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好友夏君
（之三）
徐家祯
成为好友
（接上文）我与夏镛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与他有很多 共同的爱好。
从我当时正在看的《三侠五义》谈起，我们发现我们的共同爱好实 际上是外国文学。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外国文学，从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开 始看，看到各国的民间故事和安徒生童话故事、格林童话故事，再看遍苏 联小说、俄国小说，最后看到英、法和美国的小说。五十年代中国各出版 社出版过的外国文学作品，那时我几乎都买来看过了。在大学期间，我一 度曾想利用图书馆的资料，编写一本《英国小说索引》，但是后来发觉我 的这个计划野心太大，就半途而废，放弃了。夏镛那时也喜欢外国文学， 于是我们在一起，谈论的常常是外国小说的话题。夜自修没有什么功课可 做时，我们也各自拿一本外国小说读。
我与夏镛的另一个共同话题是西方古典音乐。我大约从十二三岁时 起，就爱上了西方古典音乐。先是听听广播电台里所谓的轻音乐，后来， 父亲买了一架电唱机，还买了不少苏联和捷克的古典音乐唱片，我就开始听古典音乐了。这些事情，我在以前写的不少随笔中都详述过，这里就简 单再重述一下。那时，我听音乐只是注重乐曲的悦耳不悦耳。虽然我也从 丰子恺的《大音乐家的小故事》这类介绍外国古典音乐的通俗读物中，已 经了解了一些西方主要作曲家的情况，但根本不去关心一部曲子演奏的是 哪个乐团、指挥家或独奏家是谁。
夏镛喜欢上西方古典音乐是受了他哥哥和姐姐的影响。可能也是因 为受他兄姐的影响，夏镛那时不但听过的乐曲比我多，而且谈起西方国家 的乐团和演奏家时，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真是让我佩服至极。更使我吃 惊的是，他竟然告诉我他听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和捷克爱乐来华访问时的 现场音乐会!后来我在我《南澳散记》(注 4)的〈听音乐〉一章中写道:
“特别听他说起亲耳听到捷克爱乐乐队和苏联 国家交响乐队来沪演出的实况时，我真有种遇到见过 基督显灵的教徒或者朝见过列宁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敬 畏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基本上断绝了关系，尤其是 文化上的交流，于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来源，主要来自于苏联和东欧几个 “民主国家”。记得五十年代，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大卫 · 奥伊斯特拉赫 (David Oistrakh, 1908-1974)就到中国来访问演出过。在上海的演出地点 是美琪电影院。据报纸上报道说，连舞台上都站满听众。我记得，除了上 面提到的苏联和捷克两班乐团外，好像东德的德累斯顿爱乐乐团也来中国 访问过。但是，所有的外国演奏家来中国演出，票子几乎全部是内部供应 的，也就是只分配给专业单位(如，音乐学院等机构)和有内部关系的听 众，一般群众根本买不到票。那么，夏镛是怎么去听现场音乐会的呢?他 告诉我，是去文化广场外等退票!德累斯顿乐团要是也到过上海，而他没 有听过，那么，一定是没等到退票吧。夏镛的爱乐精神，真的让我十分感 动，自感远远不如他。所以，我后来常对人说:夏镛是我进入音乐大门的领路人。不过，可惜的是，后来，随着岁月的变动和环境的更改，夏镛的 听乐程度还是几乎停留在我们大学时期相遇时的水平，而我的听乐经历却 逐渐赶上并超过了他，而且还写了大量音乐欣赏方面的文章，出版了关于 古典音乐方面的著作，那就只能说是后来居上了。
