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缺乏官方记载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的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转载《私人记录：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回忆》{一}
作者：岁月的泡沫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工农兵学员上学时受到欢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万工农兵学员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大陆从1966年文革开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1971年，我父亲就曾参与招生，由于招生的工作很累，没什么人愿意干，第二年学校领导和工宣队就让我父亲负责，与同事房老师一起去朝阳市北票县（现北票市）招生。当时的工宣队李队长安排我父亲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入学后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而学校领导刘书记则仅仅表示，大事儿向学校汇报，小事儿自己作主。
01 class 到北票招生
这次招生是在北票县，北票即使在朝阳这个贫困地区，也是最穷困的县。因为穷，北票是辽西北接收下乡青年最多的县。
到北票县城的时候，来招生的各校工作人员已有二十余人，其中大部分是省内的，还有四五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
人员聚到一起后，在北票县教育组房组长（原教育局长）主持下，开了一个招生工作会，会上房组长介绍了北票市生源情况。北票县是辽西地区接收下乡青年最多的县，有七八万之多，大都来自沈阳、大连两市，还有几千名北票本县的下乡青年。北票是个大县，还乡青年也不少，想上大学的青年很多，对这次招生，县里很重视。
北票县的名额分配办法，是将上级分配他们县的招生名额，依据各公社青年总数，按比例公平分配下去，然后公社也依据这个原则，公平分到大队，大队再分到小队。为防止出现问题，尽量做到合理。
当时农村各大队有贫下中农协会，小队（生产队）有贫协小组，会长和组长是队里的主要干部之一。
接到具体名额后，小队先召开贫协小组开会，然后让青年自己报名，再召开贫下中农全体大会，对报名者进行评议，之后将大家认可的人选报到大队。
接到小队报告后，大队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大队全体干部和各小队队长，以及小学老师（让小学老师考核报名青年的文化程度）共同研究评议。对没什么争议的报名者，由大队统一报到公社；对有争议者，让其来大队介绍自己基本情况并接受询问。
公社在审核名单后，如果认为没什么分歧，便统一报到县里。
房组长说：“我们这项工作做得很扎实，你们可根据推荐表进行录取。如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共同商量一起研究解决。”
会上，由招生学校人员组成招生工作组，组长由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刘天瑞担任，由我任副组长。
让刘天瑞担任组长，一是考虑他级别高；二是考虑到他们学校来的人多，有七位。由我担任副组长，则考虑我是本地区最大学校的代表，我校此次从北票县招生56名，招生名额最多。
另外也考虑到，我校从北票招的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要回北票工作。我当副组长能方便招到好学生。这些毕业后回到北票都是房组长的兵，所以房组长对我表示，一定支持我的工作。
为避免招生工作受到干扰，招生组办公地点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城周边的公社。
朝阳师范、辽宁中医及沈阳音乐学院三所院校办公室设在大坂公社。大坂公社是距北票县城最近的公社，有六公里远。每天县教育组会派一名工作人员来大坂公社，互相沟通情况。
02 class 农村仍尊重教师 虽然农村也要批判知识分子、批判教师，但农村还是很尊重教师，下乡知青和还乡青年更愿意报师范学校。
我们的工作程序是先看工农兵学员入学推荐表，然后由学校录取，最后同县里一起研究后定下来。
工农兵学员推荐表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推荐意见，内容主要填写被推荐人的自然情况，并附上各级部门对被推荐人的评议记录。
二是政审、体检情况。
三是北票县自己规定要填写的内容，让被推荐人自己填写。如因政审、体检、文化程度达不到录取学校要求而未被录取者，可再报一所学校。但这一志愿能不能录取，要看运气而定。
拿到登记表后，我整体浏览一下，发现第三栏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报的是朝阳师范。当时我很吃惊，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一问才知道，招生学校虽有大学和中专之分，但标准却是一样的，不考虑年龄、文化程度。而还乡青年大多不在意大学、中专的差别。
对大部分还乡青年来说，在他们家乡，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公办教师，不但有工资、能吃供应粮，还有寒暑假。而如果去了工学院、商学院，毕业后要去当工人、营业员，工作累，工作时间长，还没有公办教师待遇高。
虽然当时农村也批知识分子、批教师，但教师还是受尊敬。在他们眼里，念师范毕业回乡，比大学毕业留在外地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外地是什么样。
城里下乡青年报的志愿，大多是他们家乡的院校，他们也不计较是大学还是中专，在他们的思想里，能离开农村回城读书就行。别说能回家读书，哪怕回家扫大街都行，更不管大学和中专的差别了。
和刘天瑞混熟了之后，我就问他“红”和“专”的标准是什么，并告诉他，我们工宣队长特强调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我不知道如何掌握。
刘天瑞笑了笑说：“那好办，‘专’挑学历高的，有高中生就不要初中生。‘红’你自己掌握，能被推荐上来都是‘红’的。”听后，我就知道怎么办了。
1971年2月4日，山东烟台地区从工人、农民中推荐选拔出136名青年上大学。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缺乏官方记载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苏式教育刘少奇赞成毛泽东反对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1953-1963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
教育界的革命。学员来自工农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的西赵村，突然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人们的疑惑中，一个消息传来了--村东头李家的孩子李XX考上了高中。这则消息对两千多人的西赵村来说，实在不平常。这个位于河南省沙河边上的小村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总共才出过两名高中生。
李XX（70级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那段时间，好多人说这孩子肯定有出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高中生，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绝对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人。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在校高中生仅7.1万人。1952年高中生人数才达到14.1万人。据统计，1952年，全国每万人中中学生人数仅为55人。这样低的比例，使大学招生计划都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不下达指标，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同时努力争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学。但是即使达到了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中抽调两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的升学差额。
应当说中国在50年代，虽然当时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国高中生比较少，大学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牺牲很多调干生来补充大学生源。
由于大学招生人数超过高中生的毕业人数。那个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学，而高中生的素质普遍也比较高。这时的教育界偏向苏联式的精英教育，它强调少数人享受教育，培养出类拔萃的专才。并从高等院校、专业学校入手，按层层选拔的方式为国家挑选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保证了生源的质量，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最大的开发和利用。
刘少奇是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组织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并参照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改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人们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学习苏联教育的样式和模板。
