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贵人(03)袁校长精心栽培，恩重如山

我的人生贵人(03)袁校长精心栽培，恩重如山



1965年，袁校长是负责抓教学并兼管高三年级工作的副校长，我当时是二班的团支部书记，曾给老校长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1979年春季开学回母校后，王主任带我去见袁校长，他非常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培永啊，王主任那天回来说，他在汉口街上碰到你了，我们都欢迎你回母校！”一边对王场长说:“王主任，你马上去把教导处吴传忠主任和语文组长吴六林老师请来。”然后，又告诉我：“王场长现在是主任了，你们当年的班主任吴传忠老师现在是教导主任了。走，我带你先去见一见我们学校现在的书记吧。”

袁校长还是当年那样，真是个急性子，他认定要做的事情，即刻就要做。他请吴主任和吴老师来校长办公室后，对他们说：“我先说一下个人意见吧，请吴老师安排李老师试教一周时间，高中语文老师必备的基本能力都要考察一下。请吴主任安排试教具体时间和班级，届时，语文组全体老师，学校所有中层干部和校领导都要去听课。李培永不是没有大学本科文凭吗？有人担心，怕他不能胜任。但是，他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六年的优秀学生，吴主任，你当年是他的班主任，比我更了解他。我们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让他试教一周，看看他是否具备省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必须的能力和水平。到时候，请语文组全体老师评议，吴老师负责把老师们的意见报教导处，请教导处研究后写书面报告交校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

袁校长让我留下43中的电话，听吴主任和吴老师的通知，好好准备试教。

回家后，我们夫妻俩决定，老老实实向安校长说清楚事情的原委。如果同意调动，非常感谢，而且一定在走之前，做好份内工作；如果不同意调动，绝无怨言，继续跟他一起，安心教学，为办好43中尽心、尽责、尽力。

当时正是开学初最忙的时候，几次走到安校长办公室门口，都没有进去打扰他。大约一周后，华师大一附中吴主任打电话来了，通知我试教的时间，并让我先去看看吴六林老师安排的讲课内容。我接完电话后，就去找安校长。

安校长先问我这个文科班最后冲刺阶段的具体安排，还需要学校提供什么条件等等，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

我汇报完我们文科班的教学计划和具体措施后，他非常满意，期待我们实现“零”的突破。

然后，我说：“安校长，我现在遇到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办？”

安校长：“你慢慢说吧！只要我能帮的，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于是我原原本本地汇报了最近我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

安校长一直微笑着听我说，当我讲完整个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以及我的想法之后，他沉思片刻，非常明确地说：“我支持你调到华师大一附中，你去那里将来大有可为。我当时要你跟我来43中，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让你在语文教学专业上成长快一些。现在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到省重点中学去工作，对你的成长绝对比我们这里强百倍都不止，希望你抓住机遇，实现自己回母校工作的愿望！”

他接着说：“现在教育战线百废待兴，尤其需要优秀老师，我们武汉市的师资缺口也很大，华师一附中不归省市教育部门管辖，估计你这个调动颇费周折，而且不可能短期就能解决。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肯定是一场‘持久战’。因此，这个事情目前必须保密，不能对我们学校任何人说；第二，你要去试教时直接跟我请假就行了；第三，估计你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办调动手续，这个班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定不能懈怠，争取有个突破，对你将来调动也是有利的。今天就说这些吧！记住，你知，我知就行了！”

在安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我如约回母校试教。

一周试教结束，吴老师首先祝贺我试教成功。其实，首先要感谢他的无私帮助和精心指导。上课的内容和课文是他指定的，每上一节课前，他都跟我一起备课，我写好教案后，他认真审阅，仔细修改。我每次即将走上讲台，他还在教室门口再三叮咛：“不要紧张，就按我们的计划进行！”

母校最后的结论是“李培永完全可以胜任省重点中学高中语文教学”。袁校长亲自拿着学校的决定，去华中师大人事处为我办“商调函”。没有想到被工作人员拒绝，理由是学历太低。袁校长立即找人事处长论理。处长说：“你每年找我们要最优秀的毕业生，你自己却要调一个高中毕业生来附中，怎么说得过去呢？”

