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升很明白，俞佐伯对自己信用和宽厚的基础，乃在于自己是邱仁杰妻子范玉屏的表弟这一层关系。邱仁杰与俞佐伯、程忘言同乡邻村，少年同窗，情谊非同一般；他于三十年代前期加入共产党，后秘密潜往江西苏区，又去陕北，抗战期间在新四军中，常年流转不定；他的当小学教师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就是一直托交佐伯、忘言庇护的。那时，像俞家这样的大户巨室，容纳几个无依的乡亲妇孺，是天经地义无人起疑的。抗战时期，日军进入租界，经常挨户搜查，为了确保安全，忘言和静君把玉屏与孩子转移到乡间安置在老太太祖上兴建的一所家庵里，玉屏自己教小孩读书，日子过得颇为安宁。抗战胜利不久，战乱又起，仁杰在陕北一直未归，范玉屏带着孩子返回上海，仍以教书为业，也仍在佐伯、忘言的照应庇护之中，始终未受惊扰和伤害。谢银升，是范玉屏的舅表弟，长久游荡无事，又不想升学读书，玉屏把他介绍给佐伯，求取一个正经差事。佐伯见了银升，觉得这个小伙子颇善鉴貌辨色，，又有初中文化，就留在身边让他当个挟挟皮包的跟班；胜利以后，佐伯待在上海家里的时间多了，而银升又对上海滩的路头特别的熟，就让银升当了他家的私人司机。 用当时上海的流行语来形容，谢银升是个典型的“油头小光棍”。首先，他觉得书读得太多是没用的。书读得多了，出路就狭了，要么是教书，要么是写书；教书要有口才，而且要耐穷，写书要有才华还要有出版的机会；这两点都不具备的话，就只能做蛀书虫了。而此等角色在他眼里是最最蹩脚的。所以，他念到初中毕业能读能写能算能谈时，就觉得足够了。其次，他也不耐烦从小伙计小职员做起，那也是无聊透顶绝无出息的；熬到白发佝背，大多数人也还不能熬上个经理科长，一辈子就在低薪水穷日子里消耗掉了。他认为自己头脑灵活，智足多谋且又目光远大雄心勃勃，注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就像黄金荣、杜月笙一类的角色，靠的不是家财也不是学问，而是天生的智能和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两点，自己不会比这些人差的。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给他创造飞黄腾达的机会，而吃喝消费却是要钱的。为了弄钱，他做过掮客，常常劳而无功，上过交易所，又因没有资本而只能在里面东张西望学点小门槛而已。后来，他搭上了一个比他年长六、七岁的风尘女郎，吃住靠 她，成了上海滩人称“拖车”（靠卖艺女人生活的寄生男子）的角色；他倒并不气馁，一直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俗话来宽慰和勉励自己。一年多后，那女人莫明其妙地被杀，他是第一嫌疑，被警察局捉去关了两个多月，警方发现他毫无谋杀的原因、动机、可能和证据，就开释了他，他则因之而丧失了衣食之源而不得已去找表姐范玉屏，当他获悉俞佐伯的身价地位后，便惊喜交集地认定，攀上这棵大树，他谢银升的希望就来临了。然而，从报纸以及其它方面传来的消息，却使他的希望又渐渐落空。他知道俞佐伯是国民党政府里一个不显眼的大员，但是这个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而正在拼命推翻这个政府的共产党却在一步一步地渐渐壮大。他直觉地看出，要想混出个模样来，非得投靠共产党不可。这时，他并巧路遇一个在警察局吃官司时相识的难友，此人是闸北发电厂的工人，因散发共产党的宣传品而被捕；那人供认说有个不认识的北方客以一块奥米伽金表的代价叫他在杨树浦一带散发一麻袋传单，他因贪财而上了钩。关了几个月，也就获释了。 谢银升看见当年难友，当街一把拖住。“阿金？还认得我吗？” 阿金是个中年男子，方正宽阔的国字脸，满脸刮不尽的络腮胡子，两只小眼睛里射出一道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阴光，使得银升倒抽一口冷气，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你想干什么？”国字脸的声音跟阿金的迥然不同。他使劲甩脱银升的手。转身欲走。 “我......对不起......”银升气馁了。“可能......认错......认错了......” “认错了。” “噢，对不起，”银升从那人的侧后，越看他越像阿金。银升又补充说，“我是谢银升......三年前，警察局第六号班房......” “什么？”国字脸止了步，转脸过来毫无表情地反问道，“你说什么？” “可能，我是认错了。对不起，朋友。”银升半鞠一躬。那人转身走开了。 银升还未断念。他不相信自己真会认错人。他一向觉得自己认人、 认路、记事的本领是第一流的。何况跟阿金关在一个小班房里六十几天，双方印象都深透了。 他目送着国字脸走远。不知何故，他不想与这人失之交臂。 