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程之朗挂上电话急如星火地奉召赶到上级领导单位机械工业局党委沈书记的家里。沈书记与罗将军很熟，所以程之朗一贯以小辈的礼数对待这位上级领导，这使沈书记感到格外亲切。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执意破除旧社会的一切礼仪规范，但新社会的新官僚新权贵，却对敬奉给自己的温雅谦恭的旧礼往往又特别的受用和看重。这便又是程之朗自幼所受的家教不经意中造就他的一个讨巧之处。因为这种执小辈礼的态度中有一种中国文化的亲和魅力，使接受者感到对方与自己，除了上下级之外还存在着类似叔侄或师生的关系，一种嫡系的贴心感便油然而生。今天由于太急，程之朗来不及像惯常那样地带上一些顺手的敬意，例如社会上普通商店里根本看不到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到的好茶、好酒、好烟之类；往往数量不多，不会使人感觉突兀，更不会让人产生别的猜测；同时还附带一些说明，诸如这是岳母嘱带的或者乡亲捎来的家乡土特产云云，这就无论如何不含拍马献媚的意 味了。此番是休息日的例外急召，必有紧迫要事；之朗考虑片刻，决定空手而去，这样不至于给沈书记以视若等闲的轻慢印象。这些，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但人际关系的增进或减退，却常常取决于这类一般粗心人不去注意的细节。程之朗的想法与做法与其说是极有心机，不如说是礼貌周全。他虽然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实际上他的许多自然反应，莫不出于父母行为榜样的潜移默化。 客厅里另有两个陌生人。程之朗心中不免有点紧张。 沈书记坐在单人沙发里对他招招手，接着说，“来，”这次，在陌生人面前，沈书记的态度更像一位本族老叔了，“之朗，见见市委统战部杨副部长，和中央统战部下来的这位耿阿姨。” 之朗快步上前。两位年龄都已不小的客人坐在三人沙发上朝他微笑招呼。之朗先把手伸向杨副部长。后者像要站起来的样子，之朗握着他的手把他按住在沙发上，口中叫了一声“杨部长好。”随即又转 向女客，“耿阿姨好。”杨、耿二人都笑了。“请坐，请坐，”杨副部长说，“休息日把你叫来，沈书记别忘了给一天补休啊。” “全在他自己手里哩。我们坐机关的，哪有他们这种座山雕自由自在啊。”沈书记笑着说。 “老书记这么说，我真该把厂部的考勤本子带了来呢。” “小程，”耿阿姨叫了一声，又转头对着杨、沈二人，“今天，我就依老卖老叫你小程不叫你程书记程厂长啦。”这表明，她对他的情 况已经一清二楚。 “您叫职务，我就紧张了，”之朗说，“弄不好接下来就宣布隔离审查了。不过，怎么的也不由统战部来宣布啊。”之朗笑着接口说。 “放心，之朗，要办你，怎么会把你叫到我家里来。” “小程，”杨副部长言归正传，“耿大姐专程从北京来，今天又把你从热炕头上拖出来----” “都什么时候啦，还热炕头的，”沈书记插话说，“真这么懒，倒该撤职查办了。” 杨副部长接着开门见山说，“是想问你，你有个大舅父，名叫俞佐伯，对不对？” 程之朗像当胸挨了一拳似的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 ----终于出事了。这一天是会来的。总要来的。现在来了。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纸，是包不住火的。 ----真后悔来前没给岳父打个电话。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怎么办？除了老实交代，还有什么可遁之途？ ----不过，好在，我从来没有隐瞒过。从小到大，每次填表，社会关系，海外关系，全部清清楚楚，详详细细。一九四八年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就是这样。 他只觉得眼前的三个人都在云层里漂浮。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 “程之朗！”、“之朗！”“小程！” ----他们在叫我？是的，在叫我。这是我的姓名。 挣扎了好一会儿，之朗清醒了。只见三人都诧异、紧张地瞪视着他。 “怎么会事？”沈书记说，“你有贫血毛病？” “不，不，没有，没有，”之朗说，“可能晚上睡得太少了。没事。我没事。现在好了。” 沈书记把自己的茶杯递给他，“喝点茶。多喝几口。” 程之朗喝了茶，抹抹嘴，“对不起。我现在好了。”他转向杨部长，“刚才杨部长问起俞佐伯，我一下子太突然，过份紧张了，有点晕眩。”他又转向耿阿姨，“真对不起。俞佐伯的确是我的大舅父。 我母亲的大哥。他，是，是，一九四八年去，去，去台湾的。反动派。反动人物。国民党反动份子。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这我们知道。”沈书记看出之朗的紧张乃至恐惧，连忙安慰他， “你的历史是清白的。舅父只不过是亲戚，社会关系。他是他，你是你。一九四八年，你才多大嘛。小娃子，懂什么？” “我们不是来追究你的什么亲属关系的，”耿阿姨和气地笑着说。刚才程之朗的实话实说给了她非常好的印象。“今天，我们特地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你的大舅父俞佐伯，他，他，” 程之朗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仿佛她将宣布自己的死刑判决或者特赦命令似的。 “有回祖国探亲访问的意愿。” 程之朗的眼睛瞪大了。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耿阿姨接着说道，“我们知道，俞佐伯是蒋介石的亲信。但是，他是一个爱国人士。他是有民族气节的。他追随蒋去了台湾，老蒋小 蒋都待他不错。尽管他后来离开台湾跑到美国去了，现在已入美籍，但他仍是小蒋私下的贴心人物。他的意见对小蒋是能起作用的。我们跟他进行了接触。他对祖国的建设成就很有兴趣，也很挂念留在国内 的亲人。