袁校长：“他这个高中生，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六年的优秀学生。又有十几年的教学实际经验，一个顶你十个！为了服众，我们这次让他试教一周时间，全体语文老师和所有领导都去听了课。你看看，这是老师们的评价和教导处的结论。”

袁校长终于说服处长办好了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的商调函。

当我拿着商调函去教育局人事处办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人事处长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说：“你想调到省重点中学的愿望很好，但是，华师一附中不归我们管，我们不同意。你可不可以考虑调到武昌实验中学，那也是省重点，也在武昌，也可以给你一套住房。我希望你去我们教育局管的学校，手续也很简单。”

我婉言谢绝了处长的好意，坚持要调回我的母校。结果就如安校长所言，真是一场“持久战”。

一年多时间，我无数次横跨武汉三镇，从武昌，经汉阳，赶到在汉口江岸的市教育局人事处，不论我怎么说，就是一句话，“去实验中学，马上办。去华师一附中，不行！”

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好。我在43中带的那一届文科重点班的学生毕业了，而且实现了“零”的突破，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校领导、家长和学生都很高兴。此时，安校长对我说：“你这个调动手续恐怕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办好的，你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华师一附中需要的话，你下学期开学可以先去那里上班，工资我们照发。你一边上班一边办手续吧，迟早是可以办好的！你跟袁校长说，早年，我也是华师大毕业的，就算我给母校的一点贡献吧！”

我回母校对袁校长说了安校长的建议后，他立即打电话感谢安校长对母校工作的大力支持，然后说：“培永的工资一定要由我们发，他在我们这里上班，理所当然该我们负责发工资，而且，我们学校的经费比你们多一些呀！你就把他的工资拿去给你们老师发奖金吧！非常感谢你呀！老校友！”

1979年9月开学后，我就回母校上班了。但我仍然经常去教育局人事处要求调到华师一附中，也曾找过许多朋友去疏通关系，还是没有结果。据说那位处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干部，谁去说都不行。

我人在母校上班，但是，档案工资却在43中，那两年恰逢武汉市教育系统教师普调工资，而且还有2%的奖励工资给优秀教师。安校长力排众议，坚持给我普调一级，再加一级奖励工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以为安校长跟我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我们就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但是，他对我的恩情却浓于水！让我终生难忘！

袁校长非常关心我的调动手续问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每次见到我，总是笑眯眯地说：“培永啊！你好好跟着刘老师学怎么上好语文课，调动手续我们来办！”一直到1980年暑假，又到招生季节，一位华师一附中的老校友来找袁校长，希望他看在老校友的份上，照顾一下他报考一附中只差两分的女儿。当袁校长听说他现在是武汉市市长秘书时，笑着说：“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知道现在母校是多么缺老师呀！我现在有一个老师的档案就卡在你们教育局人事处那里一年多了，你是否可以帮我拿出来呢？”老校友满口答应：“没有问题！”袁校长立即就说：“那就开学时师生同时来报到啦！”

老校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位市长大秘去教育局找局长都搞不定。那位人事处长认定，李培永这样优秀的老师只能留在我们自己管的重点中学，不能给华师一附中。其实，那位处长哪里了解我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师呢，她是逆向思维，华师一附中坚持要调回去的高中生，一定是优秀的！既然是优秀的，我们得留给自己的重点中学。

到开学了，老校友对袁校长说，请再给他一点时间，到年底前，一定办好。请袁校长先让他女儿来上学。他说，他可以直接去找43中的校长，让李老师先到一附中上班，然后再补办调动手续。袁校长说：“谢谢你！你就不要去43中了，安校长是我们华师大的校友，他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李老师已经在我们学校上班一年多了！让你女儿去高一年级报到吧！我相信你能帮李老师办成的，以后让李老师直接与你联系吧！”

快到年底了，那位大秘让我写一份调动申请书给市长，他拿去找市长批示后再去找教育局长，终于帮我办好了调动手续。真没有想到一位普通教师的工作调动，居然还要大市长批示才能办成。

