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贵人（07）难忘人教社《写作》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

我的人生贵人（07）难忘人教社《写作》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连云老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分编型教材初中《作文·汉语》、高中《写作》课本的责任编辑。初中《作文·汉语》(1986年修订本书名为《写作》）与初中《阅读》课本配套。高中《写作》自成系统，独立编成三册（高中三年使用）。高中阅读教材责任编辑周正逵老师，高一年级《文言读本》（上下两册）、高二年级《文学读本》（上下两册）、高三年级《文化读本》（上下两册）。另外还有《现代文选读本》一、二、三册。这套分编型教材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改实验教材。也是试教规模最大的一项语文教材改革试验。第一轮实验，全国除了港澳台和西藏外，其他各省市都有四个重点中学各一二个班的学生，参加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长达六年的教材改革实验。各省市教育厅局教研室指定专职教研员负责领导试教。

1988年10月15日，周正逵老师到武汉来开会。离汉前，他与我长谈高中实验教材修订工作，重点谈关于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的修改思路。

他认为王连云老师的高中《写作》教材，较之初中《写作》教材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但是总感觉还没有完全跳出老框框。他希望我说说试教实践之后的体会。

我认为，从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只有一本《语文》书，而且课文是“文选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分编型教材《阅读》和《写作》，是开创性的改革，特别是试教师生写作的教与学(其中还包括每个学期两个单元的“说话训练”)，终于有本可依，增强了教学的计划性和科学性。从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初中试教实践证明，《作文·汉语》课本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三·年来，我们在试教过程中，以指导学生不断改进学习方法，适应改革教材的教与学，经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学生“敢说·多说·会说”，“爱写·多写·会写”，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少数学生在我外出开会期间，走上讲台组织教学，效果也不错。卢山同学写的课外练笔文《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见《作文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动地再现了学生自己上课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学生不断增强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的陪同下，特地来我们华师一附中语文实验班，参加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的“初中三年语文教改实验汇报会”，定远先生听了学生的汇报后，鼓励学生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练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学生参加1985年全国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语文高考阅卷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省应届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当年高考语文命题组负责人章熊先生审阅了学生的答卷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批参加语文教改实验的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平时训练的结果。

实践还证明，写作教学有本可依，课堂教学搞活了，学生思维活跃了，就能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创造能力。三年来，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别在《中学生》、《作文》、《语文报》等刊物报纸上发表了各种文体（包括创作的小说）的优秀作文。其中两人荣获天津新蕾作文邀请赛二、三等奖；一人荣获84年武汉中学生作文竞赛乙等奖；两人荣获85年武汉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二、三等奖；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阅示后的回信，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王江的优秀作文和日记选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成全国第一本中学生个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她的这篇优秀课外练笔文被王连云老师编入了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学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王连云老师和所有参与编辑《作文·汉语》的老师们功不可没。写作教材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科学性和计划性的基础；按单元编写与阅读教学单元横向读写结合，纵向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系列，一个单元集中解决一种文体的一二个重点问题，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稳步提高，解决了写作课堂教学三种文体的具体内容的系统性和训练的可操作性。

初中《阅读》课本，按单元编排，每单元教学程序为：先讲读课文、再课内自读、后课外自读。《作文·汉语》课本的单元编排与《阅读》单元密切结合，便于进行“读写结合”的训练。每一单元阅读教学程序完成之后，就是写作训练程序的开始：先讲《作文·汉语》单元写作的基础知识、自读课本上的学生优秀习作、然后进行写作训练、学生自改和互改训练。这套课本编者的意图是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自1982年教材问世以来，语文单元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单元教学与训练序列的关系、单元教学过程中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的关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的关系。讲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老师把叶老的“学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类不同课文的教学法的特点。

周正逵老师同意我的上述看法，我回忆了与王连云老师相识、相知、相熟的难忘经历。

人教社高度重视分编型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的试教工作。于1983年暑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实验教材备课工作会议。副总编刘国正先生率领实验教材的全体编辑参加会议。8月3日下午，国正先生在开幕式上的报告，特别强调了实验教材的特点和对执教老师的要求，殷切希望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编辑、教研员、执教老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完成六年教材改革实验工作。