苏联教育家凯洛夫1948年主编的《教育学》，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主要学习的对象，并逐渐形成了"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将本科学制由四年延长为五年，取消以美国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教学机制。中国的教育逐渐步入苏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教育学》(1948年)，凯洛夫主编，叶希波夫、凯洛夫、里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据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订版译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当时师范教育丛书之一。该书1950年传入我国，多次出版发行，曾作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对我国50-60年代教育的影响颇大。
《教育学》是在总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30年来教育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是凯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苏联教育事业上起过积极作用。它立足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主要对赫尔巴特等实在论教育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发展。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广大工农子弟。在毛泽东影响下，当时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各种学习班、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等都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的场所。
然而，随着建国后教育界全面向苏联学习，这些来自解放区的非正规教育模式逐步失去价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没能得到继承和延续。整个教育界由"大众教育"开始向"精英教育"转变。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开始倾向于后者。
建国以后，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模式来办中国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经过多少代人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的。一方面它是正规化的，这个跟毛泽东他们在延安时期办的"抗大"绝对是两回事。
毛泽东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关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够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多数人。那么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呢，就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毛泽东很早就强调学制要缩短。
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亲自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每期学习期限为4-8个月。
1955年，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非常不满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已经明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1958年，那个时候高校学生当中工农兵、革命干部子弟的比例相当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们现在话说，非劳动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后，工农兵这个比例已经占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过"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普及教育。
在举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声中，政府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随即中国高校迅速膨胀。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已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进入1960年后。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自然灾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开始调整。1961年教育界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1962年小学在校生7157万人，入学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 万人，只占同龄人口的2%；高校学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邀请邓小平、彭真、黄炎培、章士钊等党内外16人参加。座谈会上，毛泽东抨击了当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已经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
经过60年代初那几年的大饥荒，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创，毛泽东那些社会变革、教育变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开始酝酿教育领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年发表的春节讲话中，他做过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门能够缩短学制，课程内容砍掉三分之一。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1953-1963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
教育界的革命。学员来自工农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的西赵村，突然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人们的疑惑中，一个消息传来了--村东头李家的孩子李XX考上了高中。这则消息对两千多人的西赵村来说，实在不平常。这个位于河南省沙河边上的小村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总共才出过两名高中生。
李XX（70级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那段时间，好多人说这孩子肯定有出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高中生，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绝对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人。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在校高中生仅7.1万人。1952年高中生人数才达到14.1万人。据统计，1952年，全国每万人中中学生人数仅为55人。这样低的比例，使大学招生计划都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不下达指标，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同时努力争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学。但是即使达到了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中抽调两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的升学差额。
应当说中国在50年代，虽然当时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国高中生比较少，大学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牺牲很多调干生来补充大学生源。
由于大学招生人数超过高中生的毕业人数。那个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学，而高中生的素质普遍也比较高。这时的教育界偏向苏联式的精英教育，它强调少数人享受教育，培养出类拔萃的专才。并从高等院校、专业学校入手，按层层选拔的方式为国家挑选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保证了生源的质量，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最大的开发和利用。