1979年秋季开学后，我借调回母校。袁校长与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商定，让我与刘友三老师在一个备课组教一个班，要求我跟班学习，让教导处把我的课排在刘老师后面，以便先听课学习，再去上课。刘老师当时执教的实验班，是湖北省教研室组织的中央教科所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袁校长特地给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打招呼，以后让李培永跟刘老师一起去参加有关教研活动。如果刘老师去外地开会，就让我去代课。代课期间，执行刘老师的既定教案，学习刘老师的课堂教学方法。

1981年教育部发文要求各省直辖市教研室组织四所省重点中学（两所城市重点中学、两所农村重点中学），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编辑出版的重点中学语文分编型《阅读》和《作文·汉语》（试教本）教材改革实验。

为保证实验成功，袁校长特别派资深语文老教师汪厚铎专职指导我进行教改实验。汪老师负责指导我备课、随堂听课、课后及时评课，

1982年2月17日，袁校长与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商量后决定，本学期由我代表文科在全校搞一次公开课。袁校长亲自找我谈公开课的问题，他强调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大型公开课，一定要认真准备。并通知我，教导处已经决定于3月11日举行公开课。

为了保证这次大型公开课万无一失，而又真实。吴老师决定让我先在刘老师执教的四班试教。在刘老师的精心组织之下，试教效果很好。教研组的老教师吴六林、陈治平、汪厚铎等都听了试教课，一致认为整个课堂教学结构紧凑完整，小毛病有两个：第一，讲第一部分太啰嗦，还要简单，点明即可；第二，语言要简练，多让学生活动，多读。一定要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用刘老师的话说：“该讲的一句不能少，不该讲的半句嫌多”。

这次公开课非常成功。我深知，这也是语文组所有老教师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在袁校长、王声磬主任和老一辈教师的精心栽培下，在六年教材改革实验过程中，我和我的学生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听课老师三千多人，他们从东北的吉林到海南岛，从上海到西北的兰州，来武汉到华师一附中听课。促使我和学生在上公开课中一起逐步成长。最难忘84年12月17日，在母校老校区大礼堂，接待华中师大200多见习生和附近中学的100多位老师，讲读《孔乙己》。两课时在一个学生非常完美的讨论发言后，下课铃响了。全体见习生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祝贺公开课成功了。

1982年，人教社中语室编的一套分编型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试教本），开始在全国进行第一轮试教。湖北省当时没有安排华师一附中参加这一轮实验，袁校长得到信息后，立即向省教研室报告，坚决要求参加教改实验，同时指定这个实验班由我执教并兼班主任。于是，从1982年8月28日起，到1988年7月10日止，我便在湖北省教研室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语文分编型改革教材可行性试验。省教研室的彭慧敏主任，以及雷秋山、张良谟、谭爱旭等老师对我关怀备至，把我推向全省语文教改前沿经受锻炼，让我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帮我在理论上总结了经验。如果没有袁校长和省教研室的重点培养和精心指导，也没有我的今天!我的所有教学改革的成果，都融进了他们的智慧和心血!

当然，我能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除了客观条件有利于我之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长达六年的语文教改实验过程中，我既没有因一时的成功而陶醉，也没有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更没有因人为的阻力而畏缩，始终坚定不移地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摸索。为了不愧对老校长的关怀和信任，不辜负实验班学生及其家长的期望，我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实验中了。每学年起始有计划，结束有总结，每学期有小结，每一单元有安排，每一天有班主任日记，每一课有“教学后记”。我无暇顾及别人的议论，有“争议”就让他们去“争议”吧，每天有干不完的事，哪有时间去听闲言碎语呢!