“特别听他说起亲耳听到捷克爱乐乐队和苏联 国家交响乐队来沪演出的实况时，我真有种遇到见过 基督显灵的教徒或者朝见过列宁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敬 畏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基本上断绝了关系，尤其是 文化上的交流，于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来源，主要来自于苏联和东欧几个 “民主国家”。记得五十年代，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大卫 · 奥伊斯特拉赫 (David Oistrakh, 1908-1974)就到中国来访问演出过。在上海的演出地点 是美琪电影院。据报纸上报道说，连舞台上都站满听众。我记得，除了上 面提到的苏联和捷克两班乐团外，好像东德的德累斯顿爱乐乐团也来中国 访问过。但是，所有的外国演奏家来中国演出，票子几乎全部是内部供应 的，也就是只分配给专业单位(如，音乐学院等机构)和有内部关系的听 众，一般群众根本买不到票。那么，夏镛是怎么去听现场音乐会的呢?他 告诉我，是去文化广场外等退票!德累斯顿乐团要是也到过上海，而他没 有听过，那么，一定是没等到退票吧。夏镛的爱乐精神，真的让我十分感 动，自感远远不如他。所以，我后来常对人说:夏镛是我进入音乐大门的领路人。不过，可惜的是，后来，随着岁月的变动和环境的更改，夏镛的 听乐程度还是几乎停留在我们大学时期相遇时的水平，而我的听乐经历却 逐渐赶上并超过了他，而且还写了大量音乐欣赏方面的文章，出版了关于 古典音乐方面的著作，那就只能说是后来居上了。
话再拉回来，夏镛那时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那就 是他告诉我:上海已经有慢转唱片卖了!慢转唱片，也叫密纹唱片，因为 唱片上刻的纹路既细又密，所以一张同样大小的密纹唱片，可以录的音乐， 就比一般唱片多得多了。而在此之前，我家里虽然已经买了一百多张唱片， 但是，那些唱片却都是每分钟 78 转的普通胶木唱片，而慢转唱片，则是 每分钟 33 转或者 45 转的唱片，于是，一部半个小时的交响乐，用普通唱 片来录制，需要用两张唱片，也就是在播放时，不但要换一次唱片，而且 每张唱片还要翻一次面:音乐要中断三次。而一张大号的慢转唱片，则只 要用一张唱片就能录制完整的一部交响曲，听时，中间只需翻一次面:音 乐只要中断一次。当然，那时中国不会进口西方国家的慢转唱片，进口的 只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产品。
夏镛不但知道上海已经有慢转唱片可买，而且还告诉我，就在外文 书店可以买到。于是，第一次我去找慢转唱片，就是夏镛在一个星期六下 午，陪我坐公共汽车去的。
当时上海有两家外文书店(五十年代好像还叫“国际书店”，“外文书 店”是后来改的名):一家在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旁边的茂民路上，店面不 大，唱片也不多，“文革”爆发前可能就关门了;另一家在靠近江西路的福 州路上，是总店，店面很大，现在还在。总店卖音乐唱片的部门就在进门 的右手边。唱片是不能自己进去挑的，只能看目录。目录上所列唱片常常 已经被划掉很多了 —— 那是表示已经售缺。选好唱片，让售货员在身后 的架子上找。找到了，可以要求店员用店里放着的唱机试听。但往往听了 一两分钟，店员就会不耐烦地问你:“要不要?”
夏镛不但知道上海已经有慢转唱片可买，而且还告诉我，就在外文 书店可以买到。于是，第一次我去找慢转唱片，就是夏镛在一个星期六下 午，陪我坐公共汽车去的。
当时上海有两家外文书店(五十年代好像还叫“国际书店”，“外文书 店”是后来改的名):一家在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旁边的茂民路上，店面不 大，唱片也不多，“文革”爆发前可能就关门了;另一家在靠近江西路的福 州路上，是总店，店面很大，现在还在。总店卖音乐唱片的部门就在进门 的右手边。唱片是不能自己进去挑的，只能看目录。目录上所列唱片常常 已经被划掉很多了 —— 那是表示已经售缺。选好唱片，让售货员在身后 的架子上找。找到了，可以要求店员用店里放着的唱机试听。但往往听了 一两分钟，店员就会不耐烦地问你:“要不要?”