再说，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的回国，曾给他很大的鼓舞。他的美国国籍又使他具有多数国民党人所没有的身份上行动上的灵活性。中央对他十分重视，指示要把这次接待工作做好。” 程之朗瞪大眼睛，张大嘴巴。他犹如在听今古奇闻。 “你也知道，我们廖承志同志发表的致蒋经国书，是统战工作的有力武器。对蒋经国我们都要讲统战，何况别人？现在形势，比李宗仁先生回归祖国那时有利多了。中央领导人作了指示，这次接待俞的工作做得好，可以大大推进我们的对台工作，大大发展廖承志公开信的效果。我们摸到了你这头线索，工作便利不少。刚才老沈表了态，大力支持。我们需要你来唱主角。你是亲外甥嘛。” 程之朗仍然没有反应。他的心理反差太强烈了。他内心最忌惮的心病----大舅舅，一下子将成为中共中央的座上宾？大舅舅，他，是爱国人士？他，是有民族气节的？共产党对他的评价这么高？那么， 父亲母亲算是什么人呢？那么，我这些年来的划清界限、对父母生死存亡的置之不问，一下子变成了我个人的忤逆不孝？我是被什么人、什么指导思想这样耍弄了一番？我成了什么玩意儿？我还有什么颜面去重见大舅舅和父亲母亲？ 杨副部长看到程之朗的丧魂落魄模样，便说，“你，也许太习惯于把你的舅舅看做反动派，自己主观上早就跟他划清界限了。这是好的。所以你会有进步的表现和政治上的发展。但是，小程同志，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中央正在积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要把被四人帮弄乱的思想纠正过来。现在，我们这边，毛主席去世了，他们那边，蒋介石也不在了。我们大陆，跟台湾方面的关系，应不应该打开那个存在了三十年的僵局？统一祖国的大业，有没有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难度是有的，但我们不去做工作，难度不会化解成简易，而且会越积越难。中央领导有见于此，指示我们要分头出击，多头争取，对海岛内外的亲蒋派和反蒋派都要接触沟通；要走出去、请进来；让更多的人对我们有更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廖承志公开信是向一切国民党人发出的一个讯息，我们共产党人将以更大的魄力和诚意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所以，你大舅舅的归访，将是文革结束以后对台工作的一个风向标。是第一个样板。这次耿大姐带来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重要指示，要地方上各个有关部门尽力配合，把这个任务以最圆满的形态完成得好好的。从今天开始，你会更忙一点。不过这对你是有好处的。等会我们一起去见市委书记。他等着接见我们哩。” 杨副部长的开导使程之朗的心情平静下来。 自己已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永远只能按照剧本的改编情节和导演的崭新要求去做去说。何况，这个突如其来的不测风云，不管如何，对我有益无害。岳父最近点明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前景吗？现在不求自来了，这不正是我的好运？想到这里，他的脸色开朗了。 他急急乎想做的就是给岳父打电话。 查找在这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哪个角落里的中国人，不会有什么人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更有办法和效率了。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个政府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户籍制度、人头口粮控供制度、民政管理制度、居民委员会体制、干部人事劳动工人专管制度 ，加上终生跟随当事人的个人档案制度；还有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 ，以及少年先锋队、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工会、妇女联合会、华侨联合会、工商联合会等等社会组织；像一张又一张罗网，像一具又一具雷达，把每一个中国人牢牢束缚住，严密监控住；没有什么人可以兔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匿。文化大革命时期乱过一阵，但罗网随即补竣雷达随即修好。不惜成本、不辞劳苦、不远万里、不计其数的专案调查人员随时随地在全国每一个角落跋山涉水，把每一个人的历史底细摸得清清楚楚，记得详详确确，存放在对象们的个人档案里、公安部门的密室里和上级机关的文件柜里；一旦需要，一经查找 ，任何人的全部经历言行、别人揭发他的不管是否真实的全部小报告、他自己写的一切自传检讨悔过文件、所有管过他的人对他作的鉴定 评定结论，统统一览无遗。任何公安政治保卫人员凭着党委介绍信，都可到任何人的工作地去透视这个人的一生和附定在他身上的政治鉴定印记。 因此，一星期后，程之朗就得到通知，要他次日会同市公安局和统战部的人员到他的祖籍家乡苏南某县出差。 之朗的岳父罗将军非常重视这个事件。他在电话里对女婿说，“事情的发展比希望的还要好。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你的根子弄乾净。没有你舅舅这事，办起来就一定困难重重。该提的要求尽量提，不要厚不起脸皮。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一切都在于一个‘势’字。‘势’，不外乎‘形势’、‘时势’，一旦形势有利时势来临，你就在上风了。有什么情况，随时来电话。现在看来不需要我出场了。你瞧着办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