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抒怀（之三）生之追寻——教书

八十抒怀（之三）生之追寻——教书

1967年秋季开学，国务院周恩来总理要求学生全部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武汉市教育局通知我们回学校参加短训结业分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

水厂路中学首届初中生毕业于1969年，十四个班的学生，我被分配担任十一班的班主任。其时，各学科都没有课本，不论教什么学科的老师，走进教室都是教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生毕业时，上山下乡到湖北省咸宁地区。

从1967年起，到2005年正式退休，凡三十八年，始终教语文兼当班主任。

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春天来临，时任水厂路中学校长安大庭恩师，有一天在教学楼走廊遇到我，微笑着对我说：“李老师，我下个学期要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去，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安校长带我到了武汉四十三中后，让我担任78届文科重点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预定的升学指标是要实现“零”的突破，即只要有一个学生考取大学就算成功了。

为了不辜负安校长的信任，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下决心一定要教好这个班，实现零的突破。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 “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教师的“那一桶水”，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当时，我正在读庄则栋的《闯与创》，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技术性、哲理性、趣味性、知识性、故事性融为一体，以庄则栋成长和参加世乒赛的事例，阐释了成功事业所需要的坚强的毅力、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职业技能。于是，我决心以庄则栋为榜样，自定三条：一要抓紧时间夯实专业基础知识；二要认真抓好班级建设，让班集体形成努力向学共同进步的氛围；三要切实提高语文教育教学能力，让学生学有所得，提高成绩，还要加强个别辅导，实现“零“的突破

那时，我还经常阅读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的《语文学习》。每个月只要刊物一到阅览室，我立即从头看到尾。常常看到一些中学老师的文章赫然登在刊物上。虽然我没有项羽那种“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的霸气，但还是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种不服周的个性，难道我的文章就不能公开发表吗？刚好《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发了“《一篇优秀作文的诞生》征文启事”，于是，我就把如何指导学生写记叙文、如何面对面指导学生修改作文的全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写成文章。用挂号信寄到北京。没有想到，大约个把月后，收到编辑部挂号寄给我的“清样”。仔细阅读编辑来信，要求我认真修改后，尽快回寄给编辑部。修改后的“清样”，挂号寄到北京去了，公开发表在该刊1980年第八期。

1979年高考，我执教的文科班超额完成了安校长布置的任务。1980年，经安校长同意，借调到我的母校——华师一附中工作。后来，在母校袁福校长和安校长的亲切关怀下，历经艰难曲折，终于正式调回到母校。

1982年，袁校长指派我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编辑出版的分编型实验教材改革实验。人教社的这套分编型语文《阅读》和《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而且，这套教材改革实验的规模，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全国各省、直辖市必须有两个城市和两个农村的省级重点中学参加六年（1982年至1988年）改革实验。各省市教学研究室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派教研员指导试教；人教社负责编辑教材、组织实施教材改革理论和实践指导工作。每年暑假组织全国各省市的执教老师集中学习教材、集体备课、交流总结经验。83年在洛阳、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每次会议。刘国正先生率先开讲会议宗旨，然后各册编辑主讲教材编辑理念、教法建议。

1983年洛阳会议，大会主持人、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张定远所长，安排我讲《试教初步》，汇报一年试教的具体做法及初步取得的成果。1984年兰州会议，张定远所长再次安排我在大会发言，重点汇报训练学生“质疑问难”和“课堂即席发言”的方法和成果。会后，刘国正先生对张定远先生说：“我们是不是去培永那里，看看那些可爱的学生啊？”定远先生说：“好的。我来安排吧！”

1985年6月3日，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所长，到我执教的实验班参加学生的座谈会，许多学生即席发言，汇报三年参加教改实验的收获与感受，并对实验教材提出修改建议。（见【附录一】张定远所长最后发言，特别表扬学生的说话能力和水平，高度肯定学生对修订教材的意见和建议。

我在试教六年期间，经常阅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这本论集将叶老的一百多篇文字，划分为语文教育理念、语文教学方法、文章作法、教材编法等板块，不仅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更让读者打开了一个语文教育教学方法的“百宝箱”。我在执教人教社《阅读》和《写作》教材时，遇到问题就马上翻阅叶老的《论集》，真正是“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如作文教学，按课本要求，两周必须写一次课内作文，还要指导学生自己修改；还要求学生坚持写“课外练笔文”，每周至少写三篇。全班学生写的那么多作文，怎么办？叶老教导说：“作文评改方法要改革“。叶老还特别强调“讲深讲透与精批细改一样，学生吃亏。“、”写作和阅读比较起来，尤其偏于技术方面，凡是技术，没有不需要反复历练的“。遵照叶老的教导，改革写作教学方法，学生受益。三年初中，有五人获得省市学生作文竞赛奖，三十多人的作文再各地语文报刊公开发表。其中，学生王江写的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时任市长吴官正阅后批示，经《武汉青年报》报道后，迅速在全国引起”王江旋风“，各地中学生积极开展”假如我是……“活动。还有孙燕同学利用暑假时间，创作了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后来公开发表在湖北省作协主办的《长江》1988年第三期。

