我都听你的,这件事我不能听你的,我也不会干!”
毛泽东脸上显示出不高兴的表情,说道:“你在我身边工作这么久,还不理解我,我是主张实行火葬的,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的。”
吴旭君听了后,惊呆了,她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协议,毛主席跟谁签的协议。毛主席对她说,是和中央同志在怀仁堂签的协议,不信,大家可以去查看,留下遗体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后来,吴旭君才知道,毛泽东提倡火葬后,中央和全国的高级干部一共151人,在怀仁堂关于火葬问题《倡议实行倡议书》上签了字,而且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字的,同期签字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自己遗体的处理,早就有打算了,这份倡议书也冲破了我国几千年的土葬习俗,拉开火葬改革的序幕。
对于毛主席的生死观,体现了他豁达的心态和唯物主义者的本色,他不惧怕死亡,但是敬畏死亡,他认为人就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到了病榻上的毛主席耳旁,毛主席听说后,沉默了很久,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发呆思考着什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根据周总理的遗愿,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 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骨灰不保留撒掉。
一、 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骨灰不保留撒掉。
这三个要求,中央不敢批示,也不忍心批示,最后,报告送到了毛主席那,面对邓颖超的恳求和坚持,毛主席含泪只批示了一个:不保留骨灰。
1976年也被称为新中国最悲观的一年,1月份周总理离世,让无数的群众痛苦不已;7月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也与世长辞,国人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到了9月份,伟大的革命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也随周总理、朱德而去,这个消息一传来,全国各地许多群众甚至哭到昏厥,此时,全中国人民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2024-12-23 13:26:27
AI是有最初设定的立场和目的
人工智能(AI)是模拟人类智能,使计算机系统能够学习、推理、感知、以解决问题的一门科学。因此,AI是有最初设定的立场和目的的。谁设计的AI,谁使用的AI,就是为主子服务的一个工具。也是主子的智能。更是主人的意识形态。所以,用Al统计出来的结果,以及在哪个范围内的大数据统计出来的,都是以主子为主的结果。《敌》和《我》所使用的AI都是各自为主的。
在人工智能的早期阶段,主要是模拟人类的能力,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计算机能像人一样计算出2+3的结果是5,但这种能力仅仅是固定的程序,还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说的人工智能。
在这个过程中,参考人类的能力分类,逐渐把人工智能的能力分成了:认知、处理、表达、决策等等方面的能力。
拿设计师非常熟悉的MJ产品而言,就是【表达】这一方面中细分的【通过图像进行表达】的能力。而ChatGPT则是融合了认知、处理、表达等等多方面能力的产品,加上极高的成熟程度,才在近年引爆了人工智能概念。
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中的“幻觉”现象指的是模型生成的内容虽然看似合理,但实际存在事实错误;或者AI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在直觉上不符合人类认知,欠缺真实感。“幻觉”主要有逻辑谬误、捏造事实、数据偏见三类。通常是因为模型的推理能力欠缺,算法框架存在漏洞,数据压缩、数据不一致性等原因导致。
多模态大模型领域兴起,图像、音频、视频类模型也出现幻觉现象。比如,OpenAI的Sora大模型虽然在视频生成领域表现优异,但也存在生成的视频违背物理规律,时空关系错乱等情况。这也是正式版Sora无法上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业内解决“幻觉”问题的方式是采用RAG技术,(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即检索增强生成,通过结合阶段和增强生成,减少学习数据中的“负样本”,以此来减少大模型的幻觉现象。但这也仅限于在LLM领域。在多模态领域,百度开发了基于图像的iRAG(Image based RAG)技术,将搜索引擎的亿级图片资源与文心基础模型能力进行结合,在强化学习生成下,输出各种真实的图片,整体效果远超传统的“文生图”的原生系统,有效的消除了“AI味”。未来,以iRAG技术为代表多模态RAG将成为业内缓解AI“幻觉”现象的主要方向,为更成熟、更真实的多模态应用发展提供更准确的能力。
