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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与暴怒
得知汪良与岈岚的恋情之后,我和室友高人,作了一个如今看来非常愚蠢、而当时以为非常正义的决定: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把岈岚与汪良的关系透露给了三位昆明女生。
这下子真正捅了马蜂窝,汪良本来被连队领导逼得快要走投无路,幸亏得到三位女校友的援助,免费供他吃喝;这下窝里也反了,她们把汪良骂得狗血淋头,不再继续供应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又灰溜溜地去了新垦区,可是去了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新垦区领导说,他们需要有革命热情又肯吃苦的人,不要勉强去“混”的人。
十八岁的我,先在昏头昏脑中帮了汪良;得知他们背后的“暗恋”后,又对汪的朋友披露了他们的“暗恋”。这不但造成我们与岈岚的关系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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岈岚大怒、并且怀疑我和汪良有暧昧(他曾躲在我床上避难),把一腔斜火发在我身上。她拿出大批判的架势和嗓门,连篇累牍地破口大骂,记得最刺激的词,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鲁迅语录)似乎我救汪良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我相信汪良根本没有认真做出解释,也没有帮助我洗清嫌疑。总之“暗恋”见光之后就终结了。
我也高度怀疑,一直处在被动地位的汪良,利用我们为挡箭牌提出分手, 我不但替他挡箭,还替他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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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
当年的我满脑子是幻想:深爱俄罗斯文学(今天仍爱)的我,仰慕俄罗斯十二月党人。他们气质优雅含蓄,形体消瘦修长,额角有青蓝色的血管,眼神温柔而朦胧,常在白桦林和雪地上漫步。他们人品高贵、知识渊博,讲流利法语却深爱俄罗斯;能写很美的诗歌,又对底层百姓充满同情:在流放中吃不饱饭,却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穷人,自己在饥饿中死去。
出身红色贵族家庭的岈岚,从不把那几位昆明女生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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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良的世界非常简单而本土化,他生活在滇南地区的文化氛围中,对俄罗斯完全没感觉。不过他个性随和、大度而贴心;他不世俗、不算计,有与生俱来的天真慷慨,更像江湖中人。他随遇而安的个性,带给人轻松快乐,也容易激起女孩子的母性,像对孩子一样主动关心照顾他。
当年的我,虽然不觉得汪良是“男子汉”,却认为他是善良无辜的,只是凭借女性的本能呵护逃亡的“弱者”;但因我正处于“做梦”的年纪,无法容忍人格分裂而卑鄙的“暗恋”。于是引出了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事……
在当时,他们二人的世俗软弱令我失望,同时我也对社会失望。 于是我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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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了么嫂子,还自以为“行的正做的端”,却被么嫂骂了一顿:“你们还不够可怜吗?自己里面还斗起来,要整那样吗?”
到了很多年后,我才渐渐理解岈岚的渴慕温情和汪良的世俗智慧。
好结局、新开始
汪良从新垦区被退回,没有再回我们连。在1971年春夏之交,连里一下子来了一百多重庆知青。男女失衡的状况得到改善;只是这些能打善斗的小子们閙翻了天,连队里天天有好戏上演。汪良去了山上的新连队,那里是一水的重庆新知青,需要他这样的老职工带队,他到新连队当了司务长。
后来我们调去了十一营。岈岚调到基建连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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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连队汪良重新开始,混得很不错,1973年被推荐上了重庆建工学院。他也是同样,若暗恋持续,他不可能离开老连队,更不可能从两百多知青中脱颖而出被推荐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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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不以为然,他又解释说:“岈岚很敏感,容易紧张,受不了刺激,需要保护。”我很生气地反问“为什么我就受得了刺激,不需要保护?”他突然恢复当年的老样子,笑嘻嘻地呲著虎牙,迷离马虎的看着我,一点也不亏心,还语焉不详地说:“你不太像会害怕的人,你更像一位母亲。”
我刚刚二十岁,比他还小四岁,不甘心被比作母亲,想继续讨伐他。他却转移话题,找了另外一个我有兴趣的事聊上了。如今想来,他并没有那么天真,至少比我“油”多了。
自我反省
过了很多年,我才学会从正面去理解汪良的行为,首先,他说我“像母亲” 并非讽刺或者差评:在面对危机时, 母亲定会比普通朋友更呵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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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在危难时不找岈岚而来找我,一方面是算准了岈岚会先求自保而不会救他,另一方面,他不打算和岈岚进一步发展关系,自然也不想欠她人情。他找我背锅不但胜算高,更没有心理负担,或者他就凭直觉来找我。
只是,怎么想都会觉得他拉我做挡箭牌,实在有点欺负人,即便我有母性情怀,因无知而无畏,也不能蒙查查地被他顺手使唤。
如果我当年懂一点心理学,用一点同理心,就不会生硬地处理这宗暗恋;也不会让好友之间的关系变得难堪。好在汪良后来与昆明女生的关系修复了,每次路过三连,他都会停留一下。
今天的我,仍然厌恶卑鄙,但是能理解有些人为了生存而妥协。岈岚在文革中因家庭地位骤变﹐行为异常甚至表里不一﹐也是环境使然。她以为我能理解她的非正常表现﹐没想到我竟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她在愤怒之下把我算成情敌﹐也属正常吧。
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不管是标语口号式的﹐或是虚幻唯美的,都根本经不起残酷生活的检验。那些刻骨铭心的教训挫折,让我们的青春有悔亦有伤,甚至伤筋动骨、影响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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