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逛成都——赶地铁，过自己日子

《跟我逛成都——赶地铁，过自己日子》

作者：马青

一早，赶地铁去上班。

在体育馆站等地铁时，一个清洁女工走过来，把清理灰尘的扫把放在铁栏杆上，重新捆绑。车老不来，就和她聊起来。

“你们上班好早啊！”

“早上六点上班。”

“上到几点呢？”

“晚上10点10分。”

“得不得星期天？”

“不得。”

“一个月都不耍？”

“不耍。要耽搁的话，就买。”

“咋买？”

“一个班53块钱。耍一个班，就买一个班。”

“一个班是从好久上到好久？”

“早上六点半，到下午两点半。”

“你们轮班？”

“不轮。上一个班，就一个班。上两个班，就两个班。”

“你上一个班，还是两个班？”

“一个班，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咋够嘛！我上两个班。”

“每天都上两个班？每天都是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十分？”

“嗯。”

“一个班53块，两个班就是106块，你一天上十五个小时零十分钟，一天的工资是106块，一个月拿好多？”

“一个月3400（元）。”

“会不会请假？”

“要请。前一向，我的脚痛，每天都要做理疗，请了好多假。”

“请假就拿不到3400元的全勤工资了，是吧？”

“当然哦，请假就要买。”

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美国给中共国大国小民争取的权利。但是，私企没有双休日一说，农民工休想，学生要用双休日上各种补习班。双休日仅仅惠及公务员、银行职员、教师、旅游公司、娱乐餐饮公司。公务员和银行职员可以睡两天懒觉，老师可以利用双休日挣外水，旅游公司和娱乐餐饮公司利用双休日捞钱。

这天在地铁遇见的这位大姐，很满意自己的这份工作，她说，在地铁做清洁工，不会日晒雨淋。她没算，她一天工作好多小时，她可能根本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当然，即使知道也没用，中共国的各种法形同虚设，包括宪法。

此前两天，我妈在我家小住。去我家那天的早上，我和她一同赶地铁。早上六点四十，在一环路等公交车时，我妈看见街对面的红旗超市，说：“红旗超市，一箱伊利牛奶卖90多，别个卖50几；“心相印’抽纸，其它超市卖22，它卖50多。成都人都晓得红旗商场的东西贵！”啊？贵这么多？不会吧？我只晓得红旗超市的东西比其它小超市和大超市贵，但没想到贵那么多。下次，去红旗看个究竟。

红旗超市，以前是国营红旗商场，也是成都三家国营大型生活用品卖场之一，另外两家是成都市百货公司和成都市人民商场。红旗商场主营吃——油盐酱醋、糖、糕点、腌卤食品，百货公司和人民商场主营布料、衣服鞋帽、化妆品、钟表、床上用品等日用品。七十年代，成都市的商场屈指可数，上街一般都逛这三个商场。小时候，我很喜欢和我爸我妈逛街。经常，走着走着，东望西望的我就会和大人走散，不知不觉，我手上拉着的衣角就变成了陌生人的衣角。

曹世如，1952年出生，成都十大富豪之一，把超市开进中南海的女人，下过乡，1972年进入红旗商场，从红旗商场营业员干到红旗超市董事长，中国商业服务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功勋人物。2000年6月，48岁的曹世如带着40多名员工，背负了1000多万元的债务，脱离红旗商场，实施改制，开始独立创业。当然，这是百度百科里冠冕堂皇的说法。她如何把国营变成股份制公司，并通过改制，把国有资产装进私人腰包，目前，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她和马云一样，只不过，是某些手握权力的当地或更高层权贵的白手套。

前面说了，我和我妈等公交车时，我们的对面是红旗超市。其实，在红旗超市和我们之间，因为修路，还有很长一截围栏，围栏上写有宣传口号：“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天府广场换乘二号线后，我坐在我妈旁边。我点开手机微信，给我妈看卡车司机大罢工的图片消息。我妈看了一眼，淡淡地说：“等他罢嘛！”

