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本土 辩证有别
——读李小江《史学的性别》
康正果
曾经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不能被殖民的，无论全球一体化进展到何等程度，历史诠释永远不能脱离本土环境，这是我们与外界交流的资本，更是我们存在的依据。——李小江：《女性乌托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185）
读过李小江的不少专著和文章，留给我印象颇深的应数以上所引的警句。这是她四十年来从事妇女研究自持自励的一道警戒线，特别是在欧美女性主义及其性别研究理论成为当世显学的形势下，她发出此警告，更加彰显了她的治学自始即守成本土的立场，以及她终得以有所成就的根柢。何谓“一个民族的历史被殖民”？简明地说，就是外来的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推行其文化价值观的文化霸权现象。中国的文史学者若未能立足本土，认真处理现存的史料，而一味借用外来的时髦理论强作解人，就难免落入“被文化殖民”的境地。
其实这种自我文化殖民的倾向并不限于追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一味套用于中国妇女研究的夹生操作。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史学界一边倒墨守庸俗社会学，凡事都紧跟苏联经院学派教条的情况，那些按照斯大林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材早已打上了被文化殖民的烙印。进入拨乱反正的八十年代，学术界乘思想解放的改革之风，才逐步挣脱教条主义的缰绳，重新检讨起传统文化中有待认识和传承发扬的成分。新史学应运而生，由单一的阶级斗争政治史转向了分门别类的社会文化史。欣逢此学术转型的良机，妇女研究学科才得以异军突起。组建此新学科的学者于是因势利导，基于各自掌握的史料和所关注的领域，纷纷独辟蹊径，终得以扎实做学问，写出了一系列填补空白的专著。
作为妇女研究的领军人物，李小江之所以不完全认同女性主义，是基于她不赞同其“男性”与“女性”，“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她曾挑头组织几位朋友翻译波伏瓦的《第二性》，笔者也曾参与其事，翻译了该书的有关章节。那时候李小江就对波伏瓦的警世名言——“女人不是天生是变成的”——做出只认同一半的判断。正如她后来进一步论证所说：
在我看，女人（women）是后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却是天生的。我不认为女人成为“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全然是男性意志主导的结果，宁可看它是人类历史进化中一个必然的阶段。在我这里，“天生”和“生成”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历史，女人（男人也一样）才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谈谈“女性/性别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女性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山西师大学报》，2020年7月）
李小江由此展开了她有关男女之间的关系属于二元对应而非二元对立的争辩。她强调，男女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到自然制约的，包括两性的社会关系，也同样受自然制约。她把这种制约关系描述如下：前者落实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缘/物候和地域/家国，后者则落实于不同的风土人情所体现的性别制度。她进而就“地方性”VS大一统 /“本土性”VS全球化的问题展开精辟的论述，把她祛除“文化殖民”的论述推向了极富思辨的高度：
没有一个社会是悬在半空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涵盖整个人类社会。这是说，所有的社会研究都必须是具体的，地缘因素首当其冲。如果说，两性生理差异是“自然界”在人类个体身上“最自然的体现”；那么可以说，地域差异是“自然界”对人类社会“最自然的规范”。所谓风土人情，风土在先，然后才有人情。可信的社会研究，必得从一个个具体的“这一个”做起，积少成多，形而上的抽象才可能是真实的和准确的……因此，不同地域即不同地缘环境中的人类事项不可随意迁移或攀比——这一点非常重要：认识人类社会现象，必须介意和吸纳自然因素，在地缘属性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同质”的界定。（同上）
从主编“妇女研究丛书”起步，李小江涉足的领域日益扩大，多年来带领着她的学术团队，组建了远超出个人著书立说的文化工程：如主持“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抢救出几代女人真实的声音。建立“妇女文化博物馆”，搜集女书、民间女艺人的剪纸等文物，收藏展出，此后又在陕西师大建立“女性/性别研究文献资料馆”。四十年辗转求索下来，李小江至今已为有关女性的知识传承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基地。