人，有时会受一种莫明其妙的冲动的驱使，去做一些实际上并不毫无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潜在意识的作用。 他想了一想，也并没有想出什么明确的意愿。 但是，他慢慢地跟在那人后面走着。 那人的步伐越来越慢。银升跟他越走越近。 两人间的距离渐渐缩短。前人走到十字路口，没有回头，拐了弯，走上一条僻静小路。银升尾随他，也拐了弯。他正想着如何再次开口喊住那人，却不防国字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转身一个箭步窜到银升面前，一个擒拿动作拗住银升的手臂反剪到他的背后，并用肘角压住银升的背脊。“为什么盯我的梢？”这时，他的声音完全恢复了阿金的原音。 “噢......啊......”银升疼痛得迸出了泪花，他弯着腰，却用高兴的声音说，“你就是阿金！我哪里会认错人！阿金，放开我......你这家伙，好厉害啊......” 阿金毫不松手。“你说，为什么跟我？” “你倒说，为什么不认老朋友？” 阿金踌躇了，“老朋友？你算是什么老朋友？” “为什么不是？”银升痛得蹲了下来，“轻一点行不行？我细皮嫩肉的，哪里吃得消你这武林高手？” 阿金“噗蚩”一笑，“防身而已。谈不上武功。”他松开一点点， “我跟你有什么交情？” “啊哟哟，一起坐国民党政府的牢，差一点就是革命同志了。你就这样对待同志？” “我不懂你说什么。” “能不能放开我再说话？”银升哀求说，“你摸我身上，没有刀也没有枪。放开我再说话好不好？话不投机，再点我的穴断我的筋也还来得及呀。” “你只要滚蛋就可以了。”阿金放开银升。“回过头去，开步走，不准回头。” 银升照办，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去瞅着阿金。 “你想讨苦头吃？”阿金厉声说。 “一点也不想！” “那么就替我滚得远远的，马上就滚。” “你这人，怎么这样绝情？”银升背对着阿金说，“说三五分钟话不可以吗？如果我有半点坏心，你就当场打杀我好了。反正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看到。” “我不会杀人。”阿金虎着脸说，“你才是杀人嫌疑犯哩。” “唉，你也血口喷人。”银升哭丧着脸说，“看到当年难友，一时高兴罢了，谁知道吃了一顿生活不算，又顶上了杀人犯罪名......” “看到我有什么高兴？我又不是‘一见生财’的白无常！” “说得倒也对，早晓得会被你打，孙子王八蛋才高兴呢，”银升说 ，“真是日里白高兴，夜里黑（瞎）高兴。” “我几时打了你？”阿金说，“这也算打？” “臂膊都差一点断下来了，还不算打，你要把我撕成八段才算真打？” “你盯我的梢，不该教训教训？” “盯梢？阿哥！”银升叫道，“我又不做特务侦探，我盯你干什么？你又不是国色天香，我盯你有啥开心？” “那你为什么盯？” “不是盯梢！是想结交你这个好汉！” “我又不是及时雨宋公明，你也不是黑旋风李逵，谁跟你来这一套？” “啊哟，两个人吃饱了在这里辩什么嘴！”银升道，“找个小酒馆喝一斤老黄酒，谈半个小时，可不可以？如果觉得我谢银升这个人不上路，我再跟你到这个冷角落，心甘情愿让你就地正法！” 阿金笑了，“你这小赤佬嘴巴皮倒像热油锅里的鱿鱼卷--会翻！去就去，我怕你？” 阿金沉着脸一言不发，倾听谢银升独白。 谢银升态度极其诚恳。他言简意明地自述，一杯黄酒还没喝完，就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目前状况全都和盘托出，特别强调自己的表姐夫邱仁杰多年前就去了“那边”，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 阿金异常冷静，声色不露。“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哪里去找！”银升叹一口气，“连表姐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吃那一行的都是神出鬼没，六亲断光的。” “谁说的？” “那还用说！如果找得到姐夫，我何必讨你一顿打？” “我没有打你。”阿金一字一顿地说。“还要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那回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做工吃饭，养家活口。你不要来招惹我，拖我落水。” “阿哥！”谢银升压低了声音，动情地说，“我统统都告诉你了。都怪我自己不长进，在上海滩上瞎混，一点名堂也没有混出来，却混到巡捕房里吃了两个月冤枉官司。这两年里我越想越惭愧，越想越懊恼！我谢银升也是堂堂一表，七尺之躯，没有学问多少也读过点书，今后一条路走正了，学个时髦讲法，也有个前途！像这样混下去，一生一世就糟踏掉了。” “开私家车不是很好？我发电厂里做工，比你苦得多呢！” “不是开车有什么不好，而是没有前途！”