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在澳洲的境况及其文化身份的定位
本文旨在叙述和探讨80年代到今天，有关中国移民画家在澳洲的境况，以及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视觉艺术展览在澳洲的反响与互动关系，限于篇幅，这里按时间顺序和就大多数移民画家的境况做简略陈述。本文涉及来自中国的画家、其创作道路的转折与人生际遇的关系，尤其是在新的地域环境里，面临文化身份再确认这一普遍问题；对某些由画家到艺术家转型进行了个案研究。同时，对澳大利亚文化政策，艺术体制，展览形态与画廊、基金制度进行调研，探讨它们对艺术家创作的支持和影响。还需要对人事和展览事件做更多的盘点和精细的梳理，留待完稿成书后交待，为了便于其他人的研究与查证，涉及的每一人物、画廊、博物馆和展览题目，在正文叙述的中文名目下都在注释里有对应的英文名称，以便于他人查找和研究。选节部分首发于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书画认知与管理》 。
澳洲的文化命题与移民的个体问题
澳大利亚在世界的地理位置上处在边缘,英国疆域殖民地的历史仅有200多年,与近代英国自由民乘坐”五月花号”开拓北美的情形不同,澳大利亚早期历史是大英帝国流放犯人的“边陲”， 英国女王至今仍然是象征性国家元首。在现代民主体制的今天，每当公众庆祝”澳大利亚日”的时候,同样还要面对原住民的抗议。 一直以来，英国背景的主流社会和各种移民背景构成的知识界处在两难境地；澳洲当然不在欧洲范围，但也不肯进入亚洲圈，对于澳洲文化身份的确认,成为知识精英与文化艺术界的命题。而任何一个来自他国的新移民，到了澳洲也同样面临个体身份的确定和文化的选择，是坚守血缘母国的文化基因，还是纳入新居住国的异族血液、分裂一些别样的文化细胞。
１９世界末与20世纪初，来到澳洲的华人，多是广东、福建“淘金时代”的劳工，在半个世纪的“白澳政策”下，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大陆，一些留居的也饱受歧视。50年代朝鲜战争，澳洲军队加入“联合国军”，与中国有过对立和冲突。直到1971年，澳大利亚工党获政,高斯. 惠特拉姆总理（Gough Whitlam）打破了前执政党与中国的冰冻关系，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首访红色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在澳洲方面，它一直是靠移民来拉动人口增长,但是先前开出的移民闸口，是对欧洲,西欧北欧和北美，它是巴着人家来，而南欧东欧和南美，以及近东和中东是有选择的，远东仅仅是日本,没有包括中国。在中国方面，仍处“文革”期间，国家闭门锁国，老百姓恐惧海外关系，没有走出去的想法和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在中国结束“文革”，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澳大利亚与中国在移民政策上形成一些文件，凡是在中国拥有俄罗斯和犹太血统的家庭以及亲友,可以直接申请移民,。这样，通过移民，首先获得澳洲身份，并迁徙到澳洲的大陆画家、艺术家有这么一批人；随后，各种方式走出国门的中国画家、艺术家先后登陆澳洲。
关伟，奔向澳大利亚，悉尼当代艺术馆壁画，2013
澳洲身份的追求与文化身份的确定：
中国人以画家、艺术家身份来到澳洲的大致可以概括有六种情形：
澳洲移民政策受益者；澳洲文化政策风向转变的受益者；“出国大潮”中的弄潮者；民间亲友关系或官方、半官方的邀请短暂来到澳洲；被策展人选中为展览而来的中国艺术与艺术家。
受惠于澳洲移民政策；其中，刘开业,刘开基就是这样来到澳洲，他们家族有俄罗斯血缘，兄弟俩在中央美术学院受过教育，当年也是国内的专业画家。原人民美术《连环画报》的编辑吴棣，亲戚中有俄罗斯人，也是这样来到澳洲；包括“百袋鼠图”绘画者姚迪雄等，也是这样直接移民过来。 当他们一来到澳洲，就有了“澳洲身份”，在福利社会的保证下,衣食无忧，可以从操旧业，继续画画。但是，尽管他们绘画技能高超，画得像、画得好，但当时却没有什么展览可参与，一方面是初来乍到语言交流是一个障碍，还有信息管道的陌生，但更重要的还是艺术语境完全不同于澳洲。 虽然，“澳洲人”的身份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文化身份的选择和出路成为突出的问题。这个群体，有人意识并一直致力于寻找建立“文化身份”，延续、转换了艺术观念，20年后适应并设法融入多样化的澳洲社会，有的却一直不能够明确和理解问题所在，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继续画画，或画像，或从事笔墨活动，但是也有的消沉、精神彷徨，深陷赌博之中，这类人士不再研究范围，也不多述。
澳洲文化政策风向转变的受益者;