疫情蔓延期间，李小江退居家中，闭门读书写作，在纵览各家的女性/性别研究专著之际，随时挥笔书写感想，展开了与相关作者的书面对话。2023年，从年初到年末，她陆续发表了八篇书评，现已汇为一集，题曰《史学的性别》，杀青出版。笔者近日陆续拜读了其中的所有书评，品味着她与原书作者的一系列对话，对她执著于“本土性”及其性别制度的论述，始有了豁然贯通的理解。以下仅就李书中涉及中国古代女性/性别的各篇书评，浅谈些本人的阅读随感，温故知新，聊作求知补课的练习。
在转述李小江抽丝剥茧，辩证华夏语境中“男女有别”的论述之前，需要对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gender）论述稍作铺陈梳理。自古及今，不分国别族别，每个人都须在其所处的本土环境中具备与各自生理性别（sex）保持一致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基于各自所在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男女在着装、用语、代称和名称上各有不同的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在行为上各有其所遵循的性别守则。这种根据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规范所进行的社会化过程被称为“性别化”（gendering）。然而随着性别理论的激进主张日益高涨，广大受众往往被告知，性别只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建构，女人的女性气质和男人的男性气质都是后天规范形成的，是由社会所构建的角色、行为与活动，是特定社会判定给男人和女人的属性。性别表达一旦被认为后天所规定，社会所强加，个人便拥有了另做选择的可能和权利，另一种“性别化”方式衍生的乱象于是应运而生。笔者久居美国，此类乱象已司空见惯。在政治正确的大旗拥戴辉映下，每个人都被赋予了颠覆现有性别模式的权利，你不管是男还是女，随时都可自由选择另一种性别认同。LGBTQ群体于是日益壮大，在民主党执政的加州，近来公布了一项新的立法：12岁的孩子竟获得变性的权利，连父母都不得干涉。观览近日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场景，明明是膀大腰圆的男人体魄，基于其变性为女人的性别选择，竟被合法编入女子队。他/她长臂劲挥，几拳打下来，就把对方女拳手打得狼狈不堪。走笔至此，不由得想起，李小江曾发出的慨叹：过去消失在“阶级”中，如今消失在“性别”中。性别化荒谬放诞到这一地步，可以想见波伏瓦那句“不是天生而是变成”之论断衍生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李小江何以要一再争辩华夏语境中的“性别”有别于女性主义所定义的gender了。
李小江把她收入此集的书评称作与历史和史家的对话，比如在读王子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的书评中，她声称，正是基于该书所罗列的史料和作者的见解，她终于厘清了古汉语语境中所谓的“性别”重在“别男女”。王子今并无意纠缠所谓的“社会性别”，他只凭史料说话。他列举的这个人伦之要的“别”，按李小江的界定，就是基于“对‘性’的高度警戒”而建立起“对性行为的严格规范。”她由此推断说，这“或许这就是所谓‘性别秩序’乃至‘性别制度”的历史起点。”根据王书列举的史料中有关“男女有别”的规定，李小江理出了早期中国逐步确立的性别秩序：先是男高女低的等级区划，接着是男外女内和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基于此性别等级和性别分工，建立了有关婚姻的礼仪，降及秦汉，礼仪升级为父权制的法律，性别制度才逐步形成，列入了法律条文。
读李小江的文字，我发现她面对老生常谈的定论好作逆向思维，将对立面予以辩证地整合，以悖论的方式拉平矛盾。比如谈起“男外女内”的性别秩序，她笔头一转，别开生面地议论说：
人们习惯将女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强调女性人的生理决定了她必须承担的生育责任，因而长久忽视了男性人自身的自然属性。历史上，男主外，主导社会生活，我们因此看男性多是社会性的。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性别制度发生学看，结论可能是相反的：女主的“内”以及她所担负的生育责任，恰恰是早期人类社会赖以存续的主体和全力护卫的命脉；它是社会性的，不是大自然的安排。说到底，“男外女内”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制度，远不是一个“权力”关系所能涵盖的。深入内里还原到“性”，我们还会发现：性行为，于男人更是自然的、个体的、生理性的；于女人（从受孕到生育）反倒是家族的、民族的、种族的乃至国家的……唯独不是自然的和单纯属于个体的。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女/性”（包括贞操），被赋予了多重文化内涵，可以直接通达精神和审美领域，是男人的“性”难以企及的（同上）