刘少奇是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组织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并参照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改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人们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学习苏联教育的样式和模板。
苏联教育家凯洛夫1948年主编的《教育学》，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主要学习的对象，并逐渐形成了"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将本科学制由四年延长为五年，取消以美国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教学机制。中国的教育逐渐步入苏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教育学》(1948年)，凯洛夫主编，叶希波夫、凯洛夫、里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据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订版译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当时师范教育丛书之一。该书1950年传入我国，多次出版发行，曾作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对我国50-60年代教育的影响颇大。
《教育学》是在总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30年来教育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是凯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苏联教育事业上起过积极作用。它立足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主要对赫尔巴特等实在论教育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发展。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广大工农子弟。在毛泽东影响下，当时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各种学习班、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等都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的场所。
然而，随着建国后教育界全面向苏联学习，这些来自解放区的非正规教育模式逐步失去价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没能得到继承和延续。整个教育界由"大众教育"开始向"精英教育"转变。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开始倾向于后者。
建国以后，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模式来办中国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经过多少代人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的。一方面它是正规化的，这个跟毛泽东他们在延安时期办的"抗大"绝对是两回事。
毛泽东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关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够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多数人。那么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呢，就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毛泽东很早就强调学制要缩短。
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亲自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每期学习期限为4-8个月。
1955年，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非常不满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已经明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1958年，那个时候高校学生当中工农兵、革命干部子弟的比例相当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们现在话说，非劳动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后，工农兵这个比例已经占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过"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普及教育。
在举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声中，政府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随即中国高校迅速膨胀。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已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进入1960年后。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自然灾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开始调整。1961年教育界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1962年小学在校生7157万人，入学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 万人，只占同龄人口的2%；高校学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邀请邓小平、彭真、黄炎培、章士钊等党内外16人参加。座谈会上，毛泽东抨击了当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已经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
经过60年代初那几年的大饥荒，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创，毛泽东那些社会变革、教育变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开始酝酿教育领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年发表的春节讲话中，他做过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门能够缩短学制，课程内容砍掉三分之一。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工农兵大学生有待不断完善改进
《工农兵大学生》是新生事物。也是有待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而被走资派彻底全盘否定，再横加抹黑否定。
《工农兵大学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而重要的是《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读书学知识是免费的，包吃包住发零化钱。毕业即参加工作少数是分配的，是有序的，多数学成之后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工作的。
《工农兵大学生》不存在毕业即失业。
《工农兵大学生》更不存在上大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学生脱离工厂，脱离农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发财，去移民国外，去定居国外的。
《工农兵大学生》是多数年轻人上大学，学知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是工作需要。
《工农兵大学生》学习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的。
《工农兵大学生》不死读书。关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
而不是如今走资派复辟高考后，放任自流，无序盲目，教育产业化，又名私有化。将几代人培养成“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向钱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招生中，我们共录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
转载《私人记录：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回忆》(二)