国内85美术新潮后，涌现了许多当时不为主流“喜乐”的前卫派艺术,早期圆明园画家村的一些青年画家在困居中，却受到围绕期间的许多驻华文化官员和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官员周思（Nicholas Jose），记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还有当时在中央美院学习中国美术史的罗清奇（Claire Roberts）都结交了这样一批青年画家。这圈子里的一些人，先后获得了来自澳洲美术院校和艺术机构的资助,他们一一来到澳洲并居留下来。这批人中有代表的人物是关伟,沈少民,林春岩,阿仙,晓先兄弟,王志远，萧鲁，唐宋等，也包括郭健；他们的到来,获有澳洲不同的艺术基金的支援和文化机构的辅助，应该说他们最初也没有面包和牛奶的挣扎，反倒是由在国内的受打压的非主流状态，获得了澳洲主流艺术界的青睐。他们到了澳洲，似乎就象撒欢的地盘敞开了，场地、盘面无限的大，由着你打滚翻跟头，也可着你折腾。 他们其中一些人获得了“当代艺术馆”（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ustralia，Sydney）、“舍曼画廊”（ Sherman Gallery;）、“瑞．黑尤斯画廊”（ Ray Hughes Gallery）的追捧，成为或签约或受代理的画家。一开始，他们对澳洲的新鲜感与澳洲对他们的新鲜感，温度对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种观念不再前卫，文化误读带来的惊喜不再延续，中国政治因素和话题不再魅惑或惊殐，再加上作品与展览的物质支持难以为继。他们同样面临“文化身份”的困惑和艺术语境的深化问题，创作也应当回到自身的根本规律上探寻。20年后，中国国内的艺术景况已经与当年去国之时不可同日而语，北京较之澳洲悉尼与中心“震源”与世界的距离更加靠近，那些坚持下来的，由画家转型为艺术家的，时常做“候鸟飞”，跨越南北半球，在北京与悉尼两地居住或做展览，他们由中国国内非主流艺术而旋转为澳洲的主流艺术。而其他一些没有坚持走艺术创作之路的人，或许有了生计上更好的选择，或许沉潜着等待更大的“闪电”时机的到来。
阿仙 陶瓷胸像
阿仙2010年作品
沈少民，不知名的造物
“出国大潮”中的弄潮者；这第三种是89年前后,赶“出国大潮”的人， 他们自我了断了国家体制内供养画家的身份，飘洋过海来到澳洲，一没有澳洲身份，二没有文化认同和社会地位，不但要为糊口奔忙，还要在“身份”的跌落里挣扎；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边到一个语言学校登记注册上学以满足延续签证的要求，一边到处打工，有的在街头画像以维持生计。包括沈嘉蔚,王旭,范东旺,黄河，李林，黄景波，李葆华，呼鸣，李宏，富中清，萧敏红，陈建华等等；但是，后来，澳洲政府对中国到访者施行庇护政策，使得他们全部成为合法公民, ”身份”得以确立后, 不再为面包、住房辛苦，有的马上开始新的文化探索和艺术实践，并寻找走向成功的路径，积极转型，但是还有一些至今仍然做画像的生意，也有的打道回府，澳洲经历成为人生中甘苦自知的一部分。
值得做个案研究的是沈嘉蔚和王旭。沈嘉蔚在到澳洲之前已经多次参加全国美展，作品发表和被收藏无数。沈1974年创作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具有全国影响，成为文革标志性美术作品，1988年沈应邀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创作历史画《同盟会成立》。同年创作的油画《宽容》（又名《北大钟声》）亦由该馆收藏，是第一幅描绘五四时期代表性知识分子的群象作品。至该年底出国前，沈嘉蔚已是中国国内公认的重要历史画家。他刚来澳洲由国内的主流艺术家而落魄为澳洲的非主流，尽管有雄厚的绘画实力，并不被认同。最初的三年里，他在街头画像大约总计有5000余幅。但是，他坚持不懈参与澳洲一年一度的“阿奇鲍尔肖像画展”（ Archibald Prize, Art Gallery of NSW），并有13次入选，有一次排名第二差一点获此殊荣；数次侧身落选展，2次获“人民选举”奖；无论是在入选和落选的展览中，他的扎实，深厚的写实主义风格都给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在2000年后开始向他订制了一些肖像，包括澳洲的灰姑娘、丹麦王储的王妃玛丽的肖像，前总理霍华德肖像和其他名人的肖像。他在执行肖像合同之余，创作了许多反思“革命”，与政治历史有关的作品，有的至今仍然不能为中国官方所接受；这里插入的故事是，也就是去年，由澳洲悉尼大学姜苦乐（John Clark）编著的《现代中国艺术》收录了沈嘉蔚的一幅油画《北京吉普》，画面是文革中央的主要人物集中在一辆北京吉普敞篷车上，当该书被海外出版社发往中国内地一家印刷厂印制时，该图被发现，要求撤换下来；作者拒绝了，该书只好被安排到新加坡印刷。沈嘉蔚在当年有“我为伟大祖国站岗”一画，而为江青称道，还有“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是中国主题决定一切的时期以意识形态为第一要素的主流画家，到澳洲却成为非主流画家了，再然后竟然又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待见的“澳洲中国画家”。这里可以看出，人生际遇的变化怎样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姿态，沈嘉蔚以个人的基础和实力出发，选择了更加自由、从容的表现方式，他的艺术观念，运行了由艺术是“宣传”、“播种”工具到公共知识分子和现代人的转变。尽管，他的画风延续了过去的积累，变化不是很大，但他也是少数坚持架上绘画的艺术家。去年，海瑟赫斯特（Hazelhurst Art Gallery）地区画廊为他做了一个个人回顾展。现在，他在悉尼的南郊一边谋划着用国内拍卖掉《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的数百万元建一个新画室，一边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四幅巨制，依据圣经旧约里的故事“巴别塔”，将为世界范围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画上一个视觉丰富的句号。
沈嘉蔚1966年北京吉普 198x19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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