纵览这篇辩护其被称为“本质主义”的长文，其遣词造句之缜密入微，思辨探讨之回旋往复，品味起来，与她一向喜欢称引的马克思那部手稿颇有前呼后应，螺旋上升之别致。不理解或不赞同她的论者，或许会觉得她偏激，笔者直到要动笔评论她这部书评集，反复辩认她对“本土”和“在地”的强调，才确认到她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一直都是很conservative的。该词在中译语境中多被贬译为“保守”，实在偏解了该词在英语语境中丰厚的含义。现将该词置之李文的语境来讲，就是雄辩地守成本土，辩证有别。
在有关《唐代妇女》一书的评论中，李小江赞赏作者高世瑜不为新潮理论所动，始终埋头史料，条分缕析，排列出妇女群体中贵贱有别的阶层，从宫廷、皇族和贵族直到平民、娼妓、姬妾和奴婢，展现出妇女群体按等级和身份自上而下排列的性别制度。该书作者虽从未使用“性别制度”这个术语， 叙及各阶层所享有的不同待遇，读者即可确认到她们的身价地位所从属依赖的家庭成员，也就是她们所三从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李小江顺势阐明了“三从”的确切含义，再次展现了她更深一步阐释妇女何以受父权制荫庇的洞见：
“三从”作为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初衷并不特指人格意义上的“服从”，主要是明确女性的生存归属问题。在女人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产以获得有效报酬的大环境中，女性人身和人生对男性（家庭/家族）的从属和依附，首要之事是保证在父权家庭的荫庇下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权。
李小江并非在这里赞赏父权制，而是阐明妇女依赖其机制得以安生的境况，以及随其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获取了高低贵贱的身份，从而说明普天下的妇女并不具备建立一个姊妹情谊共同体的条件，而是隶属各自三从的男人及其家族的。从妇女弱势的依附中辩证出其相应的优势，这又是她的逆向思维探测到的一个亮点。
长安是唐代都城，近年来基建工程中发掘了不少古墓，大量的墓志铭随之出土，其中有不少墓主为妇女。陕西师大近水楼台先得月，李小江主持的女性/性别文献资料馆因而收藏了很多此类墓志铭拓片，同时在她的关注下，正在组织团队整理编辑，以备正式出版。注目这些拓片，引起了她阅读一本新书的兴趣。此书题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这位宫女本名王钟儿，出身官宦人家，父亲官至州牧，夫婿任职该州主簿。不幸因战乱被敌方劫掠，入北魏皇宫当了宫女，后出家为比丘尼，法名慈庆。因为她当宫女时伺候过年幼的孝明帝，死后享有了立墓志铭的哀荣。就因这一方墓志出土，为后世留下了她的身世和姓名。
针对此一特例，李小江解析了弱势的妇女何以会到受父权制荫庇，竟获取了男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难以坐享的幸运。男子命系血缘，家族一旦大难临头，难躲斩草除根的株连，家破随之人亡。在帝制时代，犯了满门抄斩重罪的家族，男人全部杀头，女眷均没收为奴。因为她们的身体具有被利用的价值，更欠缺谋反报仇的条件和能力，只要重新许配出去，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大概就是基于这一处境，李小江认为，女人因为“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民族属性和家庭出身之贵贱并不那么看重，看重的是（女）色、性和生育功能。”她进而从不同族群严酷的争斗看出，“脱离了原生族群的男性个体在异族人的社会里很难存身；女性不同，恰恰是个体的女性，可能因为单纯的性关系、婚姻关系或生育关系即时改变原有的民族属性和社会地位。”因而“女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未必像男人那么信誓旦旦，其阶层归属和对等级制度的认识未必像男人那么听天由命，其道德意识即贞洁观念也未必像‘列女传’记载的那么根深蒂固不可撼动。”因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人的福祸荣辱和生死存亡与其血缘关系息息相关，而“女性的情感基础也远比血缘开阔，可以是生养关系（嫡母、继母、慈母、养母），也可以是日常照护（保姆、近侍，如王钟儿入宫后的主要工作）。”李小江就女性的弱势身份发掘其适应向度的韧性之洞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让我联想到老庄哲学“知其雄守其雌”的幸存策略，李小江若有兴趣探讨此话题，可另撰文论述。