我自己从学生的作文堆中跳了出来，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却得到了极大提高。初中三年实验结束时，湖北省教研室组织我班学生参加1985年高考语文单科测试，试卷经高考阅卷老师评改，人均成绩超过了应届高中考生。（见【附录二】）初中三年实验结束，有37人考取了华中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校长、家长和学生都高兴。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人教社和湖北省教研室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省教研室组织学生参加1985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高考阅卷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1984年暑假，我与周正逵老师相识在兰州。周老师是高中阅读教材的责任编辑，在人教社第二次全国初中分编型教材实验备课工作会议上，于8月11日上午，给我们试教老师介绍了高中分编型阅读教材的编辑理念、体例：高一年级《文言读本》（上下册）、高二年级《文学读本》（上下册）、高三年级《文化读本》（上下册）。重点介绍了高中一年级将要使用的《文言读本》，上下两册各有五个单元，每个单元依次编有：诵读课文、复背课文、文言常识、点读练习、翻译练习和浏览课文等六个部分。读本“前言”特别强调“要十分重视诵读训练。所谓诵读，就是要求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的方法，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到可以背诵。”周老师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文言文基础，就不可能欣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文学素养，就很难读懂文化著作，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高中三年《写作》三册的责任编辑王连云先生，也是初中三年六册《作文·汉语》（1986年修订后为《写作》）责任编辑。初中三年试教结束后，人教社决定修订试教课本，建国以来第一次邀请中学老师参加修订工作。刘国正副总编和王连云责任编辑决定，邀请北京的张必锟、江苏的朱泳燚和湖北的李培永，于1986年10月到北京人教社参加修订工作。

1988年，实验班学生汪深参加国际化学奥赛夺得金牌第一。全班高考升学率达97%。（见【附录三】）

六年试教结束，1988年暑假人教社在西安召开“分编型教材改革试教总结大会“，我获得”试教成果显著“奖。

1989年暑假，应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邀请，赴海口讲学，并为农垦总局系统一百多所中学语文老师上示范课。农垦中学赖瑞光校长听课后，盛情邀请我调到农垦中学，继续进行语文教学改革。

1990年9月，我举家南下，调到海南省农垦中学执教高中文科重点班。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华中师大一附中数学实验班高级教师游丽昭，与我同时调到农垦中学执教高中理科重点班。我们两人互教对方班级的语文和数学。英语则是随后调到农垦中学的胡承辉老师执教，胡老师是从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调来的。三年后，名不见经传的农垦中学，一举夺得海南省高考升学率第二名，轰动全省，创造了农垦中学的高光时刻，学校也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时任海南省教育厅谢峰厅长高度评价农垦中 学“低分进，高分出“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见【附录四】）

1992年教师节。我被海南省政府授予海南首批语文特级教师，终生享受国务院特级教师津贴。

【附录一】1985年6月3日赵劲松同学在实验班语文教改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一接近尾声了。三年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语文学习方面，无论是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还是学习能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对语文学习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连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也没有，只知道跟着老师转，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自己不动脑筋思考。结果一个学习阶段过去了，我感到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太不适应了。我上中学以后遇到的这个语文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很少向我们灌输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讨论、争论，使同学们在讨论在取得进步，在争论中提高能力。这就逼着我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去组织语言说服或反驳对方。在与同学的争论中，不仅提高了说话能力，而且提高了边听边思考的能力。这是三年来我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收获！

在写作方面，老师采取了同学互相评改的方法。刚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种方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评改方法对我们有益无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以前，我最怕写作文，一拿起笔就感到无话可说；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提笔成文，但至少对作文已经没有害怕心理了。

我对语文学习兴趣由淡变浓的主要原因，还是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我们实验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就免不了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论。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同学们商量一节还想上下一节。李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就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向他提问，指出他讲课中出现的错误，还鼓励大家大胆地对编入课本的名家名篇质疑。这就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创造能力。

【附录二】1985年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看了我们的对比分析报告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说：



（1985年8月再北京章熊先生家客厅）

李培永同志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字，但仅有数字而缺乏具体分析，还不能说明问题，只能引出一些想法。

所谓“缺乏具体分析”，主要是指缺乏这批学生入学时的情况介绍，没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很难估计他们进步的幅度以及取得进步的原因。                   