记得我第一次去福州路的外文书店，只买了两张一套的《天鹅湖》 捷克唱片。买这套唱片的目的倒并不完全是因为特别喜欢这部音乐作品， 或者它的演奏，而是我喜欢上了这套唱片的装帧和封面照片:唱片放在一 个很精致的盒子中，外封面上是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弯着腰做出很像白天 鹅的造型来，十分优美。
自从第一次与夏镛去外文书店买过唱片之后，我就成了这两家外文 书店的常客，几乎每周六或日都去。有时夏镛不去，我就独自前往。后来， 音乐唱片改到西藏路南京路口的音乐书店去卖了，我也几乎每周六或日都 去。到“文革”开始，我已经积累了 300 多张慢转唱片。我买了一个有多层 架子的木橱，学外文书店的样，把唱片一张张平放在架子上。这个木橱， 就放在二楼后间平时空着的房间里。不过那是后话，这里就不多谈了。
记得我进大学不久，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大学的伙食越 来越差，饭菜的份量越来越少，让人整天感到肚子饿，吃不饱。后来我发 现，上海国际饭店十四层楼西餐部居然还对外开放，而且不需“就餐券”。 饿了一周，我常常逛完外文书店，就到南京东路坐有轨电车去国际饭店十 四楼吃一客西餐才回家。一开始，国际饭店的西餐套餐真合算:四元钱一 客，有什锦色拉、法式焗洋葱汤、白汁鲑鱼、炸猪排和咖啡及冰淇淋，还 有面包!后来，四元一客的套菜很快就涨到五元一客，最后再涨到十元一 客。半年或一年后，国际饭店的餐厅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幸亏那时，政府 已经开放自由市场和供应高价食品，我可以回到家里去为一周的饥饿充饥 了。
夏镛第一次陪我去外文书店，他只看我买，自己一张都没买。后来 一起去过无数次，他也基本每次都不买，只看我买。在我印象里，他似乎 只买过一张苏联唱片，是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列宁格勒交响乐 团演奏，莫拉文斯基指挥。那时，大的苏联唱片 7 元一张，中等的 6 元一 张;东欧各国的唱片，大的 9 元一张，中等的 7.5 元一张，小的 45 转的唱片，好像 3.5 元一张。那时大学毕业生 50 多元的工资，可以买几张慢转唱 片?更何况，那时我们还都是大学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呢!
记得我进大学不久，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大学的伙食越 来越差，饭菜的份量越来越少，让人整天感到肚子饿，吃不饱。后来我发 现，上海国际饭店十四层楼西餐部居然还对外开放，而且不需“就餐券”。 饿了一周，我常常逛完外文书店，就到南京东路坐有轨电车去国际饭店十 四楼吃一客西餐才回家。一开始，国际饭店的西餐套餐真合算:四元钱一 客，有什锦色拉、法式焗洋葱汤、白汁鲑鱼、炸猪排和咖啡及冰淇淋，还 有面包!后来，四元一客的套菜很快就涨到五元一客，最后再涨到十元一 客。半年或一年后，国际饭店的餐厅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幸亏那时，政府 已经开放自由市场和供应高价食品，我可以回到家里去为一周的饥饿充饥 了。
夏镛第一次陪我去外文书店，他只看我买，自己一张都没买。后来 一起去过无数次，他也基本每次都不买，只看我买。在我印象里，他似乎 只买过一张苏联唱片，是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列宁格勒交响乐 团演奏，莫拉文斯基指挥。那时，大的苏联唱片 7 元一张，中等的 6 元一 张;东欧各国的唱片，大的 9 元一张，中等的 7.5 元一张，小的 45 转的唱片，好像 3.5 元一张。那时大学毕业生 50 多元的工资，可以买几张慢转唱 片?更何况，那时我们还都是大学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呢!