谈到“历史”（history）一词，李小江援引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戏谑，偏读其为“他的故事”（his story）。其实该词音译自希腊文（"?στορ?α"），本属阴性名词，其原义为调查、审查、判断，所重的就是真实，而且是严格与故事区分开来的。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官捍卫真实的事例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就是齐国史官及其三个弟弟付出杀头的代价直书“崔杼弑其君”的事迹。但自古及今，无论中外，史书依旧充斥谎言。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著名的《历史》，就被认为掺入很多夸张的故事。其实不管是实录还是谎言，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只要史官或独立撰稿人都是男性，都会受到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裹挟。李小江一再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只针对父权制，同时也涉及女性主义。她赞赏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秋风扫落叶般的批判，但谈到其“单一的性别立场和片面化”之偏颇，及其“先天的意识形态品质”，立即做出纠正说：“人世间的两性关系在社会结构上是互补的，并非单方面的剥夺和压迫。做历史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置常识于不顾，先验地置身于现代理论之下。具体到妇女史的开拓和精进，最需要的不是‘主义’，而是可信且可以传承的史料。” 针对“意识形态和历史乃至史学的关系”，李小江早就有话要说，所以题她这部书评集为《史学的性别》，借着与所评书籍作者对话，特别就她关注的历史之真的问题，发表了她的意识形态批判。
近年来，李小江联合陕西师大出版社，主编了题曰“乾坤”的性别研究文史文献系列丛书，八篇与作者对话的书评中所评论的一本新书即为该社出版，书名《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作者为李志生。虢国夫人是杨贵妃三姊，她们姐妹因贵妃得宠而沐浴皇恩，获得顶级封号，其中尤以虢国夫人最抢风头。更因杜甫《丽人行》、张祜《集灵台》意在讥讽的诗句被重点扩散，一个“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尤物型角色一经诗人渲染，俗众传阅，进而载入史册，在此后历朝“文本的历史演变中不断被改写，在不同立场和观念的剔抉取舍中逐渐成为今天可见的样态。”李小江称这些改写的文本为父权制意识形态落在虢国夫人身上的“尘埃”，进而赞赏了李志生剥离“尘埃”的功夫。在唐代，虢国夫人及其姊妹的炙手可热反映了俗众对裙带关系的嘲讽。及至儒学兴盛的宋代，虢国夫人则随同杨贵妃被贬为女祸而载入史册，成了外戚干政罪责的代表。降及明清的传奇故事，她又被改编成满足文人艳情趣味的人物，其中的叙事重点渲染其服饰穿戴之富丽，饮食起居之淫靡，满足了受众的艳羡趣味。李小江因此总结说：“关于虢国夫人的历史记录和对她本人的评价，历时数百年，所有相关文本无不浸染在执笔人身处的时代和主流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她特别点出，“当娱乐已然成为大众消费的廉价市场，历史人物的发掘或重述直接迎合的是市场需求。它有两个特点首先被商家看中推广：一是知名度，便于传播传销；二是去神圣化，走下神坛的同时也是娱乐化的开始。可见，为历史人物（事件）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远不只是学术研究自身的需要，更有市场经济推波助澜，万民大众在欢快的消费中成为史学变革的共谋。”
尽管李小江很推崇李志生在解构有关虢国夫人诸多男性文本过程中剥离灰尘的功力，但谈到该书第三章，针对李志生比较新颖的剥离展示，她随之也敏感出某种偏斜到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其一，评价虢国夫人结队出游，“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张扬，李志生强调了她不受儒家礼教束缚，“冲破‘男女有别’的豪情”；其二，甚至认为 “她的风流放荡、蛮横霸道、奢侈骄纵等，都是她使自己暂时逃离男权社会的彰示。” 经此新颖的阐释，虢国夫人的行动多少被展示出叛离父权制的冲动，似乎有了她个人的某种女权要求。李小江立即从作者的解读中敏感到某种拔高的偏斜，以至从中“看到了意识形态的身影：不再隐匿幕后，俨然成为一副亲临前台参与表演的面具——这样典型的现代面具，直接戴在历史人物脸上。”作为对李志生的提醒，她在此仅点到即止，随即把话题转向了继续剥离灰尘的勉励。就李小江与《唐虢国夫人》作者的长篇对话来看，性别意识形态批判的尺度似乎是较难把握的，因为发言者不只有各自植根的性别，还有她或他立足的本土，及其读书治学过程中受到的诸多影响。
此集中最有可读性的一篇是《文献的性别：女性文献史之经典与解读》。该书题曰《奁史新解》，郭海文主编，也收入李小江主编的“乾坤”丛书。《奁史》属于古代的“类书”，是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类书辑录各种书籍中类似的专题资料, 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可谓前网络时代的纸本“数据库”。在前现代中国，类书的编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吟诗作文者提供“用事”的资料，以便作者行文显示其丰赡的书本学问，尽管不无驳杂餖飣之嫌，毕竟贮存下可供今人做学术研究的人文科学资料。“奁”是古代妇女的梳妆盒，在唐诗宋词中，该词多少含有被“香艳化”的意味，描述妇女容貌服饰的诗作多被称作“香奁体”。该书编者王初桐在清代以一己之力，博览群书，编写此女性生活百科全书，伴随着其小妾李湘芝的助理，他更以“红豆痴侬”自称，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应该说是情有独钟，无畏香艳趣味之嫌，其苦心与勇气诚为可嘉。所以李小江称赞他“以男性身份编撰女性文史文献，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生活乃至人间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细腻、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功莫大焉！”但更值得赞赏的是主编《奁史新解》的郭海文，她投入十多年精力钻研此冷门学问，才完成了这部类书的“新解”工作。
