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史志》1978年 5期 P34 复刊照 杨老在作画
刊画 《南京解放》
特写 《访著名画家杨建侯教授》姜西
杨建侯教授为当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入室弟子，一贯遵循现实主义的传统艺术道路，无论中西绘画均有高深的造诣和成就，解放以来，创作了许多突出的作品。在南师美术教育上，身体力行，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至今桃李盈门，为社会主义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不久前，我去拜访他。一进画室，看到正中挂着徐悲鸿先生的《立马图》。徐悲鸿先生画的马，昂首回顾，挺然而立，笔墨雄浑，气势磅礴，吸引着我的注意，我们的话头就从此谈开了。杨老师深情地说：“悲鸿先生是我的恩师，记得那是1930年，我是个失业失学青年，对自己的前程正茫茫然莫知所之。我在李金发先生所编的《美育》上见到徐先生的素描，顿生仰慕向往之心，就贸然到南京来求见。徐先生家住在丹凤街，第一次上门我有点踌躇不敢进去，徐先生却和颜悦色地招呼说：‘进来吧！小伙子。’先生看了我的习作，鼓励再三，并允许到他的教室旁听。我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年我考入中大艺术系为正式学生，成为我一生的转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从无锡家乡携眷流亡到汉中难民所里。徐先生在重庆得知我苦难的消息，立即汇来50元钱作我赴重庆的路费。我在重庆见到徐先生，备述流亡遭难之苦，特别是老师过去所赐的许多手迹被劫失的情况，先生深表同情，宽慰说：‘人能闯出死亡线就是大幸，何必再去斤斤计较身外之物呢？’他边说边画了这幅《立马图》，以慰我伤感之情。”这幅画杨老师保存至今，成为唯一珍贵的纪念品，每当面对遗作，便会勾起孺慕之情。杨老师一谈起悲鸿先生，总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接着说：“悲鸿先生对我的教育，像慈母一样，记得1934年他领我们中大三年级同学去浙江于潜（今并入临安县）天目山写生，在杭州过夜，次日早晨由于我去看望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耽搁了出发时间，受到悲鸿先生严厉批评，但到了天目山，徐先生却给我画了一幅《睡猫图》。老师的慈母心肠哪能不使我激动。我把那张画挂在床边，作为‘处事三思而行’的座佑铭。”
讲到这里，悲鸿大师和建侯老师的师生感情顿时也浸润到我的心田，感到温暖。杨老长期以来，辛勤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成绩是卓越的。我希望能聍听他丰富的创作经验。杨老谦虚说：“我教书、创作了五十余年，和徐先生的贡献相比太渺小了。”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不顾疲劳，便历述他的创作经验。他说：“自解放以来，我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我在旧社会，历尽坎坷。全国得到解放，换了人间，心情非常激奋。在当时，新中国诞生，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海内外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云集北京，在党的领导下共商国事，展望祖国未来，前程似锦。我对其情其景目击身受，格外亲切、格外激情，才采‘群贤毕至’之意，在博大深远的空间群雁（贤）振翅，翻飞翱翔，齐向北国（北京），用以象征中华各民族、各社会阶层的紧密团结，显示伟大民族和人民的精神气质和不可阻挡的生命力量。
“《解放南京》是1957年创作的。年初，中央军委政治部为“八•一”建军节举办画展，指定要我创作一张南京解放为题材的历史油画，由南京军区派人到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联系决定，这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艰巨任务。以我在艺术创作上的经验不够，技术水平又感不足的人来说，更不无胆怯之感。然而，党和国家对我的重视和信任，是鼓舞推动我决心完成这一创作的力量。“