作者：岁月的泡沫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工农兵学员上学时受到欢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万工农兵学员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大陆从1966年文革开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1971年，我父亲就曾参与招生，由于招生的工作很累，没什么人愿意干，第二年学校领导和工宣队就让我父亲负责，与同事房老师一起去朝阳市北票县（现北票市）招生。当时的工宣队李队长安排我父亲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入学后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而学校领导刘书记则仅仅表示，大事儿向学校汇报，小事儿自己作主。
03 class 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名为可以教育好，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受歧视，招收他们入学，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
在录取过程中，有几件事，我费些脑筋，但处理的结果还很不错。
对可教育好的子女，上边有规定，根据本人表现，可录取一部分，但不能多。虽然没规定具体比例，但大都掌握在百分二三左右。房组长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各公社都报上来几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录不录取由你们自己定，县里没说法。”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可以录取，但他不鼓励，怕担责任。
我听后对他说：“我们学生毕业要当教师，录取他们这类人问题不大吧？”他笑了笑说：“你是录取官，这事儿由你定，别考虑我的意见。”
房老师是政治教员，很重视政治问题，他问我：“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不要跟学校说一声？”我说：“只要不违反政策，咱们可以自己决定。工宣队长既不了解具体情况，也不听你解释，一问他，事儿就办不成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了事我负责。回去如追究责任，由我担着。”
房老师听我这么一说，一开始没说什么，但过了一会儿，他说：“出事儿咱俩负责。”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招生中，我们共录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些人主要受家庭成份和家长历史问题影响，有些人的父母问题写得很可笑。
比如，有一位高中毕业生王艳芬，各方面十分优秀，她父亲当县农业科科长时，有一次下去视察工作，喝了点酒，临走时，没经过女养鸭员同意就拉了她的手，因此受到处分，被撤了职。家庭主要问题栏内写的是她父亲“强行和女养鸭员握手”。
王艳芬父亲并没戴上坏份子、流氓帽子，只是在文革初期被批判过，但大队还是给王艳芬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而且被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标兵。我和房老师一商量，拿着材料找到房组长，当即便决定录取了她。
还有一个叫王兰君的被推荐人，她父亲远在日俄战争时，替俄国人做过饭，结果在“反苏反修”时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个帽子实在是个笑话，所以我也录取了王兰君。录取的其他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都是表现优秀的青年。
这次招生，我共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七名，占我们学校招生总数的八分之一，是来北票招生的院校中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最高的学校。
但也有一件憾事。
北票下乡青年蒋孔丽是高三毕业生，当代课教师多年，一直是县里优秀教师。她本人想到师范学校深造，几次找到我和房老师，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和要求，房组长了解她的情况，也想让她上大学。但因她家庭背景复杂，县里怕录取她引起麻烦。
蒋孔丽家是蒋介石本家，与孔家也是亲属关系。她父亲在北票矿务局当工程师，是技术权威，因此蒋孔丽不能入团，代课教师的身份也转不了正。她父亲不是任何“分子”，她也没被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却一直被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
我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为此找房组长协商几次，想录取她，但未能成功。对我来说，失去个好学苗，是件憾事，但对蒋孔丽来说，却未尝不是件好事。在打倒“四人帮”后，蒋孔丽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圆了读书梦。
回校后，我向刘书记和李队长详细介绍了我录取的这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情况。刘书记说：“好，合乎政策就行，县里批了，我们就收。”李队长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
那年九月一日开学后，新生报到，见到这些生龙活虎的新学员，教师们都很高兴。那年“十一”国庆节时，新生们纷纷登台表演节目，那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尤为突出。李队长看后，也张着大嘴笑呵呵地对我说：“这些新生都不错，你这活儿干得好。”
04 class 临时变通以免遗珠之憾 由于名额很少，一些好学苗面临无法入学的困境，我就得找上级部门协调，好在当时遇到的情况，大都顺利解决。
第二件颇为满意的就是对有争议的被推荐人员的处理。
有一个被推荐青年张永成，是北票下乡青年，下乡后一直吃苦耐劳，长年照顾五保老人王喜庆，帮老人挑水、扫院子和干农活，一直坚持了三年。社员们都说他比王喜庆的侄子对老人都好，所以这次招生，社员一致推荐他上学。
小队对他印象好，就把他推荐到大队。但大队会计崔玉刚的儿子崔凯也要上学，并且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没有张永成突出，各方面也都很优秀。
因为全大队只有一个上朝阳师范的名额，大队就把二人都推荐到公社。公社了解这个情况，不想得罪大队会计，就把两个人都推荐到县里。县里则把问题推给我们，让我们决定录取谁。
看完他们的材料，我和房老师拿不定主意录取谁，为了解真实情况，决定到他们公社跑一趟，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谁更优秀就录取谁。
我和房老师及县文教组一位干事先来到小队。见我们到来，全小队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七言八语地向我们介绍张永成的事迹。
王喜庆老人更是流着泪向我们讲了张永成这几年对他照顾的情况，他说：“我舍不得张永成走，他走了，再没人那么细心照顾我了。可我也不想留住永成，他去上学会有个好前程，留在这儿照顾我能有啥出息？我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能拖累他，不能害了他呀！”
全体社员都向我们表达了这个意见，希望能录取张永成，别耽误这个好苗子。
离开小队，我们来到大队部，大队长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崔凯的情况。崔凯是北票高中高三毕业生，有文化，爱学习，非常希望继续读书。他回乡后的表现也好，是个好苗子。随后我们和崔凯面谈，发现小伙子长得帅，沉稳大度，有礼貌，确实是个好苗子。
回到大坂公社，我和房老师商量来商量去，也决定不了录取谁。于是我们连夜赶回朝阳师范，见到刘书记后，我们向他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并提出能否将他们两人都录取。
刘书记说：“都录取是挺好，但没有名额这事儿没法办啊。”我说，能不能向教育组再要个名额，刘书记说第二天他试一试。
第二天，刘书记向地区教育组组长（局长）介绍了这个情况，并提出再申请一个名额的要求。后来在地区教育组的协调下，地区计委专门拨给我们学校一个招生名额，我们就把张永成和崔凯都录取了。
想起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充实。
入学后，虽然他们的基础比较差，但大多数人都努力读书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些学生毕业后，许多人都有所成就，为自己争取到美好的未来。
但是，绝大多数青年还是没能获得读书的机会。但相信不断完善之下，随着各行各业生产实践的需要增多，上大学的年轻人会不断增加的。
而重要的是上大学是免费的，有序的，学成之后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不存在毕业即失业。更不存在上大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学生脱离工厂，脱离农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发财，去移民国外，去定居国外的。多数年轻人上大学，学知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是工作需要。学习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不死读书。关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而不是如今走资派复辟高考后，放任自流，无序盲目，教育产业化，又名私有化。将几代人培养成“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向钱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