李小江重点评介了其中“针线绵织”类的物事。妇女在家中从事纺织、缝纫的工作不只是纯粹的家务活，还负担着向朝廷交纳土贡的劳务，其中尤以纺织品为重。白居易悯农诗作中对官府的盘剥和农妇的劳瘁有详尽的描述。所谓“男耕女织”，男人负担交纳皇粮的重任，女人的纺织缝纫和刺绣编织除了自给自足，还要完成官府征收的定额。“女织”劳务是十分艰辛的，其耗时费工绝不次于田间耕作，而所应具备的技巧和创新则出于世代积累和备极艰辛的磨练，属于华夏妇女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李小江自述，在女性文化的田野考察中，她对“针线绵织”类的物事最感兴趣，针对用于缝纫的工具和材料——针和线，她进而罗列出妇女在创造物质文明上的功劳及其积淀在汉语词汇中的丰富语义：
从出土文物看，最初古人使用的是骨针；继而用竹针，在汉字中写作“箴”；后来有了金属的针，写作“鍼”（针）。材质的变化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见证。与笔墨立言相似，“针言”即为“箴言”，与“真言”谐音，是女人自我表现和传情言志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手段。同笔墨书写一样，针线绵织承载的不只是心智，也有心绪；如《游子吟》（【唐】孟郊）所描述，在“密密缝”的隐喻里道出了笔墨难以言说的深情厚意。
郭海文更把妇女随身携带的针线比作文人书写的笔墨，升华出针线活所创造的工艺和诗意：
“针线活”作为女性独自担负的社会责任，代替笔墨，以物质的方式将女 性的人生印记存留下来，与传统文献比肩，是研究古代妇女生活的宝贵资料。 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针线之事，不仅是女子一生之事，也是全体女性之事。做针线活，不仅是一种生产技能，也是女性自我书写的主要方式……如果说材质坚硬的针像是女性本体的投射，那么或许可以说，柔软绵长的线，就是将她们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条条不绝的通道。
《新解》开启的《奁史》研究尚在进行时中，郭海文带领的团队正在做更加深入的工作，李小江在文末罗列出该书续编的选题，向读者预展出女性/性别研究回归本土，在地耕耘的丰赡前景。
书评集最后一篇是孙康宜《独行的缪斯》一书的读后随感。与前七篇书评主要就作者的著作讨论本土和性别制度的行文风格不同，这篇书评的行文更多地把作者的身世行事与其作品联系在一起，更像挥洒自如的随笔，某种十分贴心的的笔调不只延续着投缘的对话，更回旋起惬意的共舞。李/我、孙/她迭相对比，层层转换，在评述孙的学术成就之同时，也叙及她如何“走出白色恐怖”的身世 ，如何打破沉默，在几十年的英语语境中，重拾母语，用中文写出了她的回忆录。该文的标题是《从学问到人生：将“现代”轻轻地揉进传统》。孙康宜是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的讲席教授，三十一年前，曾在耶鲁主持召开“明清妇女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美算是首创。那时候她与李小江互不相识，天各一方，却不约而同地开启了女性/性别研究的项目。李小江对话孙康宜，多比况两人的相同之处。两人都关注女性/性别研究，均有相关的著作。如上所述，李小江多年来集中火力，批评性别研究的偏颇，有专著有演讲，从国内批到国外，苦口婆心，说服受众，独当一面，可谓国内女性/性别研究的领衔人物。与李相比，孙的言论比较低调，她在耶鲁讲授古典文学，尤其偏重古代妇女诗词的研究和译介。李小江的硕士论文是《论呼啸山庄》，毕业后涉及的领域已远远超出文学，把她的妇女研究带入了组建团队，开拓基地的天地。孙康宜是从英文原文阅读欧美性别研究著作的，应该说自有其缜密的了解，与只能读中译本的接受向度存在着笔者在此难以详述的区别。
读李小江和孙康宜的著作，我觉得她们两人有个令人钦佩的相同点，值得在此一提，那就是行文中若有任何引文，总是严格注明出处。这在美国学院是铁定的学术准则，稍有不慎，会陷入抄袭嫌疑的指控。李小江在这方面也很严肃认真，读她的书，常享有引文盛宴的奢华。与李小江的旁征博引，洋洋大观相比，孙康宜的徵引较为节制，她并不喜欢发耸人听闻的见解，卑之无甚高论而已。阅读李的著作，不只有捡拾到他人警句意外收获，更能领悟到她举一反三的发挥。比如在读《对话汪辉》一书时，我读到她引用泰戈尔的一句话：“一切具体的文明都是具体的人类经验的体现。”（页284）再往下读她引申的议论，便可理解她固守本土的基本用心，以及她的红色基因在接受和拒绝上所起的杠杆作用了。
200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