AI编程应用将加速AI迭代进程,赋予企业和个人更强的开发能力。全球AI企业已经进入“效率时代”,由于软件应用开发的成本高、周期长,算法工程师昂贵且稀缺,通过开发辅助编程AI来提高开发者效率、缩短开发周期成为方向。
一种是企业内部用AI直接辅助开发任务。比如,亚马逊将Amazon Q用于公司内部的软件升级任务,为其节省了相当于“4500 名开发人员一年的工时”,并且还提高了准确性和安全性,降低了基础设施成本。
或是与开发者社区联合开发编程AI助手,提高个人写代码效率。比如,GitHub Copilot由GitHub、OpenAI和微软Azure团队联合推出,可以提供代码建议和自动补全功能,帮助开发者更快地编写代码。
甚至是直接省去人工代码步骤,由AI完成开发全流程。2024百度世界大会发布的“秒哒”是里程碑式的开发工具,不同于前两种辅助编程工具,使用秒哒不需要任何代码能力,通过自然语言就能实现软件开发,人人都将拥有程序员的能力。其实现是通过将任务拆解成核心需求、内容结构、工程开发、数据需求四个步骤,再采用多个智能体协同来完成,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多智能体协作工具。以后随着基础模型能力提升,以及智能体本身的技术能力迭代,秒哒将能完成更复杂的开发诉求,实现系统级开发能力。
百度在AI编程应用上迈出的这一步,不仅消除了未来成为开发者的门槛,更是对AI时代商业模式的一次革新。这意味者实现商业创意或不再需要组织人员架构,智能体就能充当项目经理、设计师、开发工程师,凭借AI工具和创意,个人就能开发产品和创造商业模型。
智能体会变成AI时代内容、信息和服务的新载体,是下一个爆发点。大模型是AI应用的初期形态,具备一定的通用性,但在深度方面欠缺。大模型作为应用发展的下一步是智能体(AI Agent),不但能基于LLM进行任务推理和解决,还具备记忆、规划功能和更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并且能使用特定的行业知识完成更复杂、更高质量的任务。
第一类具身智能体(Embodied AI),典型代表有智能驾驶汽车、通用人形机器人。如英伟达CEO黄仁勋所言,具身智能体是AI进入物理世界的超级智能形态。L3以上的高阶智能驾驶是第一步,目前以国内的百度Apollo和美国的特斯拉RoboCab为代表。第二步是通过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铺开,积累智驾算法的数据和经验,再构建虚拟环境去训练人形机器人算法,帮助其实现量产落地。比如人形机器人领域领先的特斯拉Optimus,采用的就是其FSD智能驾驶算法。
第二类是平台智能体(Platform AI),为工具、企业、角色、行业、产业等提供AI赋能升级和定制化解决方案。
工具智能体,在个人的工作和兴趣应用场景中拥有强大的创造力和价值,将成为AI界的新质生产力代表。如AI写作、Canva设计助手、logo生成器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工具智能体的核心在于AI的“自由性”——能通过连接公域(公开数据、搜索引擎内容、社交平台内容)和私域(个人数据、音频、图像、文字)来生成符合用户期望的内容,解锁“创造性”和“独特性”。比如,百度发布的自由画布就是由文心多模态大模型加持的创造力工具,具备输入自由、编辑自由、创作自由三大属性,覆盖从创意绘画、AI写作到专业报告领域等使用场景,帮用户完成从找资料、到编辑、再到生成和分享的全部任务。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2024-12-23 08:17:51
权贵钱出国后又杀回来成外资了
转载《中国外资:权贵的钱出国后又杀回来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图表显示,中国的两大外资来源地是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而这两个地方又被认为是中国权贵和富商们的洗钱场。有专家研究,中国“假外资”的比例超过70%。图为:IMF的2012年报告图表。(网络截图)
世界银行(IMF)2012年的报告表示,对于中国来说,权贵和富豪们的资金改头换面成为外资回到国内已是常见,这样除了享有优惠之外,还可以利用种种办法谋取更大利润。目前中国假外资的比例甚至超过70%。
中国一大外资来源地英属维尔京群岛被指是富豪权贵逃税地
中国富豪们的“避税天堂”无疑是英属维尔京群岛,这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权贵或富商们用来逃税、洗钱和境外倒手交易的地方。从IMF提供的图表显示,不计香港,中国的一大外资来源地即是英属维尔京群岛。2011年,GDP只有11亿美元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对华投资规模甚至超过了GDP达15.6万亿美元的美国。