此前一天，2018年6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中国各地货卡车司机酝酿全国联动罢工，抗议油价高、运费低以及交通执法部门随意罚款层层剥削。罢工原定6月10日开始，但山东等地的“卡友）已于8日提前行动。美国视频网站YOUTUBE(中文称“油管”)上周六有多段视频显示，山东聊城、重庆、安徽合肥、贵州铜仁、江西修水等地的卡车司机已开始罢工，大批卡车集结在公路上和停车场，要求降低油价和过路费、提高运费、交警及运管部门停止随意罚款。”

我妈，建政初期，在部队医院做了三年助产士后，转业到成都军工厂502厂，当厂医，从七十年代开始，做计划生育工作。她一身兼两职，既当医生，又当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拿她自己的话说，省上、市上、辖区的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她都当过。我妈被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党国主义、大一统中央集权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路洗脑，是国家政策的坚决拥护者，超级党粉，绝不“信谣”，更不“造谣”。所以，看见我给她看的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的照片，她很不屑地说“等他罢嘛！”估计，她心里说：“不晓得哪个又在造谣！”她晓得我的政见和价值观，所以，没把这句心里话说出口。再说，当时，大清早，七点过一点，她处于半睡半醒之间，没精神和我理论。

这个话题没展开下去，我妈又扯起另外一个话头：“你爸啥子新生事物都要尝试，地铁刚开通……”一听这话，我就晓得我妈的思念模式开启了，我的头顿时涨大，我赶忙低下头，用手撑住额头，做好准备，等我妈继续说她无数次说过的“地铁刚开通，我和你爸就坐地铁去青城山去了一趟。”

我爸患前列腺癌，最后，癌细胞全身扩散，离世时，腹水、骨瘦如柴。我妈每次提起我爸，我都痛苦莫名。但我妈一见我，必说我爸，说他身上挂的水果刀，说他们去过的地方，说他们看过的电影。除了说我爸和她曾经经历的种种生活细节，我妈还会说起另外一个人——我儿。我妈提起我儿，也让我痛苦莫名。

我爸在世时，我妈经常被我爸呵斥，菜里的盐放少了啦，菜炒得太久啦，我爸完全就是我们家的中宣部，一点点不满意，就对我妈一阵痛骂。我妈经常在厨房抹泪，并且，暗地里诅咒我爸。但是，我爸一撒手，我妈就无比怀念我爸了。可以说，她的肉体活在现在，她的精神留在过去。

我经常给我姐说，我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骂习惯了，猛一天，没人骂她了，就无比怀念挨骂的日子。

见我没搭理她，我妈有点不爽，一看对面座位有人下车，她就一屁股坐了过去。脑壳顺势倒在座位最右边的塑料挡板上，意思是，看，我坐过来，是想靠着塑料板打瞌睡。

我妈的左边，坐着一个英俊的棕色皮肤的亚洲小伙子，他的腿上放着一个打开的惠普手提电脑。我想了想，断定他是巴基斯坦人。

我妈并未打瞌睡，而是笑眯眯地问他身边的外国人：“你好！你是哪个国家的？”

小伙子有点诧异，犹豫了一下，没回答我妈。

我妈没得到答复，就从成都话换成椒盐普通话，再次问他：“你是，哪个国家的？”

这下，小伙子明白过来，说了四个字：“巴基斯坦”。

我妈脸上的笑容顿时盛开：“哦，友好邻邦！你是来工作，还是来念书？”

“……”这一次，小伙子一脸茫然了。好在，犀浦站到了，小伙子提起双肩背，一头窜出车厢。

在我妈眼里，农民工、卡车司机，和她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别人有没有双休日、挣的钱能否养家，都与她无关。小时候，成都街头很多乞丐，拿成都话来说，就是“讨口子”。一旦看见沿街乞讨的乞丐，我妈就会对我说：“这些人不工作，好逸恶劳，所以，才成讨口子！”

中国式教育，除了摘除好奇心、勇气、愤怒、自由意志、批判精神，还剜掉同情心。中国，把人划分成高低贵贱不同阶层，各个阶层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都安于现状。比如，干部觉得自己比工人、农民优越，军人看不起小商小贩，有工作的看不起没工作的，公务员看不起企业员工，汉人诋毁“少数民族”。我妈身为军工厂厂医，自然看不起乞丐。

