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之十一）

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

（之十一）

 徐家祯

 

外班同学 (上)

 

（接上文）前文已经说过，我在学校时，与本班同学来往都不很密切，与外班 同学，当然就更无什么来往了。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我与外班四位同学 倒也有一些接触，尤其是在毕业之后。现在就在这篇“图录”的最后一节， 写写我与他们的因缘吧。

第一位与我有过往来的外班同学，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叫高淦鑫。 我说，沈宗洲有三个要好同学:崔思明、高淦鑫和我，都出身于资产阶级 家庭。

高淦鑫在学校时与我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因为他原来就与沈宗洲同 班，班级调整后，他们虽分开到了两个不同的班级，但还是来往密切，常 在一起。所以，凡遇见沈宗洲和高淦鑫在一起，我们就点点头表示认识， 只能算是典型的“点头朋友”，连话都没有正式说过。

毕业之后，郑蔚然与沈宗洲还有联系，大概他们见面时，沈宗洲也 总把高淦鑫带去，所以后来我回国时与我班老同学聚会，郑蔚然也就总把 高淦鑫一起叫来。因此，我真正认识高淦鑫，倒是在我出国之后了。

高淦鑫应该不是“调干生”，但他世故、老成的一副样子，倒看起来 好像比我们应届毕业生都要大几岁似的。

高淦鑫个子不矮，身材不壮，脸色有点苍白，下巴骨很宽，属于所 谓“脑后见腮”这一类脸型。他戴着近视眼镜，长得文质彬彬的，一副白面 书生相。高淦鑫偶尔也抽烟，但远没有崔思明和沈宗洲抽得多。他讲起话 来，也是慢吞吞、文绉绉的，说完，嘴唇一癟，做出很自得的神态来，于 是就显得更加成熟、老成了。

我看见过高淦鑫写的字，—— 可能是沈宗洲有一次给我看高淦鑫给 他写的一封信 —— 字迹非常漂亮，一望而知以前一定练过毛笔字。他的 文笔也非常老练。但是，我以后却从来没有看见或者听见过，他发表了什 么文章。

高淦鑫告诉过我，他家里住在南市，老城隍庙附近一座老式的洋房 里，家里是资本家，“文革”时不但抄了家，还扫地出门了，与我们家一样 遭遇。但是，我记得九十年代我回国时，初次与他见面，他说他们家的房 子还没有发还。其原因很复杂:一则是因为老房子里在“文革”时被房管处 分进去很多家住户，一时无法让他们都搬迁出去;二则是他们家兄弟姐妹 很多，分房子分不平均，相互有意见，摆不平。那时，我们家的房子早就 发还了，那是因为我们的房子是被公安局占领使用的，他们不得不带头落 实政策。

后来，有一年，高淦鑫忽然从墨尔本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他已经 在墨尔本一个兄弟或者姐妹家了。来澳洲的原因是找澳洲医生为他眼睛动 手术。我忘记为什么他一定要来澳洲开刀?是因为中国医生当时无法给他 动手术呢?还是他相信澳洲医生的医术更高明?他说过，我已经忘记了。 在电话中，我邀请他开好刀到阿德莱德我家小住，他答应了，但始终没有 来。

这次通话以后，我记得我还与高淦鑫在上海见过一次面。那次也是 我与沈宗洲的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我们是在淮海路比乐中学对面，沿街的 绿化地带里的一个露天茶馆见面的。就我和沈宗洲、高淦鑫三个人。那天， 风和日暖、秋高气爽，坐在户外，十分惬意。我们喝着茶，闲谈了个把钟 头，就分手了。高淦鑫管自己回去;我与沈宗洲同坐一辆公共汽车:他回 家，我则去哪里有事要办。到站了，他先下车。不料，这就是我与他们俩 的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沈宗洲就去世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澳洲想起了高淦鑫， 就给他挂了一个电话，接听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我说“找高淦鑫”，对方 竟十分粗鲁地回答“不住在这里了”。我想进一步问他，有没有高淦鑫的新 联系方式，可是还没等我说完，他却已经非常无礼地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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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班与我有过来往的另一位同学，是个女生，叫丁玉蕙。不记得她 是哪一个班的了。那是毕业以后，沈宗洲知道我和夏镛喜欢古典音乐，就 对我说:丁玉蕙家有古典音乐唱片，他可以介绍我们与她认识。这样，我 们就认识丁玉蕙了。很可能，丁玉蕙也是沈宗洲原来班的同班同学。