谢银升发急了，“这个断命政府马上完结了，我的主子也完结了，我做奴才的，还不是跟着完 结？” “你这份志气是不错的，”阿金的语气缓和了，“可是你老弟找错了人。我阿金贪小财触霉头给关了进去，要是像你想的，你还能在马路上并到我拉我来吃老酒？” 谢银升沉吟不语。过了一会，他说，“就算这样，我银升也要敬你阿哥一杯。人生何处不相逢；铁窗里第一遭，马路上第二趟，今后还有第三第四次。交个朋友，留条后路，他日小弟有难，阿哥拉我一把。” “我连小囡娘子都养不活，拉得起你吗？” “阿哥你不显山不露水，也就是真人了。”谢银升一手举杯，一手托护，伸向阿金，然后一口气干了杯。 “看你讲得诚恳，我不回敬一杯就勿识抬举了。干了。”阿金还礼 ，又笑着说，“今天落手重了点，老弟包涵。下一次我稍微轻点。” “喔唷唷，下次还要动手？那我情愿今生今世不要再看见你了。” “谁要盯我的梢，我准定请他吃苦头。” “哪一天我不开这倒灶汽车了，就来做你的保镖，”银升说，“啥人不识相盯你梢，不用你亲自动手，我来开销他。” “我可没这个地位，口袋里也没有钞票，用不着保镖的。”阿金笑着说，“你家老板对你好不好？” “好是好。”银升说，“再好，他是主人，我是下人。还有一层关系，姓俞的和姓程的郎舅俩跟我表姐夫是小时候的同学，交情很深的。说句公道话，他们两人，义气是有的，待我表姐着实不坏。若没有他们看顾，表姐早就捉进去了。” 就这样，银升一点一点地把俞、程的情况都告诉了阿金。 两人从小酒馆出来时，酒足饭饱，满面红光。谢银升欢庆自己凭着如簧巧舌，终于使青面兽一般难弄的阿金接纳了他，答应“替他找找”接头关系。阿金高兴无意中获得了一个在俞佐伯这样一个神秘人物身边的眼线，而且还有一辆偶可加以利用的汽车。在当时，地下组织在物资方面还很困难，通讯设备、交通工具以及联络人员都谈不上得心应手，大大影响工作的成效。 在地下。但也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基础阶级。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影响下，在个人前途渺茫彷徨之际，这种人加入革命队伍，是正常的，必然的。革命事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作各种各样的贡献；而且，革命理想的纯洁性以及革命目标的崇高性，会渐渐把这一类人改造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于是，谢银升就成了上海市地下组织的一个成员。 以谢银升不算很差的文化底子，丰富广泛的社会经验，善观风云气色的特点，机敏灵活的头脑，再加上他的一份全心全意的热忱，不久，他就获得了阿金以及另外几位上级的赏识。这个人，在他这个社会阶层里，也的确算得上一个聪明伶俐、胆大心细的出类拔萃的角色。他的投身革命，一是出于对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果断抉择，二是出于他的喜欢动荡、冒险、紧张和刺激的天性。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不安现状不甘卑微而对自己的智力能量有着自负看法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又是吃得起苦，经得起风浪，顶得住压力的人，具备了如此种种的素质，用阿金的一位顶头上司的话来说，谢银升“在考验中成长起来”了。 谢银升非常了解俞佐伯、程忘言等的品格和为人。对这两位主人，他绝无恶感和恨意。他知道他们是某一种阶级或者说某一种阶层的典型；以知识学问、能力才具、个人德修、待人处世来看，都是值得尊重敬佩的。然而，他们却是跟旧社会的本质以及旧政府的构造联结在一起的，这个背景正是共产党革命所欲彻底铲除、变更的目标，因此，谢银升并不觉得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从事的活动在个人关系这一点上有什么亏负于主人的含义。他对他们是恭敬有礼的，平时相处是随便而放松的，加入了地下组织以后在态度上并无改变和流露。他对付的不是俞、程个人，而是这个腐败的政府；他提供的情报，是这个政府的一些措举通过俞佐伯的动态反映出来的迹象，而不是对俞佐伯个人生命财产的损害。一位领导人曾经说过，俞佐伯这种人，是反动政府的忠实工具，与革命事业处于敌对地位，但不在凶恶鹰犬之列。我们要取他性命易如反掌，但我们不愿在肉体上消灭他；这样的人，永远是我们利用、争取、促变、 团结、改造的统战对象。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会树敌太多，孤立自己，使革命丧失其正义的性质，变成一种有害的暴行。这一段话，谢银升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不愿忘记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