最近几年，我表姐和我表姐夫在成都近郊街子人造古镇租了一套房子，他们经常过去度假。前天，我表姐突然来电话，说他们不租街子那套房子了，那套房子里的那个电视，就只有拉回成都，而那台电视是我妈去养老院前，给他们的，所以，她问我、我姐和我妈，谁要那个电视。我姐和我妈都说不要，我有电视，也不需要。但是，我表姐反复说，你还是拿着嘛，你爸你妈的。我量了量我现在的电视，长八十公分，而街子那台电视长一米，于是，就劳驾我表姐和表姐夫把那台电视拉到我家里来。

我表姐退休前，供职于区政府。我表姐夫，退休前，是初中老师。为啥突然不租度假房了？不知道。

他们抬着电视到我家时，央视一套正在放庆贺青岛上合组织开会的烟火晚会。我妈很喜欢她这个侄女，我表姐一进门，她就叽里呱啦地说开去。我妈说，我侄儿，也就是，她的大孙儿，下个月就博士毕业了，但是，不知以后咋结婚，房子都没有。前天，我妈翻出我爸生前在出版社的一位老同事的电话，电话接通后，闲聊了几句，对方问，你孙儿情况咋样？这位叔叔和我同住一个院子，所以，他问的孙儿肯定是指我的儿子。我妈叹了一口气，说，唉！不瞒你说，他还真是个问题，目前，没工作。

压在我妈心头的，不光是她的两个孙儿，不光是大孙儿的房子和小孙儿的工作，还有我姐和我。我姐，1959年出生。我姐夫比我姐大一岁，最早，在一家大型军工厂工作，后来，在下海浪潮中，一头栽下去。好在，他没我前夫野心大，所以，尽管成为浪里白条，还是没被“改革开放”大浪一口吞下，不像我前夫，整得家破人成鬼。很长一段时间，我姐夫以开名片印制小店维生，后来，名片生意渐渐萎缩，他就开始炒股。

我妈去参加她的老同事聚会后，回来给我说，她的同事小鹿子说：“喊你大女别上班了嘛！都要六十岁了，还天天骑五十分钟的车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

我姐不上班的话，就只有2500元的退休工资，我姐夫相当于失业，我侄儿读书要花钱，尽管，他博士阶段有点奖学金。无奈，我姐只有蹬车来回奔波。我姐在一家私企上班，每周工作六天，没有双休。

我妈这次来我家，见我在电脑上不停地打字，就不失时机地说：“网上，不要张嘴乱说！现在，管得严得很！”这种话，我妈经常念、时时念、一有机会就念。除了念“少在网上乱说”，她还喜欢念：“管得它的哦，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嘛！哪儿管得过来嘛！”

上面说的那位抬电视到我家的表姐，曾经专门约我吃饭谈心。当时，我刚开始将我手中的笔转向公共题材，整天眉头紧锁郁郁寡欢。现在想来，那阵，其实是政治性抑郁。我父母见我那样，焦急万分，遂委托我表姐点拨我。她对我说：“这么多人，都看得惯，你怎么就看不惯？过自己的日子好了！”

我姐一贯信奉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我妈也跟着我姐，在粉党的同时，自己过自己的日子。问题是，她们虽然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表面上过得轻松，实则，心累不已。我姐要担负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我妈要惦记大孙儿的房子、小孙儿的工作、我姐的生活压力，另外，还要随时担忧我因为张嘴“造谣”而被扔进小监狱。

同在一个猪圈里，农民工和卡车司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所有人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无论哪个行业。前段时间，教师维权挨打、被拘，更早，退伍军人维权游行，就是证明。照理说，教师和退伍军人都是专政机器上的螺丝钉，是绞肉机的一部分，但最终，还是被绞肉机无情抛弃，证明，绞肉机老朽得不得不散架了。

