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
(之四)
徐家祯
三位作家
(接上文)进师院的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吧,我们系科进行过一次班级的大 调整。原因是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但记得系里拆掉了几个班,把这些班的 学生安插到没拆的班里去。我们班原来只有 27 位同学,第二学期退学了 一位,就变成 26 位同学了。拆班时加进来 9 位新同学,全班就有 35 位同 学了。
后来成为作家的沈宗洲,就是班级调整后到我班的学生之一。沈宗 洲也是“调干生”,但年纪并不比我们高中毕业生大几岁,只是皮肤黝黑、 言行老成,看起来好像比我们大好几岁的样子。
沈宗洲有几个特点,是其他同学所没有的。
第一个特点是脱俗。沈宗洲很善于与人打交道。只要他想与某人接 近,他就有办法很快与那人熟悉起来。我跟沈宗洲其实年龄相差好几岁, 也没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他一调到我班之后,不知怎么,很快就与我熟 悉起来了。
沈宗洲的第二个特点是抽烟。在那个年代,中学生是绝对不许抽烟 的,所以到了大学,我不记得有哪位应届毕业的同学抽烟。我班的“调干 生”似乎也不抽烟 —— 要是有人抽的话,大概烟瘾不大,抽得不多,我已 经毫无印象了。但是沈宗洲却是个“老枪” (上海人叫烟瘾很大的人为“老 枪”。我想,这种说法一定来之于以前说鸦片烟瘾大的人,因为抽鸦片是 要用烟枪的),整天有一支香烟挂在嘴角上。后来他成了作家,大概要熬 夜写作,烟瘾就更大了。因为抽烟抽得太多,不但捏烟的那根手指发黄了, 满嘴牙齿也变黄了,而且对着你说起话来,也会闻到一股浓烈的烟气。
沈宗洲还有一点,也很引人注目:他调进我班时,随身带了一支铜 的小号。在系里喜欢乐器、带乐器来大学的同学一定不止沈宗洲一人,但 是,除了最普通的带一支口琴或笛子来以外,不知道有没有人带小提琴来 大学的;而带小号的学生,我想全系同学中一定只有沈宗洲一人。我好像 问过他,为什么带小号来。他说:“在学。”但实际上,我很少听他在寝室 练小号。要练的话,也只是偶尔吹几个音阶,作最初级的练习而已,没有 听他吹过一首完整的曲子。而且毕业以后,虽然我还与他继续交往好多年, 却再也不见他吹小号了。
沈宗洲说话十分从容不迫,跟姚德禄正好相反,所以他们俩有点相 互看不起对方。沈宗洲的慢速度说话,使他说出来的内容让人感到更有权 威性,更令人信服。这就是我前文说他“言行比较老成”的原因。
沈宗洲进师院时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了一个女儿,但我跟他交往 多年,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位太太和女儿。他也从来没有邀请我去他家。他告诉过我,他家住在曹家渡,所以,回家时早几站下车,就可以顺便到 我在江苏路愚园路口的家了。
沈宗洲从来没有与我细说过他的家庭出生,但我有个印象,他是职 员家庭出生,家境并不富裕,而他,却是一个很贪图物质享受的人。沈宗 洲不但喜欢抽烟,还喜欢喝酒,也喜欢打桥牌、跳舞、交际、所以,他喜 欢结交一些有钱、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
在大学里,据我所知,他交往最多,而且友情保持最长的朋友,除 了我以外,还有两位:一位是跟他一起调进我班的另一位“调干生”,崔思 明;还有一位是他原来班级的同学,高淦鑫。崔思明、高淦鑫和我,我们 三人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文革”前,我们的生活状况都比一般人高 出一大截。
“文革”前后,沈宗洲经常来我家。前面已经提过,他为人很脱俗, 也善于交际,所以,不久,就与我父母也相处得非常熟悉了。有时,近午 饭或晚饭时来,我父母就留他一起吃饭,他从不客气,总欣然留下。那段 时间,我父亲每饭必酒,除了早饭,中午、晚上都喝。夏天,往往喝冰镇 的啤酒,冬天就喝温热的绍兴黄酒。我母亲和我们子女,除了过年等特殊 情况以外,平时是不喝酒的,所以我父亲巴不得有人陪他喝酒。沈宗洲就 很乐意陪我父亲喝酒、吃菜、谈话,往往吃得醉醺醺满脸通红才回家。