《华尔街见闻》文章称,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大规模现金流入说明,中国的富豪们为避税将个人收入留在离岸地区,然后让这些未完税的收入披着外资的外衣回到国内,达到了掩盖资金真实来源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土资本”换了个“洋护照”,其实还是本地货。
中国权贵或富商资金出国打转成外资
对于资金“变身”的方式,有行家举例:假设有位中国权贵或富商要转移资本。通常他会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一家控股公司B,然后让自己的公司A在香港上市。在A公司IPO的时候,再利用B公司购买A公司的股份。这样一来,这位权贵或富商的资金就拥有了境外直接投资(FDI)的身份,兜了个圈子又回到自己在中国开设的企业。
这种方式回流中国的资金无需为IPO的利润支付中国国内的资本利得税,更妙的是,FDI在中国还享有退税优惠。所以,该权贵或富商将自己的资金包装成外资就可以占两次免税的便宜。
而且,有了在海外注册的公司,中国权贵或富商可谓“脚踩两条船”,关键时要外逃资金也更加方便。
在国际非营利性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GFI)的报告中,还阐述了中国非法资金外流的另一种常用招数——伪报。
这种具体做法也可以简单举例:假如一位中国出口商向美国客户出售1亿美元产品,他只向中国税务机关报告出口额5000万美元,其余那5000万美元就留在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开设的公司。过段时间,这笔钱再换上FDI的身份转回国。
有介绍称,除了维京群岛之外,开曼群岛、西萨摩亚及名不见经传的自由岛也均被认为是中国“外资”的重要来源地。
香港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地 也是中国资金外逃首站地
IMF提供的图表还显示,大陆来自中国香港的外资最多,排名第一位。
但专家介绍,除了国际热钱可汇聚香港之外,香港由于和中国大陆联系紧密,资金往来更有多种渠道。也是中国大量权贵或富豪们外逃资金的首站地。
专家介绍称,在珠海、深圳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能通过种种方式把资金带出去;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下钱庄一般与香港的兑换店连为一体,采用在境内用人民币交割,境外用外汇交割的形式,不发生资金外逃的物理过程。
有行内人举例介绍,这项业务繁忙时每5分钟就有一笔交易完成。对待陌生客户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大业务,为了让客户放心,甚至可以先转钱到客户在香港的账户,然后再让客户存钱至地下钱庄在中国大陆指定账户。
2012年底香港媒体报导,一名22岁内地计算机店的店主涉嫌在香港以公司名义开设银行户口,8个月内清洗黑钱多达131亿港元,平均每日5千万元。这被认为表明了这一行业的冰山一角。
至于钱到了香港后,是外逃他国还是改头换面回到大陆,这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不过可以知道的是,资金到了美、欧等地均面临巨额税负,持有成本不低,但进入中国大陆却享有外资优惠,两相权衡,不言而明。
深谙中国经济问题的知名经济学者程晓农曾坦率告诉记者,所谓中国的外资,大部份其实都是中国中国外资:权贵的钱出国后又杀回来了又回去了。这样除了享有优惠之外,还有种种办法谋取更大利润,而在海外,则很难达到。
经济学家何清涟将这类外资称为“假外资”。而在中国全部外商投资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世界银行1992年的估计是该比重当时已达到 25%;至2006年中国的假外资比重已超逾33%。何清涟说,这一比例在逐年加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数据计算,来自于港、澳、毛里求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萨摩亚等地的资本,2007年占外资总量的69%;2008年占71%。2011年公布的资料当中,仍注明有大量来自于上述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商务部在当年声称的“资本外逃中转站”。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2024-12-23 08:11:17
权贵钱出国后又杀回来成外资了
转载《中国外资:权贵的钱出国后又杀回来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图表显示,中国的两大外资来源地是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而这两个地方又被认为是中国权贵和富商们的洗钱场。有专家研究,中国“假外资”的比例超过70%。图为:IMF的2012年报告图表。(网络截图)
世界银行(IMF)2012年的报告表示,对于中国来说,权贵和富豪们的资金改头换面成为外资回到国内已是常见,这样除了享有优惠之外,还可以利用种种办法谋取更大利润。目前中国假外资的比例甚至超过70%。