我表姐和表姐夫把电视机抬到我家时，央视一套正在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烟火晚会，我表姐夫说：“弄这些名堂爪子嘛！劳命伤财！别个心里肯定瞧不起！”

前两天，听抗战民间专家谭老师讲长征。哈，长征，那叫一个窝囊啊！一路逃跑和流窜……等哪天，我把长征理顺了，再来写长征。信息量太大，需要消化。

还有个有趣的事。我和谭老师他们几个人告别后，在去成都读书会例会的公交车上，巧遇我大表哥。他说，他送了两个东西给我姐。我问他，是啥？他笑而不答。晚上，我妈从我姐那儿回我家时，拿出一个四四方方的有棱有角的木板，上面有个“马”字，是我爸的手迹。

从2012年到2015年，我数次要求我大表哥带我进成都读书会，他哼哼哈哈地以拖的方式拒绝我。为啥拒绝我？因为，成都读书会是成都异见人士聚集的地方，他不想把我带进政治反对派的漩涡。我爸2015年底弥留之际时，他给我爸说：“二舅舅，我和青妹儿保证不参加任何组织！”不过，一翻过2015年年底，2016年春节，我就撞进了成都异见圈。某天，我在西华大学成都校区的一个茶座里，在一堆“发动派”中间，看见我大表哥那个顶着一头蓬乱灰白头发的大脑袋和瓦亮的脑门儿。哈，你也在这儿！我们同时大笑。

我爸是我大表哥尊重爱戴的长辈，因为，他少年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周去一次我家，去我家干吗？找我爸借书看。我姑妈和姑爹，也就是我爸的姐姐和姐夫，影响了我爸的一生。我爸，影响了我大表哥的一生。我呢，又受我爸和我大表哥的影响。现在，我“反动”透顶，是敏感词词库、“404”、网警、辖区民警和国保随时跟踪的家伙。

2018年6月4日，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个103字的短帖。帖后，有个叫“陈酿”的跟了三个长长的跟帖。这个如此用心地写跟帖的人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然后，叫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并说，如果遇见不测，可以去他家避风。嘿，我没多想，就把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就开始在短信上关心我了。下面，是他关心我的第一封短信——

“马老师，您好，西成高铁已开通半年，3-4小时即可直达，以后您及家人可能常至西安，许多世事难以准确估计，如至西安遇上不可掌控之麻烦，到时不必客气、直接电话我即可。我是西安市辖近郊区县人，但家中所有人基本长住市内，虽长兄及我回市内均时间较紧凑（因家兄在铜川及延安长年有生意），但嫂子及家人长年整日均在市内（除学校放三天以上假期，可能会自驾至临近游玩），孩子都很小，长兄大女儿今年才高新二小小升初，故你遇事不必忧心我在西安与否，到时我电话长嫂让她与你协调处理即可（家中在南郊及高新区处多少还有些门路），非常高兴能因一首偶然读到的诗与您相识，加您微信即获您通过，成为您的读者。日常生活中想必您也是心中从不设防，时时处处与人为善的忠厚诚信之人，像您这样具鉴湖女侠风范，时时敢为正义发声之女士今时已很少见到，核心二十五年之内恐难下台，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切勿再遭国安构陷，您六四酒事之后写的长诗我读了数遍，心痛之至！一个何样政权，才能使囚禁中之高度近视之中年女士长期不许配戴眼镜，并将如厕之门取除，摄像头下无任何私密可言！核心阴狠歹毒，您一定要善于自保，否则再被构陷万一落下什么病，即会使您终生受罪的。”

时间如果倒回到2003——2011年，收到他这封短信，我一定惊恐万分。

每次去养老院看我妈，她总叫我注意安全。我知道，她说的“安全”，是政治安全。她只知道，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杂音，并不知道，我每每翻墙，以本名或笔名“辣姐”发文，向中共甩飞刀。即便这样，她也总是提心吊胆。而为我提心吊胆的，远不止我妈，还有我的儿子、我的闺蜜、我的大表哥，甚至，还有我的读者。

从哪天开始，我就无法过自己日子了？说来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