六年时间内，仅班主任日记和教学后记两项，就写了400多万字。根据这些记录，撰写有关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论文50多篇，公开发表在《人民教育》、《语文教学通汛》、《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等杂志上。其中，《语文教学要面向未来》一文，参加1985年全国中语会主持的教学论文评选，被该会确认“该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获“荣誉证书”；《敢说·多说·会说》一文，获 1985年武汉市中语会“优秀论文奖”，同时被选为湖北省参加全国中语会的论文，后被选人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附录一】怀念恩师刘友三老先生



1981年1月15 日，我历经周折，终于正式调回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工作。学校領导分配我到初中一年級教二班的語文，明确我的指导老师是刘友三老師。刘老师当時教四班，使用中央教科所编的语文实验教材，是湖北省教研室語文教改实验班之一。领导让我与刘老師一起參加实验，一起备课、跟班听课。

刘老師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但他老当益壮，积极参加语文教改实验。我经常陪他一起去武汉中学、武汉市实验学校等学校去听课，沿途听他讲教学经验，获益多多。

他說，我们学校经常有外边的老师来听课，有時还要搞公開课，不管怎样，我們都要來真的，不要搞假的。“一节課不見得能表現出一個老师的水平來，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虚假之课。”他不不仅教我怎么教学，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記恩师的教导，六年执教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期间，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听课老师2000多人，一直坚持來真的，永远给学生最真实的。

还記得1982 年4月1日下午，与刘老师一起去武汉市教育学院，乘车时刘老师就语文教学问题談了許多，归纳起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语文教学艺术不同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梅兰芳的一出《貴妃醉酒》可演一生；一篇语文教材却不能多次在同一班学生中反复讲。

二，语文课堂教学民主，不能由老师一言堂。老师只有一个脑袋，学生友几十个脑袋，而且现在的学生见多识广，要相信学生，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见解和答案。

我們还谈到系统总结经验的問題。刘老师执教三十年來，已经闯出了一条路子，也发表了不少论文，散見于各种语文刊物。如能系統化，那对语文教育是很大的贡献。从现在起，要比较系统的收集刘老师的经验，认真做好記录。为了做好这个工作，还有认真读书。

1982年4月8日晚上，于刘老师一起去省教育学院找谭老师。途中一直在谈语文教学問題。就昨天听的那堂课，他谈了很多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作為一个语文教师，要有駕馭教材的本領，那些什么参考书之类的東西，只能作“參考”，最根本的是要根据教材的具体內容，恰当的处理教材。讲一篇课文要抓主要线索，好像杀猪一样，要杀到腔里去，东一刀，西一刀，猪乱叫，人累死，猪还杀不死。

刘老师讲的這些东西，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经常听他的课，再这样与他多谈谈，受益非淺。真是与君一席話，胜读十年书啊！

刘老师特別关心我，1982年4月16日上午，刘老师非常高兴地告訴我一个“特大喜訊”，省教育厅決定让我们学校，下学年开始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进行改革实验。而且还告訴我，党总支和语文党支部已初步决定，让我來搞這項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工作。

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同時也表示了要继续跟刘老师好好学习的心情。和刘老师接触几个月来，我深深感觉到，从他那里有學学不完的东西。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还有他豐丰富的语文知识、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和艺术等等。他极力鼓励我搞这項教学改革实验工作，无疑是要培养我。他說，這是建国以來最大規模的、改革步子最大的教材改革实验，从初中到高中六年实验，尤其需要耐心、恒心和信心。我要向刘老师好好学习，在教改实验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提高自己。

刘老师特別关心我在教学上的成長。

刘老师还谈到到业务进修问题，要我有计划的读文学史，读名篇佳作，以此为经，再辅以语法、修辞、逻辑知识的学习，作为自学的纬。这样坚持三五年，纵橫交錯，经纬交叉，一定可以取得成果。我要照他說的去做。

另外，他还谈到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要做“有心人”，時時事事处处，注意把所见所闻与语文教学联系起來，天長日久，必有長進。他說“好記性不如乱笔头”，要把這些心得体会隨時記下了。這不仅体现了一个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关心，也是他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真是无价之宝啊。