“创作《解放南京》这幅油画，由于学校教学任务羁身，无法安排，一拖再拖。后来得到了钱松岩老先生的协助，代了我在南师的课务，才脱身得以专心进行这一创作。但时间紧迫，离交卷的期限实际只有三个月了。我反复构思，认为南京解放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解放战争的胜利，它象征着全国的解放。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人民的解放而战争。现在人民得到了解放，应该是人民共同欢呼庆祝，所以用伪总统府为背景，军民欢欣鼓舞的场面。对于有些人认为是‘攻克南京，人民无须出场，不用伪总统府为背景’的见解，在创作思想上形成了很大的争论。我认为：只有以残破的伪总统府才能说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和南京地方特点。而解放军只有以和蔼可亲军民一家的形象，才能说明人民战争的性质。草图经中央军委政治部同意，并承邮政部采用制作纪念邮票，这时我的创作思想才完全被认定。《解放南京》的创作过程，是不断克服种种困难的过程。时间不够，我就夜以继日地工作。画好以后，又应省委书记江渭清之嘱，复制了一幅，留为江苏纪念。”
杨老讲到这里，点起了一支香烟，然后慢慢地谈起了教师《家庭访问》这幅油画的创作来了。杨老师的教学和为人深受悲鸿先生的影响，对待我们青年学生殷切的关怀，为同学们所尊敬。在教学中，他经常与学生家长通讯联系，经常亲自登门拜访，协助学生解决困难，可说爱护倍至。他的教师《家庭访问》这一创作，就充分地反映了他热切地期望青年成长的思想感情。他说：“教师《家庭访问》这幅油画是在一九五四年创作的，当时为应征全国第二次美展决定了这一题材。我老俩口都是教师，也都曾作过家庭访问，对这一题材比较熟悉。我认为：作为人民教师是以教育下一代为天职，要教好学生，必须熟悉、理解学生，同时配合家庭教育共同努力为好。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当时华东文化局领导赖少奇同志。但草图出来，南京某些人反对我这样做，理由是‘歌颂了小资产阶级’。为此，动摇了我的信心。赖少奇同志发来了要我去上海的电报，原来他坚决支持我将这一创作搞下去，我才有决心继续创作这一幅画。赖少奇同志真是一位好领导。因此，我再深入生活，随南京有名的小学模范老师家访了四十多次，得到草拟素描稿的端倪。构图的情节是这样的：图面表现农村定居城市的工人家庭，家长在旧社会没有得到文化教育，因而更期望子女成长。老师也为了更好指导学生而作家访。学生是好儿童，似在接受老师的指点，一种妞妮之态，表示欣然接受的情态。对于画面各细节部分的处理，也做过细微的推考与安排，完成了这一风俗画。这幅画参加了全国美展，博得好评，《新观察》、《儿童教育》等杂志纷纷发表。可是当时有人却认为‘图画出现的好学生既是好学生，那就缺乏绘画创作矛盾冲突的戏剧性，看不出有教师家访的必要’，而否定了这个主题。为此，文化部还下达文件。我不服，又挨批，直到《中国绘画选集》上发表了这张油画，总算得到了肯定，恢复了我的名誉。此后，天津出版社专页出版；一九五六年江苏绘画创作评比中又获得了‘一等奖’。”杨老讲到这里，不无感慨。
“笔墨当随时代”，杨老的创作，对时代跟得很紧，社会现实反映得很快。在十年动乱之后，人民欢欣鼓舞，杨老从重重压抑的困境之中解放出来，心情突然开朗，奋笔作了《春满人间》图，画面上展示的是盛开的红梅，色泽古艳，生意昂然，老干新枝，心花怒放。在一派朝晖夺目的照耀下，花枝烂熳，播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杨老对自己在艺术上的成就，总是谦虚倍至，他说：“如果说我曾作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是徐悲鸿先生的教育，党的领导的结果，而对人民的要求说来那还差的很远。”
由于谈的时间太长，不好再打扰了，连忙向杨老告辞。祝福杨老健康长寿，祝愿他在振兴中华的时代里，为祖国的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姜西，男，南师美术系58级五年制图画专修科学习，1963年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