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以前，南京沦陷（3/3）

张纯如认为美国社会长期忽视南京大屠杀，在书里试图分析其原因。张著出版后，有的书评人否认美国社会忽视南京大屠杀，指出美国虽然没有出专书、没写进历史教科书，但一直有人研究。有的书评人批评作者一味站中国立场、以中国代言人自居。对于华裔美国人，这是诛心之论。但就这本书而言，这种批评有失公允。张著（第209-10页）完整记录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贝德士等人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批判、软禁和驱逐的事实。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这种行为按照中华文化属于忘恩负义。作者并没有不加分析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外籍华人的身份认同、效忠国家和自处之道，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张女士去世多年，印太形势已经豁然开朗。印太和平威胁来自何方，是曾经军国主义当道的日本，还是现在厉害了我的国，美国社会已达成共识。

张纯如写作此书的另一意图，是为了让华裔美国人世代不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遗产”。这份遗产如果是历史经验，的确是有价值的。如果是血海深仇，就毫无价值。章开沅先生说得好，“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有人煽动对日本的仇恨，说什么“原子弹下无冤魂”。实际上，长崎核爆死难者绝大部分是无辜平民，还包括至少8名盟军战俘、上百名中国人、上千名朝鲜人。仇恨日本的人，无视当代日本社会承认历史、热爱和平的主流，但他们一般不会拒绝使用日本产品。

中日是近邻，两国关系历史复杂。小泽征尔1935年出生在伪满洲国奉天市，在中国生活到6岁。他父亲小泽开作是满洲国协和会、华北新民会的创始人之一，积极推动日本侵华事业，因为崇拜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军官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从二者名字中各取一字，就成了征尔、后来举世闻名的指挥家。中国一直将小泽征尔视作友好人士。小津安二郎的人生就更复杂了，曾是日本侵华毒气部队的一员，担任班长，后升军曹；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到句容，其后驻扎南京数月；其战时日记曾写到慰安妇。但小津战后影片人情味浓郁，体现普遍人性、东方道德、和平倾向，被认为是“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导演。”

严肃认真的批评是学术尊重的一种形式，可惜张纯如女士再也听不到我们的意见，再也没有改进著作的机会。张著2011年英文版增添了她先生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on Douglas）新写的跋。跋写得好，客观全面。在道格拉斯先生看来，前妻发病原因复杂，包括对日本右翼的忧惧、家族遗传、多次流产带来的身心创伤、经常熬夜、新书推介的辛劳、不信西医常服中药、骄傲等因素，跟张母说的不完全一样（265-68页）。无论如何，愿逝者安息。

2007年底日本同时代社出了张著日语版。张女士如果知道，不知是否会为日本社会的容量感到些许欣慰。

我手头有本复刻版《高等科国史》，是日本文部省编写和发行的历史教科书，原版发行于1945年7月31日。当时学制里的高等科，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一、二年级。教科书出版两个星期后日本投降，所以并未真正投入使用。前几年右翼促成当年历史教科书再版，以右翼人权活动家自居的三浦小太郎先生写了一篇解说词附在书后。解说词的结语，“我们在令和时代的使命，是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神国’，一个‘开放的神国’，远离狭隘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排他性原教旨主义以及将自己价值观强加于人的那种意识形态。”这段结语，除了“神国”的说法仍令人不安，其余似乎问题不大。不论再版者用意，这本书无疑具有时代标本意义，我们正好可以从中了解军国主义日本当年的思维和立场。

我料到军国主义者会有一套强盗逻辑，没想到竟似曾相识。该书最后一章《昭和的宏谟》【宏谟，宏谋之意】，讲满洲事变的意义和大东亚战争的使命，声称：满洲事变的缘由，在于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长期对日本的压迫和遏制。美国操弄中国仇日排日反日，英国在新加坡加强军事。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在美国怂恿下，压迫在华和人，抵制日货，蹂躏日本在华利益，触发九•一八满洲事变。事变之初，日方坚持克制。但中国竟诉诸国联，国联偏袒中国。国联背后，是一战确立的凡尔赛体系，代表旧的世界秩序。满洲事变动摇旧世界秩序，是大东亚建设的发端。

日本人感受到西方压力，从1850年代被迫开国时就开始了，称当时签订的开国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在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日方诉求中反种族歧视的成分是合理的、获得中方支持，但日本力争取得跟列强同等地位的目标未能实现。长期遭人欺压的弱国心态，常会刺激民族主义疯狂生长，到国家已经强大时都不能止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后，就已成为远东第一强国，但民族思维还是弱国心理。新型强国坚守弱国心理，不啻民族灾难，给日本带来毁灭性打击。

历史会重复。不一定是抵制日货，可以是“去风险”，抵制一带一路、太阳能板、锂电池和电车。不一定是大东亚共荣圈，可以是“命运共同体”。掠夺的不一定是他国矿藏，可以是外国先进的知识产权。军国主义日本挑战的是一战确立的国际秩序，现在中、俄挑战的是二战确立的国际秩序；共同点是挑战、破坏规则，而不是维护、遵守规则。当年日本、现在中国谋求的，都是民族振兴，和相应的“国际新秩序”。“富国强兵”，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共产党中国的基本国策。富国落实到强兵，就是试图用暴力征服理性、破坏规则。富国强兵是军国主义，“落后就要挨打”难道不是？“落后就要挨打”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跟日、德、意法西斯主义的主张没有本质区别。

历史的教训，值得警醒。

南京大屠杀已经87年了。如果我们总结不出真正的历史教训，纪念馆修得再悲壮，在围绕历史问题的外交纠纷中态度再强硬，学术争议中调门再高，都毫无意义。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中遭受毁灭性打击，战后得以有效抑制。倒是当代中国，存在沦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现实危险。历史的教训，在延续，在转移。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韦氏词典》是这样定义的，“一种民粹主义政治哲学、运动或政权（如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宣扬民族和种族高于个人，与独裁领导人领导的集权专制政府相关，其特点是严酷的经济社会管制和暴力镇压反对派。”

在南京大屠杀87周年之际，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对于当前中日两国，其实大体相同。对于中国人民，中国法西斯主义并不比日本法西斯主义更可接受。

20241213初稿

20250129从日本返回美国后改定

八十七年以前，南京沦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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