后来我与夏镛慢慢进一步熟悉起来，我就知道夏镛的家庭情况与我 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是，我与夏镛都出身于所谓的“四类分子家庭”。夏镛老家是 江苏昆山，离上海很近，但他本人是出生在上海的。他父亲其实是位纸业 商人，49 年前，家境十分殷实，这从他家“文革”时还留有的几件红木家具 就可以看出。但是，不知怎么的，他父亲后来被选为纸业公会的会长。当 时的国民政府，各行各业都要组织“义务警察”，大概是为了防备共产党的 一种民间组织吧。他既是会长，就兼任了“义务警察”的小队长，发了手枪， 每周去操练。改朝换代了，参加这种武装组织的人都作为旧政府的军政人 员来对待。但是，夏镛父亲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罪行，所以一开始，里弄里 对他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不过，夏镛的父亲是那种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 常常会乱讲新政权不喜欢的话，更危险的是，他还常常去得罪里弄干部。 于是，不知在“镇反”还是“肃反”运动中，就借他历史问题的因头，把他抓 起来，关进监狱。他父亲本来有肺病，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就发病了。 监狱里最终让他“保外就医”，那是 50 年代中期的事情。出狱不久，夏镛父 亲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夏镛父亲一去世，他家的经济就发生了巨大困难。夏镛母亲是没有 多少文化的家庭妇女，不工作。家里两女五男有七个孩子。幸亏那时，他 家大的三个孩子已经开始工作，总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夏镛的母亲虽然不 工作，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但真是一位善良、勤劳、刻苦的妇女。她竟然 把所有七个子女全部培养到大学毕业!(夏镛是家里的老四，下面还有两 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因为中学毕业于“文革”之中，所以先被分配去江西务 农。但“文革”一结束，高考恢复，他就考上了大学)要是把上大学比喻成 过去的科举考试中了举的话，那么，夏镛家就是“七子登科”了!
相同的是，我与夏镛都出身于所谓的“四类分子家庭”。夏镛老家是 江苏昆山，离上海很近，但他本人是出生在上海的。他父亲其实是位纸业 商人，49 年前，家境十分殷实，这从他家“文革”时还留有的几件红木家具 就可以看出。但是，不知怎么的，他父亲后来被选为纸业公会的会长。当 时的国民政府，各行各业都要组织“义务警察”，大概是为了防备共产党的 一种民间组织吧。他既是会长，就兼任了“义务警察”的小队长，发了手枪， 每周去操练。改朝换代了，参加这种武装组织的人都作为旧政府的军政人 员来对待。但是，夏镛父亲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罪行，所以一开始，里弄里 对他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不过，夏镛的父亲是那种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 常常会乱讲新政权不喜欢的话，更危险的是，他还常常去得罪里弄干部。 于是，不知在“镇反”还是“肃反”运动中，就借他历史问题的因头，把他抓 起来，关进监狱。他父亲本来有肺病，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就发病了。 监狱里最终让他“保外就医”，那是 50 年代中期的事情。出狱不久，夏镛父 亲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夏镛父亲一去世，他家的经济就发生了巨大困难。夏镛母亲是没有 多少文化的家庭妇女，不工作。家里两女五男有七个孩子。幸亏那时，他 家大的三个孩子已经开始工作，总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夏镛的母亲虽然不 工作，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但真是一位善良、勤劳、刻苦的妇女。她竟然 把所有七个子女全部培养到大学毕业!(夏镛是家里的老四，下面还有两 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因为中学毕业于“文革”之中，所以先被分配去江西务 农。但“文革”一结束，高考恢复，他就考上了大学)要是把上大学比喻成 过去的科举考试中了举的话，那么，夏镛家就是“七子登科”了!
所以，夏镛家虽然家庭成分与我相同，但是他家的经济情况却与我 天差地远了。夏镛毕业时，他的大弟弟还没有大学毕业，他的小弟弟还在 念高中。虽然他的大弟弟已经过继给他一个经济情况很好的单身姑妈，不 要他母亲负担了，但我看夏镛拿来的工资一定大部分都要交给他母亲作为 家用，还要帮助一点还在念书的小弟弟吧。所以，他与我一起去外文书店 而很少买唱片，其原因，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我猜，连他的支气管炎可能 也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未完待续）
注 4:《南澳散记》，徐家祯著，1991 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