《工农兵大学生》是新生事物。也是有待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而被走资派彻底全盘否定，再横加抹黑否定。
《工农兵大学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而重要的是《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读书学知识是免费的，包吃包住发零化钱。毕业即参加工作少数是分配的，是有序的，多数学成之后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工作的。
《工农兵大学生》不存在毕业即失业。
《工农兵大学生》更不存在上大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学生脱离工厂，脱离农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发财，去移民国外，去定居国外的。
《工农兵大学生》是多数年轻人上大学，学知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是工作需要。
《工农兵大学生》学习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的。
《工农兵大学生》不死读书。关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
而不是如今走资派复辟高考后，放任自流，无序盲目，教育产业化，又名私有化。将几代人培养成“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向钱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招生中，我们共录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
转载《私人记录：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回忆》(二)
作者：岁月的泡沫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工农兵学员上学时受到欢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万工农兵学员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大陆从1966年文革开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1971年，我父亲就曾参与招生，由于招生的工作很累，没什么人愿意干，第二年学校领导和工宣队就让我父亲负责，与同事房老师一起去朝阳市北票县（现北票市）招生。当时的工宣队李队长安排我父亲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入学后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而学校领导刘书记则仅仅表示，大事儿向学校汇报，小事儿自己作主。
03 class 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名为可以教育好，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受歧视，招收他们入学，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
在录取过程中，有几件事，我费些脑筋，但处理的结果还很不错。
对可教育好的子女，上边有规定，根据本人表现，可录取一部分，但不能多。虽然没规定具体比例，但大都掌握在百分二三左右。房组长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各公社都报上来几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录不录取由你们自己定，县里没说法。”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可以录取，但他不鼓励，怕担责任。
我听后对他说：“我们学生毕业要当教师，录取他们这类人问题不大吧？”他笑了笑说：“你是录取官，这事儿由你定，别考虑我的意见。”
房老师是政治教员，很重视政治问题，他问我：“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不要跟学校说一声？”我说：“只要不违反政策，咱们可以自己决定。工宣队长既不了解具体情况，也不听你解释，一问他，事儿就办不成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了事我负责。回去如追究责任，由我担着。”
房老师听我这么一说，一开始没说什么，但过了一会儿，他说：“出事儿咱俩负责。”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招生中，我们共录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些人主要受家庭成份和家长历史问题影响，有些人的父母问题写得很可笑。
比如，有一位高中毕业生王艳芬，各方面十分优秀，她父亲当县农业科科长时，有一次下去视察工作，喝了点酒，临走时，没经过女养鸭员同意就拉了她的手，因此受到处分，被撤了职。家庭主要问题栏内写的是她父亲“强行和女养鸭员握手”。
王艳芬父亲并没戴上坏份子、流氓帽子，只是在文革初期被批判过，但大队还是给王艳芬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而且被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标兵。我和房老师一商量，拿着材料找到房组长，当即便决定录取了她。
还有一个叫王兰君的被推荐人，她父亲远在日俄战争时，替俄国人做过饭，结果在“反苏反修”时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个帽子实在是个笑话，所以我也录取了王兰君。录取的其他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都是表现优秀的青年。
这次招生，我共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七名，占我们学校招生总数的八分之一，是来北票招生的院校中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最高的学校。
但也有一件憾事。
北票下乡青年蒋孔丽是高三毕业生，当代课教师多年，一直是县里优秀教师。她本人想到师范学校深造，几次找到我和房老师，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和要求，房组长了解她的情况，也想让她上大学。但因她家庭背景复杂，县里怕录取她引起麻烦。
蒋孔丽家是蒋介石本家，与孔家也是亲属关系。她父亲在北票矿务局当工程师，是技术权威，因此蒋孔丽不能入团，代课教师的身份也转不了正。她父亲不是任何“分子”，她也没被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却一直被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
我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为此找房组长协商几次，想录取她，但未能成功。对我来说，失去个好学苗，是件憾事，但对蒋孔丽来说，却未尝不是件好事。在打倒“四人帮”后，蒋孔丽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圆了读书梦。
回校后，我向刘书记和李队长详细介绍了我录取的这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情况。刘书记说：“好，合乎政策就行，县里批了，我们就收。”李队长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
那年九月一日开学后，新生报到，见到这些生龙活虎的新学员，教师们都很高兴。那年“十一”国庆节时，新生们纷纷登台表演节目，那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尤为突出。李队长看后，也张着大嘴笑呵呵地对我说：“这些新生都不错，你这活儿干得好。”
04 class 临时变通以免遗珠之憾 由于名额很少，一些好学苗面临无法入学的困境，我就得找上级部门协调，好在当时遇到的情况，大都顺利解决。
第二件颇为满意的就是对有争议的被推荐人员的处理。
有一个被推荐青年张永成，是北票下乡青年，下乡后一直吃苦耐劳，长年照顾五保老人王喜庆，帮老人挑水、扫院子和干农活，一直坚持了三年。社员们都说他比王喜庆的侄子对老人都好，所以这次招生，社员一致推荐他上学。
小队对他印象好，就把他推荐到大队。但大队会计崔玉刚的儿子崔凯也要上学，并且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没有张永成突出，各方面也都很优秀。
因为全大队只有一个上朝阳师范的名额，大队就把二人都推荐到公社。公社了解这个情况，不想得罪大队会计，就把两个人都推荐到县里。县里则把问题推给我们，让我们决定录取谁。
看完他们的材料，我和房老师拿不定主意录取谁，为了解真实情况，决定到他们公社跑一趟，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谁更优秀就录取谁。
我和房老师及县文教组一位干事先来到小队。见我们到来，全小队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七言八语地向我们介绍张永成的事迹。
王喜庆老人更是流着泪向我们讲了张永成这几年对他照顾的情况，他说：“我舍不得张永成走，他走了，再没人那么细心照顾我了。可我也不想留住永成，他去上学会有个好前程，留在这儿照顾我能有啥出息？我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能拖累他，不能害了他呀！”
全体社员都向我们表达了这个意见，希望能录取张永成，别耽误这个好苗子。
离开小队，我们来到大队部，大队长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崔凯的情况。崔凯是北票高中高三毕业生，有文化，爱学习，非常希望继续读书。他回乡后的表现也好，是个好苗子。随后我们和崔凯面谈，发现小伙子长得帅，沉稳大度，有礼貌，确实是个好苗子。
