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大楼，人民血汗”。各高校的学生队伍都跟省委杠上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喊出了这个口号。在各高校学生代表与省级领导对话时，有学生代表指出山西那么多贫困地区的人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还有孩子上不起学，而省委大楼却拔地而起。从照片看，新的省委大楼是独栋的，在左右邻居里一枝独秀，在当时看着确实是很气派，好像是省委刚刚搬迁到新大楼办公。以前我并不知道省委和省政府是两个部门两套班子。当时出来与学生对话的是秘书长，我也搞不清是省委的还是省政府的，我明明记得叫解振华，可网上搜到的却是一个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最后查出来一个叫李振华的，1987年任雁北地区党委书记，后改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看来是我记忆有误，应该就是他了。当时我的印象是此人口才很好，应该能够升官，果然网上记录他1991年2月2日年任山西省副省长，但很倒霉呀，同年秋季在太原迎泽公园举办的“一周两节”活动时发生事故，105人被挤死，他作为活动组委会主任，顶雷下野。
当时游行到省委大楼的各高校队伍并没有统一协调，大家各自为政，应该是走马灯似的到大楼前喊口号、唱《国际歌》、静坐、声讨、学生代表演讲等一系列“革命活动”。我们医学院游行队伍打着写有“省委大楼，人民血汗”这八个大字的横幅，路边有人说，“这个比较现实一点！”。我们应该是比较晚的一拨到达省委的队伍了，因为省委代表们的表情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一会儿，另外一所学校的队伍也来了。他们的口号令我们耳目一新：“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山西日报，照搬照抄”， “官倒官倒，黑白颠倒”。这些口号确实是使我们狠狠地把嘴给痛快了一阵子，但还是有些脱离实际、没有实质内容，用赵本山的小品里的话来说就是，“说这些臭氧层子干啥，来点实际的”。果然来了实际一点的：“物价飞涨，人民不让；物价飞涨，大学难上。”
当时省委宣传部长张维庆出来面对在大门口静坐的学生回答提问，如果回答的不满意，大家就吵闹着指责他回答的文不对题，他明显地露出情绪变化。这个张维庆后来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我能理解他的不快，因为有些学生本来跟我一样什么也不懂，尽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一名低我一年的卫生系张姓同学带头喊口号，一会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会儿 “欢迎警察，维持秩序”，发表演说时没有说上几句就被轰下台了。他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评价他“就是一个二百五”。我们同年级的一名医疗系的说话很慢，嗓音浑厚，在游行队伍里向周围市民化缘，“请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吧”，我们宿舍的山西大侠低声跟我说，他应该再加上“阿门”两个字。学潮过后我们曾在宿舍里聊起来，“学潮能成功才怪了，看都是些什么水平的人在那儿当头儿的”。那年暑假在火车上和一个外校的学生聊起来，他说：“这学潮什么收获也没有，就是把《国际歌》给学会了。”
在太原，学潮的形势发展很快，宽阔的迎泽大街挤满了游行的人群，印象最深的是一辆大卡车，后货箱上站满了人，可能是他们同一单位的，其中一个已经秃顶的干瘦老头跟着高呼口号，有力地挥动着攥紧的拳头。跟我们相向的是太原机械学院的队伍，领头的跟我们商量把两家队伍并在一起，他激动地说，“市民们已经跟着起来了！”果然，在他们学生队伍后面，是一群各色人等的市民互相拥挤着走过来了。因为有同学反对与市民搅合在一起，最后我们并没有和他们合到一起，我们继续沿着我们的方向前行。迎泽大街上喊声震天，彩旗招展，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头。事后，一个法医的研究生感慨说，“看那几天的架势，共产党就要被推翻了”。不知他是不是在职的法医，平时他身穿武警制服。
