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的何去何从

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战要达到的目的，平衡贸易只是一个表象。贸易平衡的结果是对美元需求的平衡（达到一个常数），那么美国一直以来的高投入高消费高回报经济模式就会呆滞。因为外国政府和企业在（可能出现的）贸易平衡的情况下，不需要持续不断且也没有必要扩大购买美元和美元资产（政府债券等）以增加（商品和货币）流通性。这是一个需要高超的平衡技术的工作。作者相信美国商界和学界有足够的人才来设计和完成这样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不确定的因素是不知道各国政府有多少是愿意配合的。至少在明面上，中国政府已从美债最大的购买者和拥有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其二，关税的直接效应是进口物品的价格上升，给国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空间。这就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美国国内的生产流通领域的系统；第二是作为寻求最大利益的私人企业愿意降低自己的利润。对于前者，美国在生产领域的外移不是在中国加入世贸以后这近20年的事，所以不是中国的问题，虽然中国是一个大的受益者。而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的，美国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先是外包到日本，香港，韩国，和台湾。随着上世界80年代90年代日本，香港，和台湾再外包给中国大陆，从2000年左右，美国就跳过这些国家，直接将技术密集型的工作也转移到中国。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简单和直接的工作接收方（两头在外来料加工），转变成一个产业的再创造的投入方。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产品还是供应链，在中国大陆这近20年的发展中，得到扎根，从而本土化。这里且不讨论，美国的产业外移的本质是不断推升的员工成本和工会的抗争，因为美国国内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并没有解决这些。相对于前者，后者的问题似乎更容易解决。例如苹果手机的90%的利润是在苹果公司。你可以想象苹果公司将手机降到$400的世界吗？但这是一个“一人一把木头枪”的不可能（小时候的一个笑话，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听得懂这个笑话）。

其三，通过关税，来重塑世界经济模式和逼迫各国和美国进入谈判，这两个题目就实际而言，就是谈判的技术应用的问题 – 增加谈判的不确定性而取得优势。但问题是，这个不确定性，不会只停留在谈判中，而是会外溢到经济的各个方面。

世界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