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去了近在咫尺的远方

五十六年前，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我毫无抵抗地被裹挟到一个离家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乡村。说近，那个地方离家的直线距离不过四十公里，按现在的交通条件，不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说远，那时坐长途汽车过去要花大半天时间，下车后还要步行十几里地，涉水渡河才能到达。再加上判若云泥的城乡差别，不可逾越的城乡户口，以及前途未卜的迷茫，更令人感觉那里远在天涯海角。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在妈妈的陪伴下，我背着行李来到家门口的大路边。天上飘着稀疏的雪花，时而一阵冷风吹过，我下意识地缩一下脖子。这是那年的第一场小雪，好像比往年早了一些，预示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了。

路边集聚许多下乡的学生和家长，过一会儿来了很多敞篷解放牌汽车，沿着路边停了很长一排。同学们按照事先分配好的车号将行李扔到车箱里，再爬上汽车。至此，我们还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有多远，具体在什么方位，只知道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陌生地名。现场没有任何欢送仪式，没有红旗招展、跨街横幅、披红戴花、锣鼓喧天的热烈场面；没有离别父母的悲伤、涕泗横流，也没有背井离乡的沮丧、捶胸顿足；没有志在四方的革命激情喷发，更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豪言壮语。大家都很茫然，心里明白形势比人强的道理，知道下农村是不可抗拒的命运。

汽车发动了，将离别的气氛推向高潮。家长们在路边挥手和自己的孩子告别，嘴里还不停地千叮咛万嘱咐。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和纷纷攘攘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车上的人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心里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大家不停地挥手，嘴里答应着，让家里放心。妈妈在人群中扬着头向我招手，我也招了招手，并示意她回家。汽车沿着柏油马路渐行渐远，我看见妈妈站在原地，望着我、向我招手，她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终与路边的人群融为一体。

浩浩荡荡的车队很快就上了乡村土路，一路颠颠簸簸，同学们坐在车里摇摇晃晃。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队逐渐散开，各奔东西。大约下午三点多，我们到达目的地，农安县烧锅公社新兴大队，全大队有三个集体户，总共五十多人。老乡们已经准备好欢迎城里来的学生，在大队部为我们表演二人转，其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中总带有一丝悲情和忧伤，好像在诉说农村生活的苦难和无奈。欢迎会结束后吃饭，吃的是高粱米饭、土豆炖白菜；炖菜黏黏糊糊，颜色有些发黑，一股土腥味，总觉得菜里有泥土。

饭后，天已经黑了，三个集体户的同学分别坐马车去各自的小队。我们户被分配到第四小队，屯名是前黑杠，因为屯子里树木较多，远看像一条黑色的杠杠。我们坐着马车行驶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地上没有村落的灯光；马蹄声和车轮声有节奏地混杂在一起悄悄地作响，将我带入一种莫名的沉思之中。马车将我们拉到哪里呢？眼前是未知的夜幕，夜幕的那边是什么？是一片光明吗？如果…… 车老板偶尔吆喝一下牲口，把我从思索中拉回到现实，马车还在黑暗中有节奏地前行，不想黑幕那边了，还是听天由命吧。

到达前黑杠小队部后，队里安排五个男生住在民兵排于排长家。于排长是单身，和哥哥共享三间房，他一人住东屋，哥哥一大家子住西屋。我们跟着于排长去他家，那四个男生你追我赶地向前走，甚至走到于排长前面了，一进屋便争先恐后地将行李往炕梢那边扔，抢占远离于排长的位置。我有些愚钝，一路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看到他们往那边扔行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不愿意挨着房东睡觉。

等我拿着行李走到炕沿时，靠炕梢那边已经依次摆满了行李，只剩下一个紧挨着房东的位置。我挨着于排长睡了一年多的热炕，他身上的虱子爬到我身上，又从我身上爬到旁边同学的身上，一个传一个，每个人都是一身虱子。最要命的是跳蚤，防不胜防，我全身几乎被咬烂了，留下很多纽扣大小的暗紫色斑痕，离开农村后十多年才逐渐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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