刘老师这样的好导师哪里去找啊，言传身教，苦口婆心，耐心細致，悉心指导，我真是幸运之至！

1982年2月17日，刘老师转达了学校领导和教研組的决定，本学期由我代表文科在全校搞一次公開課，他鼓励我一定要搞好。在刘老师的指导下，决定在公开课上讲《荔枝蜜》。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从何着手呢？刘老师说：除了熟悉课文外，还要抓两点：一是学生朗读，要发现、培养一批表达能力強的学生；二是抓紧批阅学生的作文和课外练笔文，了解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思維能力。因为這次的教学重点是“思路”教学，思維能力不強，难于理解這篇課文。

我有信心完成這個艰巨的任务，有学校领导重視，还有那么多老教师手把手指导，而且，学生的水平也比較高，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只能成功不許失敗。我要全力以赴，争取最佳效果。

为了保证这次大型公开课万无一失，而又真实。刘老师让我先在他执教的四班試教。在刘老师的精心组织之下，试教效果很好。当天晚上，刘老师对我试教的这节课提出了详细而周密的意見，並叮嘱我，這幾天要把这节试教课的全过程常常“過電影”。

1982年3月11日下午，大型公開課結束了，基本上完成了任務。老师们充分肯定了成績，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使我受益非淺。原任母校副校長、時任华中师大教育系肖宗六教授的总结发言更是發人深思。他勉励我要虚心听取老教师的意見，不断爭取進步。

刘老师不仅教我怎么上好課，还教我学习写教育隨笔、教学论文。我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工作期间，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和陈治平老师精心指導导，反复修改后，推荐到《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語文》等刊物公开发表。

每次参加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陳老师是会長，在大会上要作年会工作报告；刘老师是資深会员員、著名教師，他要在大会上示范课；尽管非常忙，但是，他們兩位前辈一定要帮我确定大会发言提纲，提示发言內容要点。鼓励我一定要讲好。

1982年6月21日，上午，刘老师告訴我，下学期我们可能要分別了。他說得很有風趣也很有感情。近半年來，我与刘老师朝夕相处，我从心里是舍不得离开他的。他待人热情、教学有方、勤于创作。我在他的帮助下，学到了很多東西，能与刘老师共事确实是人生之大幸！

临別之际，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多读书，多动笔写文章。他引用聞一多与吳晗的一段談話：“我們不停的吐出去，哪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因而要多读一点书。”

現在可以告慰恩師，在您手把手地扶持下，我终于成长起來了！能像您当年那樣，把语文课堂教学搞活了！我听您的話，笔耕不輟，积累了一些教育教学心得体会，准备在母校七十周年大庆之時，向母校献礼！

愿恩师刘友三老先生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一样，永远开心快乐！

【附录二】汪厚铎老师指导我进行教学改革

难忘恩师汪厚铎老先生。



1982年秋季开学，我奉袁校长指派，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分编型语文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试教本），开始在初一（2）班进行教材改革实验。这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与该社传统的《语文》课本完全不一样。而且，进行这套教材改革实验的规模，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全国各省、直辖市必须有两个城市和两个农村的省级重点中学参加六年（1982年至1988年）改革实验。各省市教学研究室具体负责组织工作，人教社负责编辑教材、组织实施教材改革理论和实践指导工作。每年暑假组织全国各省市的执教老师学习教材、集体备课、交流总结经验。

1982年8月28日，开学第一次家长会，就有家长质疑语文教改实验，说：“我们的孩子考华师一附中，不是来给你们做实验的。谁都知道，既然是实验，就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对你们学校、对老师没有什么，但是对我们家庭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

袁校长非常重视我们语文实验班的工作。1982年8月29日晚上,在办公室。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跟我谈语文教改工作问题，说：“袁校长决定请汪老师跟你一起备课，希望你一定多征求汪老师的意见。汪老师热心教改、知识丰富、肯动脑筋、能出点子；你要做语文教改的有心人，像刘友三老师那样，注意积累资料，多动脑筋。”他说：“这个担子很重，千万不能辜负校长和家长对你的信任！”我表示，一定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多做工作，勤于思考，善于积累，经常总结，争取实验成功。