回到大坂公社，我和房老师商量来商量去，也决定不了录取谁。于是我们连夜赶回朝阳师范，见到刘书记后，我们向他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并提出能否将他们两人都录取。
刘书记说：“都录取是挺好，但没有名额这事儿没法办啊。”我说，能不能向教育组再要个名额，刘书记说第二天他试一试。
第二天，刘书记向地区教育组组长（局长）介绍了这个情况，并提出再申请一个名额的要求。后来在地区教育组的协调下，地区计委专门拨给我们学校一个招生名额，我们就把张永成和崔凯都录取了。
想起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充实。
入学后，虽然他们的基础比较差，但大多数人都努力读书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些学生毕业后，许多人都有所成就，为自己争取到美好的未来。
但是，绝大多数青年还是没能获得读书的机会。但相信不断完善之下，随着各行各业生产实践的需要增多，上大学的年轻人会不断增加的。
而重要的是上大学是免费的，有序的，学成之后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不存在毕业即失业。更不存在上大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让学生脱离工厂，脱离农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发财，去移民国外，去定居国外的。多数年轻人上大学，学知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是工作需要。学习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不死读书。关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而不是如今走资派复辟高考后，放任自流，无序盲目，教育产业化，又名私有化。将几代人培养成“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向钱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医疗产业化就是要掏空病人钱包
在美国看病贵到什么程度？在美国看病是真的很贵！而走资派特色中国就是向美国学习，改革开放后将医疗产业化了。中国人吐槽国内“看病贵、看病难”，埋怨指责医生冷血、不尽责、只看钱......与此相对应的便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一样。美国老师教的中国好学生。
因为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市场化的，私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80%，医疗定价是由医院等机构自己决定的。医生和病人之间本质上就是商业行为！走资派特色中国就是向美国学习，改革开放后将医疗产业化了。
另外，美国的医生和医院的费用是分开收的，就诊后半个月你会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各个地方寄来的账单。在此之前你都完全不知道你这次看病会花多少钱。
美国人有基本医疗保险，政府报销之后也就没多少钱了。确实，有医疗保险之后看病是便宜，但对于没有购买保险的美国人来说，看病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国家会对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进行相应的医疗照顾，剩余的大部分人需要自己购买健康保险，或者由工作单位为其购买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险有多贵呢？
大部分美国人参加的都是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会替你交80%左右。但这类私营的保险公司往往价格高昂，一旦离职，个人基本无法承担。
而个体户想要享受医保福利，就只能自己买，一个月的医保费就可能高达1500 到2500美金。
真正生了病，还涉及到你可能有个自付额，或者有些药不报销，有些疗程不报销的问题。
所以，目前有475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美国人口的15%。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每年会有约190万人出国看病了，毕竟医疗保险不是每个人都交得起的。
新闻：《医保巨头高管当街被杀背后 它们如何掏空美国人钱包？》
12月4日，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旗下的联合健康保险CEO布莱恩·汤普森在纽约曼哈顿的闹市街头，被一名动作极其专业的枪手当场射杀。即使在枪击案频发的美国，这种场面也非常罕见。
但汤普森之死在美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很多网友并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并不仅仅因为场面的戏剧性，更因为联合健康集团乃至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遭遇的天怒人怨。
或许中国人对联合健康集团并不熟悉，但它作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私营健康保险集团，位列财富五百强全球第8，其市值也超越甲骨文，位列全球上市公司第16名，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巨无霸公司。汤普森本人年薪高达1000万美元。
尽管商业上无比成功，可是联合健康集团近年却饱受美国民众声讨。由于凶手尚未归案，目前其作案动机依然不为人知，但不少网民已经开始借机表达了对于联合健康和美国医疗的不满，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联合健康公司恶贯满盈，高管被刺数量还是太少的极端言论。
联合健康和美国医保，究竟做错了什么？
美国特色HMO模式
美国网民对于健康保险综合体的不满并非空穴来风。
翻看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以联合健康为首的健康产业股在前十大营收股中占据了四席，在前25大中更是占据了8席，和埃克森美孚，苹果，沃尔玛，亚马逊等全球知名巨头旗鼓相当。
医保巨头高管当街被杀背后 它们如何掏空美国人钱包？
仅仅联合健康一家的年收入，就超过了苹果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把整个美国银行和通用汽车的年收入加起来也才勉强和联合健康一家打平。更为夸张的是，即便是如此巨额的收入水平，联合健康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依然没有超过15%，美国健康综合体的吸金能力可见一斑。
作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医疗巨无霸，成立于1974年的联合健康到底如何在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如今的规模，又为何在美国民众严重风评不佳，成为了美国人声讨看病贵的情绪出口？
想要解释目前美国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把视角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
和中国不同，美国没有全民基本医保的概念。美国医保分为Medicare（医疗照顾）和Medicaid（医疗救助），前者仅针对65岁以上老人，后者则针对残疾人，儿童，低收入人群，整体覆盖人群仅有30%。其余70%美国青壮年则需要自行解决医保问题，方式则是付费购买医疗保险。
20世纪70年代，美国健康险采用“实报实销”的模式，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机构，导致“大处方”、过度医疗等乱象，医疗费用的增加亦导致保险公司承压。
1981年里根上台后，奉行自由主义的里根在医药领域大幅度削减政府投资的同时，对于政府监管也进行了大量的放松，诸如取消了对于公立医院和保险公司的非盈利要求，放开了医疗企业的经营限制，鼓励投资者开设盈利性医疗机构……这个模式后续被称为管理式医疗（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简称HMO）。
而美国联合健康也代表了HMO的一种典型模式，即建立一个“保险+健康/医疗”的开放式平台。
简单来说，联合健康保险会对病人的处方进行审核，防止医院漫天要价，识别不合理用药、为客户寻找更高折扣的替代药品，从而控制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提高业务利润，实现患者和保险公司的“双赢”。
是不是听着还挺美好？
不过，从美国人民的实际体验和网友不断的吐槽来看，HMO显然并没有实现联合健康所宣扬的“双赢”。
所谓降本增效，实际上变成了联合保险的开源节流：一方面，医疗机构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来实现所谓的给消费者省钱；而在保险层面，则通过频繁的拒保，设定赔付条件，指定医疗机构才能赔付等方式来给患者增加赔付门槛，实现多收保费少赔付的目的。
通过这样的操作，以联合健康为首的医疗综合体一手赚医疗的钱，一手赚保费的钱，实现了自己赢两次的“双赢”。但是对于盈利的追求依然让他们在各个层面展示出了其对患者的漠不关心，为了提高营运效率，美国大健康集团均在一定程度采用了算法而不是人工或者专家审核保险理赔申请，这也引发了大量的投诉和纠纷。
2023年8月，美国第四大健康保险巨头信诺集团（Cigna）就在美国加州遭遇了集体诉讼。该指控指出，信诺正在使用一种叫做PxDx的智能自动化系统来复核患者的医疗保险索赔，并导致大量索赔需求被拒绝。
档案显示，仅仅在2022年头两个月，以Dr. Dopke的名义拒绝的保险请求多达121000例。根据一份在信诺内部流传的表单，在这两个月中，三名信诺的医生通过PxDx系统拒绝了共30万例保险请求——平均1.2秒拒绝一个，导致了其拒赔率上升至20%，远超行业5%的平均水平。
监管真空下的垂直并购