但是这些数字表明，这些学生的语文能力已经达到了今年高考学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这三题的相比数字，可以说他们巳超过了平均水平。再从总分情况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分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1人，分布比较平均，可见这批学生中并没有出类拔萃的“尖子”。那么，可不可以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高考属于选拔考试，它不同于结业考试，为了扩大区分度，每届试题中都要有一些难题，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答不出这些难题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题的第五小题来看，这道题要求学生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根据上下文判断概念的特殊意义，是比较难的，这些学生的成绩却大大超过一般高中毕业生，可见他们受过较好的阅读训练。此外，从前面谈过的总分分布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基本功情况。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埸，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从开始试教实验就一直在指导我们进行改革，他原来是北大附中副校长，我国最早的一批语文特级教师。他和人教社副总编辑刘国正同志、该社《课程·教材·教法》编辑室主任张定远同志，还有张必琨先生等语文教学的专家都是这套改革教材的编者，他们特别关注我们这个实验班。

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主任于1985年6月3日特地到我班参加了学生的语文实验汇报会，张定远主任听了学生的汇报后，鼓励学生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1992年刘国正先生在农垦中学李培永家中书房与我们夫妇合影）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试验中创出更好的成绩！  【附录三】《语文实验班的奥赛冠军》

 1988年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金牌第一名，是华中师大一附中1988届4班的学生汪深。

华师一附中1988届4班是理科班，也是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汪深也是当年随机分到实验班的数学尖子生。他曾经多次获得过初中数学竞赛全国及省市的一二等奖。

在第一次家长会上，汪深的妈妈首先发言。她说，我的孩子能进语文实验班，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汪深小学、初中语文，特别是作文都不好，李老师刚才介绍了实验教材的情况，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是还有一套《写作》教材，这对我的孩子帮助太大了。

 我们与汪深妈妈第二次见面是在学校年级办公室。当时，教我们班数学的倪政勇老师，让我请家长来一起商量，怎么继续发挥汪深初中数学特别好的优势，强化高中数学，争取三年后冲击奥赛。我和倪老师、汪深和他妈妈，四个人开会制定了一个“三级跳”计划。即第一级，参加湖北省数学奥赛取得一等奖；第二级，参加全国数学奥赛取得一等奖，并进入国家奥赛集训队；第三级，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赛拿金牌。

当汪深夺得国际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载誉回到北京，给我们发电报：“三级跃过一步而已”。

 诚然，汪深没有能在数学竞赛中实现“三级跳”，非常遗憾。但是，正是三年强化数学的艰苦训练，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和应对重大竞赛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匆匆忙忙强化化学奥赛备考两周后，一路过关斩将，直达化学奥赛国家集训十人团队，最后被选为国家队四个成员之一，去芬兰参赛取得金牌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回顾这段往事，汪妈妈深情地说，汪深小时候正是我和他爸爸最忙的时代，没有办法，就买许多小人书给他自己看，后来上学了，就买一些适合他看的书。然后，在全家吃晚饭的时候，让孩子们轮流说说自己看过的书，或者谈谈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结合他们讲的内容说说看法，讲些道理，如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团结同学、关心他人等等。

 汪妈妈说，汪深高一学习文言文后，每天回家都要到他爸爸的书柜找与课文相关的原著阅读。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当堂背诵文言文，那是他掌握了李老师教的文言文诵读方法。

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了。

 汪深获得奥赛金牌后。华师大副校长邓宗琦教授，约他的妈妈写写家庭教育和对中学教育的建议。他妈妈给邓副校长的信中这样说：

从汪深在语文水平的提高方面看（他高中才分到实验班），他初中并不喜欢语文，高中进入实验班后，对语文兴趣大大提高，写作能力和水平也有飞跃性进步。究其原因，一是对教材有兴趣；二是对李老师的教学水平和方式方法满意，例如汪深之所以能当堂背诵难度较大的文言文，主要是李老师教会他如何诵读文言文，读顺了就容易记忆和背诵。汪深能获“湖北省首届高中作文竞赛”二等奖，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他小学、初中语文特别是作文都不好，这说明他高中阶段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对这一点，我们从心里感谢李老师的成功教育。

 既是老师又是朋友，这是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课堂上是师生，认真教和学；课下是朋友，师生可以一同下棋一同交谈。汪深经常和李老师下围棋，也经常与李老师一同去同学家走访，特别是当同学家里发生意外的时候。

 李老师不但抓全班的升学率，同时也注意培养个别人才。在对汪深培养方面也下了功夫，他根据汪深数学特别好的特长，高一就为他制定“省、全国、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三级跳”目标，这次获得金牌，虽然不是在数学科，而是在化学科实现了这一规划，但能说明李老师有远见、不仅能识才，而且能引导学生成才。

【附录四】结缘海南

结缘海南，始于1984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上第一节课已经打了预备铃，湖北省教研室谭爱旭老师，带海南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一行十多人来听我的课。我立即安排他们在教室后面就坐，开始按我的计划上课。现在也不记得当时上课的具体情况了。只记得，下课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海南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总局所属中学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以后连续几年暑假前，吴主任都邀请我们到海南一游。不成想，那几年，每年暑假，人教社都举办全国教材改革实验工作会议。实在没有时间去海南，