他常想介绍我认识他校外结识的一批朋友,说他们常在一起打桥牌、 开舞会,要是我去,他可以教我,而我对这些活动都不感兴趣,所以大多 婉谢了他的好意。记得只去某人家打过一次桥牌,但因为没有兴趣,以后 就再也不去了。沈宗洲告诉我,“文革”前,他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右派陈仁炳很熟,常去他家打牌、开舞会。不过,他好像并没有说过要介 绍我认识陈仁炳。沈宗洲还几次提议,可在我家开舞会,因为我们家房间 既大,又是打蜡地板,开舞会非常合适。但我从不接他的话头。
沈宗洲在他不长的一生中,结过三次婚。除了第一个太太以外,他 后面两个太太我都见过。他与他第二位太太,何时结婚我不知道,只记得 在“文革”后期,沈宗洲已经度过难关后,有一次,他请我去他当时在虹口 区的家吃饭。他介绍他太太说:她姓蔣,是单名,名字现在我已忘记。他 还说,他太太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好像是与他同一学校教生物的同 事,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与这位太太只见过一次面,留下的印象只是: 一个胖墩墩的年轻妇女,比沈宗洲年轻。我猜,他们当时的住所大概也是 他太太的。记得只有一间房间,很逼仄。
沈宗洲与第三位太太结婚时,已经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的九十 年代中了。我已经出国,我父母也已经移民澳洲。我父母离开上海后,我 们江苏路那栋三层楼有十多间房间的大房子里,就只有我弟弟一家三口住 着,显得十分空洞。于是,我们决定把它卖掉。房子卖掉之后,我小弟弟 一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有一时期就暂时住在虹口区海宁路上一座大 楼的地下室里。这是他单位暂时借给他的住处。我记得,那年我回国,就 住在弟弟的这个临时居所。一天,沈宗洲请我去他家吃午饭,说他又结婚 了。他跟第三位太太的住所也在虹口区海宁路上,离我弟弟家很近,走路 就可以到。这住所是沈宗洲用曹家渡的老房子跟人换来的。我记得,那是 一栋五、六十年代建的、很普通的五、六层高的红砖公房,他们的一套房间在顶楼,窗户外面就是虹口公园的一角。窗外林木森森,景色相当宜人, 倒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住所。
再过了没几年,到了 2003 年的一天,我与我在上海的小弟弟通电话。 他太太容容告诉我:前几天看见《新民晚报》中缝里登的讣告中,有一个 沈宗洲的讣告。那时,《新民晚报》每天都登讣告,只要副教授以上级别 的,去世后大概都有资格登在上面。我听了容容的话有点吃惊,连忙打电 话去问沈宗洲另一位常有来往的高淦鑫同学,他证实了容容的话。沈宗洲 去世时年仅 67 岁,死因为肺癌,显然,这跟他平时抽烟、喝酒、熬夜的 生活习惯有关吧。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位太太以外,据我所知,沈宗洲一生中还有不少 “女朋友”,所以,有人认为沈宗洲作风不正派,喜欢玩弄女性,不是一个 “好人”。但是,我认为,这只能算是沈宗洲性格中的一个大弱点而已。世 上之人,绝无完人,要说弱点,人人有之。沈宗洲交女友、换老婆,只要 不越过猥亵幼女、强奸妇女、引诱女生,这道法律界线,那么,成年男女 之间两厢情愿的事,别人既弄不清,也管不着,所以就不需去多管闲事了 吧。
其实,沈宗洲身上有两个大优点,我觉得是能够大大掩盖他性格中 的弱点的。
沈宗洲的第二个优点是他的努力。在师院时,沈宗洲就不是一个混 混日子的学生。他在所有“调干生”中,应该说是学习最认真、基础最扎实 的一位。“文革”后,大学缺乏教师,沈宗洲很快就从中学调到教育学院 (当时还叫“红专学院”)去做中学老师的培训工作了,后来一直做到副教 授。姚德禄告诉过我,沈宗洲给他和另一位同学马桂珍上过课。当然,姚 德禄是用不屑的口气来说的,因为原来的同学现在成了他的老师,他当然 有点不服气。