太原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很多同学认为应该“声援北京、声援绝食”。五月十九日，我们医学院组织一个几十人的队伍，主要是我们86级的医学系和卫生系学生，排着队步行向太原火车站进发。领头的是医学系的几个太原当地同学，有的还是医学院的家属子弟，他们平时看着不是很着调，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一路上这几个领头的不断向市民喊话，“我们带着山西人民的嘱托，声援北京，声援绝食”。其实也没谁来嘱托我们，他们的目的是要市民捐款。我当时一心只想看看北京的学潮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怎么胡说八道我都不关心。和我一路去北京的有我们宿舍的介休大侠，我们卫生系一班的阿里同学，二班的张同学。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免费乘车，还是用捐来的钱买的票，反正就是跟着大家走，听从指挥。我们乘坐的是由太原开往北京南站的夜车，走的是石太线，途径石家庄。车到石家庄站时，有大量的学生上车，火车在石家庄车站停了很长时间，期间河北省教委主任来到站台劝阻学生。大意是：我是河北省教委主任，我姓何，叫何家奇，我以年长者的身份来劝你们，咱们就不要去北京了。有从北京回来的同志介绍说，天安门广场上很困难，食物、饮水都供应不上，卫生状况也很糟糕。也不知这位何主任的名字到底是哪三个字，我们对他印象很好，他面相很和善，言辞很恳切，但是没有人听从他的劝说下车。我们有些同学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他们表现的很兴奋。在站台上有一位看着像是农民老大爷在四处张望，介休大侠冲他大喊：“老乡，我们去北京呀！”老大爷一定是不知怎么来回应我们，只是很尴尬地冲我们笑一笑：“好，好！”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的列车就到达了北京南站，也叫永定门站。我们几十人在站前广场集合，校旗一打开，就有北京当地人喊起来：“哎咦，山西的来了，哎咦！”马上就有人过来给我们出谋划策。从北京人嘴里得知天安门广场上午十点戒严，当时我们有两了选择，一是坐火车原路返回，二是十点戒严之前赶到广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既然来了，不要就这么回去了，那也太丢人了。要留下来，首先要和广场指挥部取得联系，需要划一块地皮给我们落脚。我的同班同学阿里和另外的一名同学被派去广场接洽，阿里把他的一个军挎交给我，嘱咐我里面有一个小型盒式录音机，告诉我一会儿出发去广场时打开录音机，替他实录一部分内容。我们要等到他们回来有了确切消息之后再出发，等了一会儿，有北京人告诉我们到广场有几里路，要想在十点之前到达广场，我们不能等他们，立即就得出发，而且必须跑步到广场，不然就来不及了。于是我们这几十人拉长了队伍就跑起来了，一路上一直有人给我们鼓掌打气，不断有人提醒我们：“十点戒严！”我自己的书包背在身后，左手举着阿里的军挎，右手擎着录音机录音，后来胳膊累酸了，把录音机放回到军挎里也背起来，提了当啷地跑在队伍中，期间不断有骑自行车的和蹬三轮车的市民停下来让女同学坐在后座上或者上车，北京的老百姓对我们太支持了。
当我们满头大汗地跑到广场时，有戴表的同学说已经过了十点，但戒严并没有如期发生。其实当时我也不懂得什么是戒严，反正大家说广场还没戒严。一名女同学微笑着过来问我们：“你们是山西的？”我们说是山西医学院的，她就把我们领到一小块地方，不记得旁边都有哪些学校。这位女同学个子很矮，印象中她总是笑眯眯的样子，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她说是清华大学的，没有象有些人所说的顶尖学府人的傲慢，但说话有气无力，原来她是参加绝食的，我们有同学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有些没劲儿。当她转身离开时，一头趴在我胸前，一只手搭在我的右肩，有同学过来要扶她，她说没事儿，就慢慢地独自走开了。她走了以后，我们队伍的人数也很快就越来越少了，很多人各奔东西，大多是去找他们在北京的同学朋友去了。
中午的时候，北京市民来给仍坚守在广场的革命学生送饭来了，在我们附近的是白面疙瘩汤，我只记得这疙瘩汤太好吃了，至于是谁送的，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馊，大约年龄，长成什么样子，统统没有印象了。介休大侠中午吃完疙瘩汤，还到前门路边摊吃了一碗炸酱面，他说摊主也没有收他的钱，他也没提摊主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没问。后来回到学校，在宿舍里讨论北京见闻时，我们宿舍的西山大侠用太原普通话撂下一句总结：“你们就是到北京红嘴白牙地去白吃人家去了，还闹革命了？”