1989年暑假，吴主任又一次邀请我们，并说如果这次不来，以后就可能没有机会了。于是，湖北省教研室谭爱旭老师就组织我们到海南讲学。我主讲语文，借农垦中学的学生上示范课。

海南农垦中学的赖校长也来听了示范课。课后，赖校长邀请我一家第二天早上到海口华侨宾馆喝早茶。喝早茶时，赖校长详细介绍了海南农垦中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前景，盛情邀请我们来农垦中学工作。他谈到工资和奖金是多少多少，我告诉他，这就不如我们华师一附中了；他说新盖的高级教师楼即将落成，我说我们一附中的住房及附设生活设施，如管道煤气是农垦中学短期内难以达到的。赖校长深情地说，只要你愿意调来，我每个月派人去对面的广东徐闻县给你买两坛液化气。我说，那太麻烦了！而且，大家都烧柴烧煤，我们也不好意思搞特殊呀！

赖校长真是一个非常会做说服工作的人，他看到上述两点无法打动我，就转而问我的两个女儿读几年级，在哪里读书。当他得知正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他马上告诉我，你的两个女儿如果到海南来参加高考，一定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然后，他详细介绍了海南高考的有关政策。赖校长如此求贤若渴，这样盛情，还有什么话说呢？于是，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为了我两个孩子的未来，为了你强烈的事业心，我一定会考虑来海南的。

回武汉后，同学、同事、朋友见面就问我海南印象，我就讲如果高中学生去海南参加高考，同样的成绩比我们湖北更容易考取大学。仅此一点，就让许多一心扑在学生身上，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的中学老师动了心。加之，赖校长多次飞赴武汉，与这些动了南下之心的老师们见面，吃饭，聊天，全面介绍农垦中学的情况，并盛情邀请他们去海口实地考察。去考察回来后有游丽昭、李国光、胡承辉和水运生四家决定南下，于是，我们五家先后调到农垦中学了。

赖校长任职农垦中学校长十三年，他千方百计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办成为海南省一流重点中学，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几件我知道的往事，当时不好说，现在可以公之于众了。

1992年教育部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校》（中学卷），是各省教育厅经过几年精心组稿认真审核，各中学名校共同努力的成果，各省自成一卷，书名统一为《中国名校》（中学卷）。海南省一开始就确定农垦中学为省级第一批名校，通知学校写一篇5000字的简介、五张学校照片，在规定时间内交教育厅办公室唐主任。赖校长接到通知后，指定专人组稿写稿，上交文稿截止日之前，曾三易其稿。最后只剩三天时间了，唐主任电话告诉赖校长，农垦中学这次就不报上去了！那文稿不符合教育部的要求。赖校长立即找我商量，决定让我跟他一起去教育厅见唐主任，请求给农垦中学最后一次机会，争取三天内上交合格的文稿。

唐主任见赖校长和我之后说：“只剩三天时间了，等下一次再说吧！”

赖校长：“请您再给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三天之内我们送来的文稿不符合要求，那我们就等下一次，可以吗？”

唐主任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那好吧！”

赖校长这时才松了一口气，把我介绍给唐主任。

我请唐主任把已经完稿的、审核通过了的海南中学和华侨中学的文稿，借给我学习一下，他笑着说：“那只能在这里看看啊，不能拿出去！”我就在他的办公室认真看那两篇文稿，赖校长和唐主任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看完之后，我笑着对唐主任说：“我回去试一试吧，争取最后通过您的审核。”

在回学校的车上，赖校长不停的问我，三天能完成吗？你这三天不去上课了，专心致志写这篇文章吧！

我说，课不能不上，不能耽误学生的课程。文章照写，保证三天交一份合格的文稿。

赖校长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它关系到学校的名声和将来的发展啊！不能等下一次！你要知道，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就像文革时抢上公交车一样，你抢不上头班车，真不知道二班车什么时候到呢！现在，对你来说，完成这篇文稿就是头等大事！（果不其然，二十六年后，《中国中学名校录》成为绝版了。）

第三天下午，我和赖校长去教育厅办公室，交上打印好了的文稿，请唐主任审阅。唐主任认真审阅完后，高兴地说：“很好！赖校长怎么不早点请李老师执笔呢？”赖校长笑了笑，似乎答非所问：“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和支持！不然就赶不上这班车了啊！”

近三十年来，许多事情早已忘记了，但只要看到当年一起去做那些事的人，或者故地重游，都会激起那些往事的回忆！难忘第一次与赖校长一起喝早茶！更难忘与赖校长一起，为把农垦中学建成全省一流重点中学而努力工作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