而除了在保险业务上压榨用户，之所以将联合健康等公司称为健康综合体而不是保险公司，则是因为这些企业在保险业务之外还有另一块核心业务，即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药品福利管理业务）。
所谓的PBM，指的是通过组织会员加入，PBM机构可以集中向医药公司采购处方药，双方通过谈判决定哪些药物进入保险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哪些药品能够在特定药房上架，最终让用户享受到相对低价的处方药，可以理解为美国版市场化的医药集采。
只不过，相比中国医保集采时常出现的灵魂砍价，药价打骨折的情况，美国的PBM则恰恰相反，越集采药价反而越贵，这又是为何呢？
答案就在PBM的商业模式里。我国的集中采购核心目的是给医保和患者省钱，所以在一致性评价通过的前提下，基本是价低者得标。但PBM作为盈利机构，药厂想要中标的标准，则是谁给PBM的回扣高谁中标。
在美国，药厂给PBM回扣这个事情不仅合法，而且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内容。
公开信息显示，自2012 年以来，品牌制造商向PBM、付款人、供应商、政府和其他方面的总回扣、折扣和其他付款增加了两倍，到2021年达到2360亿美元。
尽管PBM严禁制药企业公布成本和回扣的细节，但是消费者手中的药价越来越贵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来说，最终药厂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和PBM机构一起瓜分了这部分利益。
作为一款肾上腺素注射药，Epipen十年涨价5倍，售价超过600美元，而据传其成本价不超过35美元。美国有超过100万人对这个药物存在刚需，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药价上涨而无能为力。
在一次针对其价格的国会听证会上，制药企业代表公开喊冤表示，在608美元的药价中，334美元属于支付给PBM的回扣，因此涨价合情合理。
那么有没有可能药厂绕过药房自行开发渠道上架呢？答案是几乎不可能也没必要。
从里根时期开始放松管制，到21世纪以来加速整合，美国PBM逐渐被少数大公司主导。当前美国三大PBM，CVS Caremark（CVS Health）、Express Scripts 和 OptumRx（联合健康旗下公司）的合并市场占有率从2010年的48%增长到如今的85%。也就是说，一个处方药想要出现在药房，就绕不开联合健康为首的健康巨头。因此药厂与其选择抗争，不如加入利益联盟，和联合健康一起收割刚需药品的患者。
因此，以联合健康为首的美国健康综合体，几乎垄断了除了制药外所有的健康上下游环节，通过保险公司限制投保人必须前往自家药房，将消费者牢牢地套死在自家的体系循环中，并在各自环节分别收割消费者，实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政府为何缺位？
那么面对医疗资本的抱团收割，美国政府对此是否有所察觉和行动呢？
实际上，对于医疗问题，各界美国政府都曾经付出过努力，但是从结果来说又都留下了后门，可谓连治标都没做到，更别说治本了。
以民众抱怨的保费贵为例，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曾经出台过行政令，要求保险公司的利润率不得超过20%；同时反垄断部门也出台了规定，要求美国保险企业不得通过收购同行实现垄断。
实际上，无论从行业市占率来看，联合健康的市占率目前依然不超过15%，前九大保险公司市占率不超过45%。而翻看保险业务，联合健康的利润率也并未超出20%的红线。但是为何民众对于看病贵的抱怨反而愈演愈烈呢？答案就法案的细节中。
2010 年，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将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限制在保费的15%至20%之间，具体取决于医疗方案的规模。但该法案对医生或其他中间商的收入没有任何限制。
因此各大保险公司纷纷下场，成立自己的医生网络和中间服务集团，前文提到的Optum就是联合健康的上下游业务主体，通过将利润转移到其他环节来满足保险业务的利润率要求，最终反而实现了更强的垄断和更高的利润率。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美国前九大健康综合体花费了3250亿美元购买了大量的医疗上下游企业，包括并不限于保险公司，药房，医疗中心和医疗辅助机构。
以联合健康为例，截止2024年，其医疗网络下已经有7万名医生，通过联合健康的渠道，从看病，保险，买药一条龙服务都可以在同一个体系下实现，对患者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也变相可以在全方位榨干客户的所有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为了追求更强的利润，包括联合健康在内的多家健康巨头还会选择放弃某些不赚钱州（以中西部州为主）的业务，也就是放弃了当地的居民。这进一步的导致了这些地区居民医疗成本上升，让其看病更贵更难。
2016年，联合健康就宣布，鉴于奥巴马医改对其业绩的拖累，退出了全美22个州的医保业务运营，随后导致诸多同行效仿。这也导致美国多个州出现了仅剩一家医保服务机构从而涨价的情况，尽管该医保机构费用由政府拨款，但是考虑到政府拨款来自税收，纳税人最终还是自己为涨价的保险买单，这也是奥巴马医保最终几乎让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原因。
1980年到2018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增长了4倍，而美国人均寿命预期则常年在发达国家垫底。
2021年，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会上谈及美国疫情时表示，我们将17%的GDP支付在医保上，很多国家超不过11%，而疫情来袭时我们的死亡人数占全国人口的人数比好多国家都要高，所以我们医保投入很大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本次联合健康高管遇刺，虽然可能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其遇刺后的网络民意则是对美国医疗集团长期蚕食美国民众的一次爆发。
在美国看病贵到什么程度？在美国看病是真的很贵！而走资派特色中国就是向美国学习，改革开放后将医疗产业化了。中国人吐槽国内“看病贵、看病难”，埋怨指责医生冷血、不尽责、只看钱......与此相对应的便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一样。美国老师教的中国好学生。
因为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市场化的，私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80%，医疗定价是由医院等机构自己决定的。医生和病人之间本质上就是商业行为！走资派特色中国就是向美国学习，改革开放后将医疗产业化了。
另外，美国的医生和医院的费用是分开收的，就诊后半个月你会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各个地方寄来的账单。在此之前你都完全不知道你这次看病会花多少钱。
美国人有基本医疗保险，政府报销之后也就没多少钱了。确实，有医疗保险之后看病是便宜，但对于没有购买保险的美国人来说，看病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国家会对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进行相应的医疗照顾，剩余的大部分人需要自己购买健康保险，或者由工作单位为其购买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险有多贵呢？
大部分美国人参加的都是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会替你交80%左右。但这类私营的保险公司往往价格高昂，一旦离职，个人基本无法承担。
而个体户想要享受医保福利，就只能自己买，一个月的医保费就可能高达1500 到2500美金。
真正生了病，还涉及到你可能有个自付额，或者有些药不报销，有些疗程不报销的问题。
所以，目前有475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美国人口的15%。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每年会有约190万人出国看病了，毕竟医疗保险不是每个人都交得起的。
新闻：《医保巨头高管当街被杀背后 它们如何掏空美国人钱包？》
12月4日，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旗下的联合健康保险CEO布莱恩·汤普森在纽约曼哈顿的闹市街头，被一名动作极其专业的枪手当场射杀。即使在枪击案频发的美国，这种场面也非常罕见。
但汤普森之死在美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很多网友并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并不仅仅因为场面的戏剧性，更因为联合健康集团乃至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遭遇的天怒人怨。
或许中国人对联合健康集团并不熟悉，但它作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私营健康保险集团，位列财富五百强全球第8，其市值也超越甲骨文，位列全球上市公司第16名，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巨无霸公司。汤普森本人年薪高达1000万美元。
尽管商业上无比成功，可是联合健康集团近年却饱受美国民众声讨。由于凶手尚未归案，目前其作案动机依然不为人知，但不少网民已经开始借机表达了对于联合健康和美国医疗的不满，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联合健康公司恶贯满盈，高管被刺数量还是太少的极端言论。
联合健康和美国医保，究竟做错了什么？
美国特色HMO模式
美国网民对于健康保险综合体的不满并非空穴来风。