尽管当时并没有戒严，但广场的气氛还是很紧张的。看见一个摩托车队开过来，有人告诉我们：“那是飞虎队，他们每天来通知消息。今天来的次数多起来了，八成是来通告北京郊区军队的动态。”当时各种消息都通过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大广播喇叭向全广场的学生通告。有消息说一军车武警伪装成学生向广场开过来了，还有消息说要有伞兵空降到广场，广场总指挥自称是张健，哑着嗓子要求大家当武警或者伞兵来了以后，大家要坐下来，不要站起来，以免引起混乱，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后，“相信明天的太阳一定会比今天更明亮”，广场上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广场上的紧张气氛把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吓坏了，带队的几个商量后决定把队伍拉回山西，介休大侠表现出犹豫，一个带队的拉住他的手臂，央求着说：“回去吧，这儿太危险了”。带队的有压力，还有很多女同学，他们要为大家着想，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很怂，跟平时眼睛能瞪到头顶的牛气劲儿反差太大。最后大家自行决定去和留，介休大侠决定回去，他说他可以路上帮助保护女生。阿里的女朋友比我们高一年级，还在太原，他怕女朋友担心他，就决定回去，临行前和我来了个拥抱，眼里噙着泪，要我保重，注意安全。我和二班的张同学陪着他们离开广场，路过一个绝食的大卡车，车旁坐着几个男生，看着就很虚弱，听说我们要离开，有一个额头扎着写有“绝食”红布条的，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只是苦涩地冲他笑了笑，点点头。其他几个学生没有吱声，只是向我们比划着胜利的手势。
送走大部队，我们俩在广场到处寻觅，盘算着这一晚上怎么待。我们看到山西财经学院的旗子，当时倍感亲切，尽管当时我们谁也不认识，上前自我介绍说是山西医学院的，他们就非常热情地接纳了我们，见我们是两个男生，就建议我俩帮助他们巡夜保护。呆了一会，我们见他们也没几个人，要保护个啥？算了，走。我们就继续游荡。当时有消息说晚上会放催泪瓦斯，红十字会给大家发放手帕和苏打水，有催泪瓦斯时，就用苏打水浸湿的手帕捂住口鼻，我俩领到的都是一小截撕下的白毛巾，已经用苏打水浸湿了，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我俩发现红十字会帐篷四周是个过夜的好去处，如果真有催泪瓦斯造成损伤，我们也会就近得到最快救治，只是帐篷外堆了很多垃圾，管它呐，有地方待就行了。我们俩就守着垃圾堆枕着各自的背包躺下来，天当被子地当床，睡了。
一夜平安无事，乔装的武警，天降的伞兵，施放的催泪瓦斯，统统没有出现，我们居然没有着凉，也没有感到腰酸背痛。一早上我俩继续在广场漫无目的地闲逛，突然，一个极其熟悉的面孔映入我们的眼帘，是三班的任同学。从太原来时没注意到他，他是在去北京南站的路上突然反悔，决定留下来的，他想好好体验一下独自面对危险，也不枉少年一回。任同学比我小三岁，来自内蒙，长得人高马大，但性格温和，喜欢打打闹闹，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他还是我们86级卫生系唯一一个入学时还不是共青团员的学生，是后来在大学入的团。没想到在这紧张关头他表现得很勇敢，像个孤胆英雄。当时我们对北京形势一无了解，都不知道李鹏已宣布5月20号10点戒严，初来乍到，又是各种令人紧张的消息满天飞，他能脱离回家的大部队决定自己留下来，还是需要勇气的。
我不记得我们是否聊过他是怎么在广场上过的夜，因为我们三个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与我对北京人的正面印象不同，任同学却不喜欢北京人的做派，他认为北京人傲慢，瞧不起外地人，讲话像是嘴里含着个东西，但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他主张回去，我和张同学就同意了他的主张，主要是觉得我们这次准备不够充分，回去以后可以再来。我们直奔北京站而不是北京南站，因为我每次寒暑假返校都从北京站转车到太原。站前广场挤满了学生，都是要返校的外地学生，但车站的工作人员不允许我们进站。有的学生跟他们争论，说政府鼓励学生离开广场回各自学校，你们怎么还不让我们乘车回去？开往太原途径石家庄的火车10点多就要发车了，我们三个挤到最前面，被一个铁栅栏拦住了，任同学个高腿长，很快就翻过去了，他拉着张同学也很快翻过去了，而我因为身后的背包被人群卡住了，怎么也过不去，这时过来一个工作人员试图拦阻我们跨越栅栏，这时我身后的一个学生从背后推了我一把，冲工作人员大喊：“你让他过去！”我差一点从铁栅栏上摔下来，幸亏他们两个把我接住。最后总算按时登上了火车，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