1982年9月2日，开学第一节课，汪老师听我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下午备课时，他就这节课谈了近40分钟的意见，肯定了优点，指出了问题，还就个别问题展开了讨论。汪老师对这节课很满意。以前在校读了六年书，还不认识汪老师。短短几天接触，我觉得汪老师非常坦率，也如他自我介绍一样，性子很急。他工作认真，学问渊博，记忆力强，独立分析问题能力很强，不随大流，敢于坚持个人见解。总而言之，我将从他那里学到许许多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汪老师第二次听我的课，一下课便评讲了，他肯定优点后指出，这节课的问题是时间抓得不紧，有些地方旁逸斜出了。他希望我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教学上的自由主义，往往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脱口而出。以后在教学上不能搞自由主义，一定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讲课”。“该讲的一句不少，不该讲的半句嫌多”这也是刘友三老师传授给我的经验之一。

我在实验班上的第一次公开课，严格说来是失败的，但是几位听课的老教师还是充分肯定了成绩，同时也指出了问题。

吴六林老师认为，老师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以后要加强学习普通话，平舌音和卷舌音一定要分清。黄伯宜老师认为整个课堂教学的结构还可以，但是没有形成高潮。还要注意板书规范：“分”应该写“八、刀”，不能写成“人、刀”或者“入、刀”。汪老师非常体贴地说：“几个月来，你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讲课出现这些问题，也难怪。”

汪老师最后还告诉我：“上公开课与平时上课要两样处理，当断则断，不要在枝节问题上浪费时间，再就是紧扣时间安排，不要轻易耽误时间。”

一周后，为武钢三中来听课的老师们上了一节讲读《想和做》的公开课。汪老师课前与我一起备课，设计教案。针对上次公开课存在的问题，汪老师一再强调在掌握时间时，宁可多几分钟，切不可安排太紧。教学目的单一化，不要面面俱到。在克服一种错误倾向时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发生。

他陪外校老师听课后，肯定这是一堂启发式的课，基本上达到了张志公先生说的“讲台上下融为一体”的要求。

1984年12月14日，上午，吴老师让我和汪老师商量一下12月17日大型公开课《孔乙己》的事情。届时来听课的，有200左右华师大中文系的见习生，还有各地来的近百位语文老师。

吴老师再三叮嘱，一定要认真研究一下教案。

汪老师说：“教案没有什么看头了，关键是要在课堂上发挥我们实验班已经养成的好作风。”因此，他又谈到：“我认为我们的初中语文实验基本成功，有两大突破。一是课堂教学搞活了，这有两个经验要总结，首先是培养了学生的好习惯；再就是教学民主作风好。二是作文教学可称是最大的成功经验，老师基本上从作文堆中爬出来了。说成功是因为学生未由于教师不批改作文而无兴趣，另外，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是最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要认真从这两方面进行书面总结。

大型公开课《孔乙己》快要下课之前，学生即席提问“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话中的‘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引起学生热烈讨论。最后一个学生的发言说：“我觉得这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大约’是因为孔乙己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只能根据推测来判断。推测的根据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说明他的死是带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后面用‘的确’孔乙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很穷，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得那么确切了，只能用‘大约’这个词说明。”

该生的发言刚一结束，在场听课的大学见习生们长时间热烈鼓掌，下课铃声在掌声中响起。公开课圆满完成了任务。

汪老师不仅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者和领路人，而且特别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我初中三年试教的所有总结和论文，都是在汪老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难忘恩师赐教之恩！

汪老师还是闻名遐迩的书法家。走进我们华师一附中校园，随处可见汪老师的墨宝。当年在我们语文组，汪老师曾是我们语文组中青年老师的书法导师。我们组长吴六林老师自己拿钱买来笔墨纸张，规定每一位青年老师每周在汪老师的指导下写大字。汪老师戏说：“你们有吴六林奖学金，一定要好好练习写字啊！”每到上书法课时，汪老师不只是讲理论，讲完以后，还有手把手教我们一笔一划认真书写。如果说我们这些老师的书法有那么一点点进步或提高，那都是汪老师辛勤指导的结果。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回忆往事，汪老师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牢记心中。看到当今华师一附中如日中天，尤其难忘当年母校的那一代德高望重、专业功底深厚的各科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