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挨骂”的
新生事物的出现，往往会伴随着质疑，中国共产党也曾经是如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不晓得挨了多少骂”。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挨骂”之“骂”，多数情况下是敌对势力的污蔑，少数情况是人民群众的批评。
能够正确区分、看待和处理“挨骂”问题，在应对“挨骂”中改正错误、坚守真理，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各项工作，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先进和革命的东西“总是要挨骂”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正是由于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多数人又不了解这一真理，故而代表真理的少数人挨骂自当在情理之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常现象。
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此予以阐释。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哲学，而矛盾则是经常有的，只要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就会“扯皮”，即便如中苏这两个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对于指责共产党的种种言论，特别是敌人的攻击谩骂，往往将其视为正常现象，在坚持真理中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比如，1975年 6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这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不被人骂不好”。
毛泽东认为，只要坚持真理，只要符合民众利益，越是被骂，越证明共产党人的伟大和正确。他在《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真理就可能会挨骂，而那些中庸圆滑或一无建树的人才不致树敌遭骂。只要坚持的是正义的、正确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一时挨骂又有何妨？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说，尽管毛泽东时常面临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谩骂，但在这种时刻，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像骡子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从根本上说，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的坚持，是毛泽东这种坚毅和自信的根源所在。
二、只要是正确的事情，敌对势力骂我们，也要坚持去做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既然分清敌我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那么敌对势力骂我们，往往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就要有坚持去做的勇气。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一些指责和污蔑，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始终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曾指责中共组织的农民运动“过火”，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
毛泽东针对这种污蔑，在 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专列一节来谈“所谓‘过分’的问题”。其中说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因此，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后来，他在 1941年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谈到 14年前大革命时的情形时同样说：“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事实证明，如果不采取敌人所骂的那些“过火”行为，就会遏制农民革命的热情，也就无异于遏制革命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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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正确区分、看待和处理“挨骂”问题，在应对“挨骂”中改正错误、坚守真理，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各项工作，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正是由于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多数人又不了解这一真理，故而代表真理的少数人挨骂自当在情理之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常现象。
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此予以阐释。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哲学，而矛盾则是经常有的，只要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就会“扯皮”，即便如中苏这两个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对于指责共产党的种种言论，特别是敌人的攻击谩骂，往往将其视为正常现象，在坚持真理中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比如，1975年 6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这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不被人骂不好”。
毛泽东认为，只要坚持真理，只要符合民众利益，越是被骂，越证明共产党人的伟大和正确。他在《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真理就可能会挨骂，而那些中庸圆滑或一无建树的人才不致树敌遭骂。只要坚持的是正义的、正确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一时挨骂又有何妨？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说，尽管毛泽东时常面临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谩骂，但在这种时刻，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像骡子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从根本上说，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的坚持，是毛泽东这种坚毅和自信的根源所在。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既然分清敌我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那么敌对势力骂我们，往往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就要有坚持去做的勇气。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一些指责和污蔑，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始终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曾指责中共组织的农民运动“过火”，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
毛泽东针对这种污蔑，在 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专列一节来谈“所谓‘过分’的问题”。其中说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因此，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后来，他在 1941年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谈到 14年前大革命时的情形时同样说：“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事实证明，如果不采取敌人所骂的那些“过火”行为，就会遏制农民革命的热情，也就无异于遏制革命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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