翻看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以联合健康为首的健康产业股在前十大营收股中占据了四席，在前25大中更是占据了8席，和埃克森美孚，苹果，沃尔玛，亚马逊等全球知名巨头旗鼓相当。
医保巨头高管当街被杀背后 它们如何掏空美国人钱包？
仅仅联合健康一家的年收入，就超过了苹果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把整个美国银行和通用汽车的年收入加起来也才勉强和联合健康一家打平。更为夸张的是，即便是如此巨额的收入水平，联合健康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依然没有超过15%，美国健康综合体的吸金能力可见一斑。
作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医疗巨无霸，成立于1974年的联合健康到底如何在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如今的规模，又为何在美国民众严重风评不佳，成为了美国人声讨看病贵的情绪出口？
想要解释目前美国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把视角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
和中国不同，美国没有全民基本医保的概念。美国医保分为Medicare（医疗照顾）和Medicaid（医疗救助），前者仅针对65岁以上老人，后者则针对残疾人，儿童，低收入人群，整体覆盖人群仅有30%。其余70%美国青壮年则需要自行解决医保问题，方式则是付费购买医疗保险。
20世纪70年代，美国健康险采用“实报实销”的模式，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机构，导致“大处方”、过度医疗等乱象，医疗费用的增加亦导致保险公司承压。
1981年里根上台后，奉行自由主义的里根在医药领域大幅度削减政府投资的同时，对于政府监管也进行了大量的放松，诸如取消了对于公立医院和保险公司的非盈利要求，放开了医疗企业的经营限制，鼓励投资者开设盈利性医疗机构……这个模式后续被称为管理式医疗（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简称HMO）。
而美国联合健康也代表了HMO的一种典型模式，即建立一个“保险+健康/医疗”的开放式平台。
简单来说，联合健康保险会对病人的处方进行审核，防止医院漫天要价，识别不合理用药、为客户寻找更高折扣的替代药品，从而控制保险公司的赔付支出，提高业务利润，实现患者和保险公司的“双赢”。
是不是听着还挺美好？
不过，从美国人民的实际体验和网友不断的吐槽来看，HMO显然并没有实现联合健康所宣扬的“双赢”。
所谓降本增效，实际上变成了联合保险的开源节流：一方面，医疗机构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来实现所谓的给消费者省钱；而在保险层面，则通过频繁的拒保，设定赔付条件，指定医疗机构才能赔付等方式来给患者增加赔付门槛，实现多收保费少赔付的目的。
通过这样的操作，以联合健康为首的医疗综合体一手赚医疗的钱，一手赚保费的钱，实现了自己赢两次的“双赢”。但是对于盈利的追求依然让他们在各个层面展示出了其对患者的漠不关心，为了提高营运效率，美国大健康集团均在一定程度采用了算法而不是人工或者专家审核保险理赔申请，这也引发了大量的投诉和纠纷。
2023年8月，美国第四大健康保险巨头信诺集团（Cigna）就在美国加州遭遇了集体诉讼。该指控指出，信诺正在使用一种叫做PxDx的智能自动化系统来复核患者的医疗保险索赔，并导致大量索赔需求被拒绝。
档案显示，仅仅在2022年头两个月，以Dr. Dopke的名义拒绝的保险请求多达121000例。根据一份在信诺内部流传的表单，在这两个月中，三名信诺的医生通过PxDx系统拒绝了共30万例保险请求——平均1.2秒拒绝一个，导致了其拒赔率上升至20%，远超行业5%的平均水平。
监管真空下的垂直并购
而除了在保险业务上压榨用户，之所以将联合健康等公司称为健康综合体而不是保险公司，则是因为这些企业在保险业务之外还有另一块核心业务，即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药品福利管理业务）。
所谓的PBM，指的是通过组织会员加入，PBM机构可以集中向医药公司采购处方药，双方通过谈判决定哪些药物进入保险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哪些药品能够在特定药房上架，最终让用户享受到相对低价的处方药，可以理解为美国版市场化的医药集采。
只不过，相比中国医保集采时常出现的灵魂砍价，药价打骨折的情况，美国的PBM则恰恰相反，越集采药价反而越贵，这又是为何呢？
答案就在PBM的商业模式里。我国的集中采购核心目的是给医保和患者省钱，所以在一致性评价通过的前提下，基本是价低者得标。但PBM作为盈利机构，药厂想要中标的标准，则是谁给PBM的回扣高谁中标。
在美国，药厂给PBM回扣这个事情不仅合法，而且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内容。
公开信息显示，自2012 年以来，品牌制造商向PBM、付款人、供应商、政府和其他方面的总回扣、折扣和其他付款增加了两倍，到2021年达到2360亿美元。
尽管PBM严禁制药企业公布成本和回扣的细节，但是消费者手中的药价越来越贵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来说，最终药厂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和PBM机构一起瓜分了这部分利益。
作为一款肾上腺素注射药，Epipen十年涨价5倍，售价超过600美元，而据传其成本价不超过35美元。美国有超过100万人对这个药物存在刚需，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药价上涨而无能为力。
在一次针对其价格的国会听证会上，制药企业代表公开喊冤表示，在608美元的药价中，334美元属于支付给PBM的回扣，因此涨价合情合理。
那么有没有可能药厂绕过药房自行开发渠道上架呢？答案是几乎不可能也没必要。
从里根时期开始放松管制，到21世纪以来加速整合，美国PBM逐渐被少数大公司主导。当前美国三大PBM，CVS Caremark（CVS Health）、Express Scripts 和 OptumRx（联合健康旗下公司）的合并市场占有率从2010年的48%增长到如今的85%。也就是说，一个处方药想要出现在药房，就绕不开联合健康为首的健康巨头。因此药厂与其选择抗争，不如加入利益联盟，和联合健康一起收割刚需药品的患者。
因此，以联合健康为首的美国健康综合体，几乎垄断了除了制药外所有的健康上下游环节，通过保险公司限制投保人必须前往自家药房，将消费者牢牢地套死在自家的体系循环中，并在各自环节分别收割消费者，实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政府为何缺位？
那么面对医疗资本的抱团收割，美国政府对此是否有所察觉和行动呢？
实际上，对于医疗问题，各界美国政府都曾经付出过努力，但是从结果来说又都留下了后门，可谓连治标都没做到，更别说治本了。
以民众抱怨的保费贵为例，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曾经出台过行政令，要求保险公司的利润率不得超过20%；同时反垄断部门也出台了规定，要求美国保险企业不得通过收购同行实现垄断。
实际上，无论从行业市占率来看，联合健康的市占率目前依然不超过15%，前九大保险公司市占率不超过45%。而翻看保险业务，联合健康的利润率也并未超出20%的红线。但是为何民众对于看病贵的抱怨反而愈演愈烈呢？答案就法案的细节中。
2010 年，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将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限制在保费的15%至20%之间，具体取决于医疗方案的规模。但该法案对医生或其他中间商的收入没有任何限制。
因此各大保险公司纷纷下场，成立自己的医生网络和中间服务集团，前文提到的Optum就是联合健康的上下游业务主体，通过将利润转移到其他环节来满足保险业务的利润率要求，最终反而实现了更强的垄断和更高的利润率。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美国前九大健康综合体花费了3250亿美元购买了大量的医疗上下游企业，包括并不限于保险公司，药房，医疗中心和医疗辅助机构。
以联合健康为例，截止2024年，其医疗网络下已经有7万名医生，通过联合健康的渠道，从看病，保险，买药一条龙服务都可以在同一个体系下实现，对患者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也变相可以在全方位榨干客户的所有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为了追求更强的利润，包括联合健康在内的多家健康巨头还会选择放弃某些不赚钱州（以中西部州为主）的业务，也就是放弃了当地的居民。这进一步的导致了这些地区居民医疗成本上升，让其看病更贵更难。
2016年，联合健康就宣布，鉴于奥巴马医改对其业绩的拖累，退出了全美22个州的医保业务运营，随后导致诸多同行效仿。这也导致美国多个州出现了仅剩一家医保服务机构从而涨价的情况，尽管该医保机构费用由政府拨款，但是考虑到政府拨款来自税收，纳税人最终还是自己为涨价的保险买单，这也是奥巴马医保最终几乎让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原因。
1980年到2018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增长了4倍，而美国人均寿命预期则常年在发达国家垫底。
2021年，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会上谈及美国疫情时表示，我们将17%的GDP支付在医保上，很多国家超不过11%，而疫情来袭时我们的死亡人数占全国人口的人数比好多国家都要高，所以我们医保投入很大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本次联合健康高管遇刺，虽然可能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其遇刺后的网络民意则是对美国医疗集团长期蚕食美国民众的一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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