丁玉蕙家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一条新式里弄里，离我家很远。从江苏 路坐 21 路无轨电车去，要一直坐到终点站下车，再往回走一段路，才到 她家。而夏镛去她家，倒比较方便，因为他那时有时候住在他姑母家里， 他姑母家在海宁路上，离丁玉蕙家只有几站路。我每次去丁玉蕙家，都是 先去夏镛那里，然后一起去丁家。

丁玉蕙家住在一栋弄堂房子的底层。她家是否还有别的房间，我就 不知道了，因为她没有告诉过我们。我们每次去她家，都只在底层坐。

丁玉蕙不高，长得有点福相，胖鼓鼓的，温文尔雅，打扮得很得体， 一看就知道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丁玉蕙有位亲戚在香港，所以，有 西方密纹唱片寄进来给她。她没有很好的唱片播放设备，只有一个也是从 香港寄进来的、西方哪个国家制造的手提慢转电唱机，喇叭就装在盒盖上， 当然音质就不会很好。但是，那时，西方国家的慢转古典音乐唱片是珍稀物品，能听到就已经很感满足了。我记得丁玉蕙的慢转唱片并不多，只有 靠十张吧。我们每次去，就围着放唱机的圆桌听音乐。

丁玉蕙很大方，她很愿意把唱片借给我带回家听。那时，还是“文革” 之前，我房间里有一套当时算是最高级的国产音响设备，当然，她的唱片 在我的音响上播放出来的效果，就要好得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丁玉蕙有 一张鲁宾斯坦弹的肖邦圆舞曲全集，好像是美国 RCA 牌子的唱片，封面 上是一瓶五彩缤纷的鲜花。以前，鲁宾斯坦的演奏，我只在短波里听到过， 短波的干扰很厉害，噪音很多，根本听不出音色的好坏。现在听唱片，真 觉得他弹得好极了，与我听过的苏联和东欧钢琴家的演奏风格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张是俄国音乐家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记得是伦敦爱乐乐团演 奏，比切姆爵士指挥的版本，英国 DECCA 公司出品的唱片，灰色的涂塑 封面上，是指挥家的侧影照片。这张唱片的录音好极了，乐队中各种乐器 的声音都是透明、发光的，跟我自己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录音完全不同。 这两张唱片我都听了几个星期才去还她。我每次去，大概总也带上我的一、 两张唱片去给她听，至于带过什么唱片，现在已没有印象了。我好像也邀 请过丁玉蕙来我家听音乐，但是记得总是我们去她家的次数多。

记得 60 年代初，我父亲因为“反革命帽子”的问题长期抑郁不乐(注 2)，就患了高血压症，有时血压会高到 200 以上。医生说最好每天量量血 压，观察血压波动情况。但那时到哪里去买血压计呢?于是托丁玉蕙的亲 戚从香港买了一架美国货的血压计和一个听诊器。那时，还没有电子的血 压器，都是用水银柱的。我们家的内科医生周颂康医生教了我一次怎么量 血压，我就学会了。以后，每天为父亲量血压就成了我的一个任务。“文 革”时，全家“扫地出门”，里弄干部倒允许我们把血压计带出来，说这是 “医疗用品”。于是这架血压计就一直跟随着我们。直至父母 94 年移民澳洲， 他们也把这架血压计带到了澳洲。父母去世后，这架血压计一直放在我的 柜子里，但后来搬了家，现在不知道这架血压计到哪里去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和夏镛就不再去丁玉蕙家听音乐，与她的 关系也就这么中断了。“文革”一结束，我就去了纽约。在美国念了三年书， 就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来澳洲定居了。记得八十 年代一次回国后，与沈宗洲见面，他告诉我“丁玉蕙也去美国了”。我问他， 去了美国哪里。沈宗洲说:“好像是纽约。”我不知道丁玉蕙是何时去纽约 的，要是那时我也正在纽约，那么，我一定会去找她。现在，这么多年过 去了，不知丁玉蕙是否健在?要是健在的话，也是八十五、六岁的白发老 太太了! （未完待续）

注 2:关于先父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事，可见，〈忆好友夏君〉一文之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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