中国一大外资来源地英属维尔京群岛被指是富豪权贵逃税地
中国富豪们的“避税天堂”无疑是英属维尔京群岛,这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权贵或富商们用来逃税、洗钱和境外倒手交易的地方。从IMF提供的图表显示,不计香港,中国的一大外资来源地即是英属维尔京群岛。2011年,GDP只有11亿美元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对华投资规模甚至超过了GDP达15.6万亿美元的美国。
《华尔街见闻》文章称,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大规模现金流入说明,中国的富豪们为避税将个人收入留在离岸地区,然后让这些未完税的收入披着外资的外衣回到国内,达到了掩盖资金真实来源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土资本”换了个“洋护照”,其实还是本地货。
中国权贵或富商资金出国打转成外资
对于资金“变身”的方式,有行家举例:假设有位中国权贵或富商要转移资本。通常他会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一家控股公司B,然后让自己的公司A在香港上市。在A公司IPO的时候,再利用B公司购买A公司的股份。这样一来,这位权贵或富商的资金就拥有了境外直接投资(FDI)的身份,兜了个圈子又回到自己在中国开设的企业。
这种方式回流中国的资金无需为IPO的利润支付中国国内的资本利得税,更妙的是,FDI在中国还享有退税优惠。所以,该权贵或富商将自己的资金包装成外资就可以占两次免税的便宜。
而且,有了在海外注册的公司,中国权贵或富商可谓“脚踩两条船”,关键时要外逃资金也更加方便。
在国际非营利性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GFI)的报告中,还阐述了中国非法资金外流的另一种常用招数——伪报。
这种具体做法也可以简单举例:假如一位中国出口商向美国客户出售1亿美元产品,他只向中国税务机关报告出口额5000万美元,其余那5000万美元就留在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开设的公司。过段时间,这笔钱再换上FDI的身份转回国。
有介绍称,除了维京群岛之外,开曼群岛、西萨摩亚及名不见经传的自由岛也均被认为是中国“外资”的重要来源地。
香港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地 也是中国资金外逃首站地
IMF提供的图表还显示,大陆来自中国香港的外资最多,排名第一位。
但专家介绍,除了国际热钱可汇聚香港之外,香港由于和中国大陆联系紧密,资金往来更有多种渠道。也是中国大量权贵或富豪们外逃资金的首站地。
专家介绍称,在珠海、深圳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能通过种种方式把资金带出去;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下钱庄一般与香港的兑换店连为一体,采用在境内用人民币交割,境外用外汇交割的形式,不发生资金外逃的物理过程。
有行内人举例介绍,这项业务繁忙时每5分钟就有一笔交易完成。对待陌生客户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大业务,为了让客户放心,甚至可以先转钱到客户在香港的账户,然后再让客户存钱至地下钱庄在中国大陆指定账户。
2012年底香港媒体报导,一名22岁内地计算机店的店主涉嫌在香港以公司名义开设银行户口,8个月内清洗黑钱多达131亿港元,平均每日5千万元。这被认为表明了这一行业的冰山一角。
至于钱到了香港后,是外逃他国还是改头换面回到大陆,这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不过可以知道的是,资金到了美、欧等地均面临巨额税负,持有成本不低,但进入中国大陆却享有外资优惠,两相权衡,不言而明。
深谙中国经济问题的知名经济学者程晓农曾坦率告诉记者,所谓中国的外资,大部份其实都是中国中国外资:权贵的钱出国后又杀回来了又回去了。这样除了享有优惠之外,还有种种办法谋取更大利润,而在海外,则很难达到。
经济学家何清涟将这类外资称为“假外资”。而在中国全部外商投资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世界银行1992年的估计是该比重当时已达到 25%;至2006年中国的假外资比重已超逾33%。何清涟说,这一比例在逐年加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数据计算,来自于港、澳、毛里求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萨摩亚等地的资本,2007年占外资总量的69%;2008年占71%。2011年公布的资料当中,仍注明有大量来自于上述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商务部在当年声称的“资本外逃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