该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先生的报告，重点讲述了这套实验教材的编辑理念、整体构想，以及人教社、各省市教研室如何指导实验班开展工作。

1983年8月4日，《阅读》特约编辑、北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章熊老师的报告，重点讲述了“段的教学”，具体指导执教老师如何进行阅读和写作“段的教学”。

张必琨老师是北京市著名语文教师，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特聘编辑，他主讲初中《阅读》课本中文言文的教学。

《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讲作文教材编辑理念、体例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及建议。

各位专家学者的报告、讲学，不仅教学理念创新，而且高瞻远瞩格局大，让我们对这套实验教材充满信心！

在报到的第一天，省教研室的张良谟老师就带我去拜访了人教社的刘国正老师和张定远老师，刚好北大附中的章熊老师，北京133中的张必锟老师也在那里。

张定远老师握着我的手问了我的年龄后，非常高兴地说：“年轻人努力吧！你写的《试教初步》很好，我们已经在《试教资料》（五）向全国各省市发出去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后天，给你三十分钟时间，在大会上再讲讲吧。”

我与王连云老师相识于1983年8月4日。那天 上午，张定远老师主持大会，请张必锟和王连云两位老师，分别介绍《阅读》文言文单元和《作文·汉语》的编辑意图和教学建议。会后，张必锟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连云老师。

从1983年开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开全国实验教材备课工作会议，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开总结表彰大会。每次开会期间，王老师都要与我详谈写作试教情况，手把手教我如何收集整理一手资料，指导我对试教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1986年暑假在太原开会，8月1日晚上，王连云老师与我谈话，他说国正先生与他研究初中《作文·汉语》修订时，拟调我去北京参加写作教材的修改工作，初步定下用一个月时间完成第一册的修改工作。让我回学校先给有关领导打招呼。等人教社通知到了之后，即赴北京工作。

一个月时间，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我与张必锟、朱泳燚两位老师朝夕相处，在王连云老师的领导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务。在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和张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册修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来自一线的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同时宣布，后面五册的修改工作继续请我们三人参加，不过再不集中到北京来了。请王连云老师把修改的具体任务分给各位，按这次的修改原则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后，挂号寄到人教社，请厚感和连云两位审阅后，提出再改的具体意见，再回寄给三位老师修改后，交给王连云老师汇总定稿。



（左起朱泳燚、张必锟、王连云、李培永）

我在会上发言，非常感谢国正先生、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还有王连云老师、张必锟老师和朱永燚老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国正先生和中语室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让我继续参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可行，请领导决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给我的后面五册的修改任务，交给我们湖北省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另外五位老师来分别完成。因为我们这六位老师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第一轮初中试教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五位老师都比我强！请各位领导考虑行不行。

后来中语室领导与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商定同意我的建议，由那五位老师在省教研室的指导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务。

王连云老师当时盛赞我的团队意识非常强，其实，我在人教社中语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体编辑的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否则怎么可能为中学生编出那么多优秀教材呢？

然而，当周正逵老师把他的高中《写作》教材设计思路说给我听了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维和语言；高二，思路与章法；高三，思想与理义。

凭直觉，高中《写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连云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后来我调到海南去了，离语文教改实验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后来高中《写作》实验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还是“连云思路”。但是，我想不论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订，一定还是人教社中语室团队的最优秀的写作教科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正先生最得力的资深责任编辑！

 【附录一】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初中《阅读》责任编辑张定远，特约编辑章熊为《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写的《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像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了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绝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像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1985年1月15日

【附录二】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人的陪同下，特地来我们华师一附中初中語文教改实验班，参加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的“语文教改实验汇报会”（参加汇报会的同学都是即席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赵劲松：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已接近尾声了。三年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语文学习方面，无论是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还是学习能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对语文学习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连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也没有，只知道跟着老师转，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自己不动脑筋思考。结果一个学习阶段过去了，我感到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太不适应了。我上中学以后遇到的这个语文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很少向我们灌输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讨论、争论，使同学们在讨论中取得进步，在争论中提高能力。这就逼着我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去组织语言说服或反驳对方。在与同学的争论中，不仅提高了说话能力，而且提高了边听边思考的能力。这是三年来我在语文能力方面最大的收获！