邓小平“改革开放”、让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施行后,媒体上 大力宣传成功的商人,那时社会上把这些人叫作“个体户”。安徽芜湖当时 出现了一位“瓜子大王”年广九,卖的瓜子叫“傻子瓜子”,生意一直做到上 海,非常兴隆。沈宗洲怎么会认识他的,我不清楚,因为我那时已经出国。 但我知道,沈宗洲为年广久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帮他做宣传。好像他的一 些报道还用到电视台为年广久拍的电视剧中去了。后来,年广久犯了法, 判了刑,沈宗洲就改写别的作品,因此而成了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他 2002 年出版的《上海旧事》一书,现在网上还有出售。沈宗洲生前送过我一本,后来被我父亲拿去看了,他也说写得不错。可惜这本书后来不知被 谁拿去了。
我班后来成了作家的另一位同学叫周绍京。周绍京是广东人,说上 海话,广东口音很重,所以,他的绰号就叫“小广东”。
周绍京与沈宗洲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沈宗洲身材精壮,衣着 整齐,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周绍京个子高而瘦,穿着极其随便,脚上长年 套着一双拖鞋,踢踢踏踏,简直给人一种邋里邋遢的感觉。大概因为是南 方人吧,周绍京不但终年穿得十分单薄,而且床上一年四季都铺着一条旧 草席,不知道他是怎么挨过上海的严冬的!那时,我们宿舍和教室里都没 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再加,宿舍里的双层床上下铺都是一层木板,不垫 一层褥子,睡在木板上面,骨头都痛。我不知道周绍京这副瘦骨头身子是 怎么吃得消这种不铺褥子的木板床的。
周绍京不是“调干生”,但又瘦又黑的一副样子,看上去好像比应届 毕业生都要年长几岁。他平时很不会处理同学关系,说起话来有一种莫名 其妙的骄傲,好像别人都不在他的话下,他是“老子天下第一”。于是,凡 事,他都喜欢与人发生争论。所以,我的感觉是,别人都跟他不太合得来。 我当然更是跟他毫无交往。
不过很奇怪的是,后来,毕业以后,他跟我们班的一位叫张雪凤的 女生结婚了。张雪凤给我的印象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和和气气的一位 女同学,说起话来轻声细气、实事求是,从不自夸。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会 看中这位邋里邋遢、自高自大的“小广东”的!据说,婚后,他们生了两个 儿子。其中一个“改革开放”后去乌克兰开了一家中餐馆,娶了一个乌克兰老婆,生的下一代放在上海让奶奶张雪凤带领。俄乌战争爆发后,周绍京 儿子逃到不知是捷克还是瑞典去当难民了。
我每年回国,与老同学聚会,周绍京只来参加过一次。那次是在静 安公园旁边一家烤肉馆子聚餐的。除了我们每年碰头的四、五位老同学外, 周绍京和邵公望都来了,但他太太张雪凤倒不知为何没有来。周绍京还是 那副自说自话、目中无人的样子,只管在同学面前吹嘘自己的成就。那天, 他还送了我那本他写的小书。内容我已经忘记,只记得是写几位潮州商人 的发家史。
过了没几年,同学传来消息,说周绍京去世了。以后,我们老同学 再聚会,张雪凤倒来参加过一次。再以后,就连张雪凤也不见了。
当然,要是出过几本书的都可以称之为“作家”的话,那么,已经出 了七、八本书、发表过四、五百万字文章的我,应该也能挤进我们班的 “作家群”,敬陪末座吧。这么一算,我们小小一个班倒出了三位作家。我 想,在我们这一届所有班级中,我班大概可以算是首屈一指的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