在写作方面，老师采取了同学互相评改的方法。刚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种方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评改方法对我们有益无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以前，我最怕写作文，一拿起笔就感到无话可说；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提笔成文，但至少对作文已经没有害怕心理了。

我对语文学习兴趣由淡变浓的主要原因，还是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我们实验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就免不了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论。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同学们上了一节还想上下一节。李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就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向他提问，指出他讲课中出现的错误，还鼓励大家大胆地对编入课本的名家名篇质疑。这就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创造能力。

卢山同学：

在小学，我们的语文课本每册只有十几篇课文，当然这与我们那时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有很大关系。到中学后，我被分到了语文实验班，一册语文书就有40篇课文，这与小学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开始，我对这项实验是持怀疑态度的，唯恐自己做了实验的“牺牲品”，可是，通过三年实验证明，我们收获了许多许多，我为自己能在实验班学习感到非常骄傲！

在初中三年语文实验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力提高了，其显著标志是增强了思维的条理性、严密性和完整性。

由于在小学听惯了老师“满堂灌”的教学，一进中学，对老师的开放式教学很不适应，总是期待着老师在下课前把课后练习题的答案公布出来。须不知，我们这套教材有许多练习题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最正确的答案莫过于同学们自己思考、讨论后得出的答案了。因此，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经常自己动脑筋揣摩、斟酌课后的每一道练习题。但是，在开始实验的一段时期，这种独立思考往往是被动的，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老师上课时的提问，所以，虽然也做到了独立思考，但这是一种消极的思考。因而不论是预习，还是上课，自己提出的问题往往与课文没有多大关系，有的问题甚至是与课文风马牛不相及。这种难堪的局面维持了一、两个学期，看到同学们学语文的劲头越来越足，我的确是有点儿不甘落后，于是，我开始留心别的同学学习语文的方法。我常常有事无事和同学聊天，在闲聊时，我总是反复问我的同学，你是怎样学习语文的。同学们见我那迫切的样子，都忍俊不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许多学语文的好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关键是上课要积极思维，争取发言机会。

万事开头难，这句话一点儿不假。我虽然曾多次鼓足了勇气，想在课堂上发言，但每回都在节骨眼上退缩了，我还是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久，我的这种心思就被细心的李老师看出来了。他看到我在课堂上跃跃欲试，但又不敢举手的样子，就在课堂上经常点我回答问题。刚开始，我只能说一句话，尔后，说两句，再后来说三句了，慢慢的我回答问题逐渐有条理，而且比较严密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爱发言了，以至于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那情形，如同不说就像要把自己憋死了一样。

在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培养中，我认为，如果在“说”的方面有了突破，那么其他三种能力的突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大作家老舍曾经说过，如果把说了的话好好整理一下，便成了一篇好散文。三年来，我着重抓了自己的说话训练，不仅说话能力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其他三种能力的提高。

在近三年的学习中，我对这套教材的认识也日臻全面。总的说来，我比较喜欢自读课文后面设计的练习，当然，这并不是说讲读课文设计的练习不好，只不过两者相比较，总有一个比另一个要更好些。这些练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创造性强，留给同学们发挥的余地大。这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练习对同学们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希望今后讲读课文的练习设计也该向自读练习设计看齐。

我觉得，我们这套教材似乎对听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我想，编辑部应录制一些教学磁带，如课本中的一些名篇。让同学们听完录音后做练习，或口头回答问题，培养同学们的听力，使大家在听他人表述时，能抓住对方说话的要点，而不至于人家讲了半天，你还不知东南西北。随着社会的发展，等我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社交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了，而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没有善于揣摩他人讲话意图的本领和雄辩的口才是不行的。

此外，我还想向编辑同志提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教材改为16开的，以便同学们得心应手地在书上圈点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