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文革事起，张振雄的最高靠山忽然倒台；倒得莫明其妙，倒得惨不忍睹。张振雄虽然惊慌，但自忖靠医术吃饭，不比政治上的帮派体系，树倒猢狲一定散伙。但这时他却祸不单行，出了解释不通的严重医疗事故，在给一位权势炙手可热的军队风云新人开刀时，把这个四十七岁的文革新贵治死了。于是乎即刻逮捕，送军法机关拘押；一查就彻底掉进十八层地狱，什么某某某的黑线爪牙，什么混进军内的假党员，什么反动官僚的女婿、反革命战犯的妹夫、反革命文人的连襟，数不清的港台关系------这样的家伙，还不是谋害革命干部？还不是阶级报复？还不是典型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这些年来张振雄虽然亲眼看过多少人被枪毙、判刑、流放、批斗，但他一直在上风高岸袖手旁观，从革命立场说，应该拍手叫好；从私下心态说，不免幸灾乐祸。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堂堂政府的军法机关竟会如此胡说八道如此乱扣帽子如此无限上纲。他吓得三魂走了六魄，欲辩无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为了求取“坦白从宽”，他件件承认样样招供，反正帽子来一顶戴一顶，说自己蓄谋杀人，说自己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在交代具体细节时，他却又无法自圆其说，结果弄得矛盾百出，混乱不堪，谁也搞不懂他是究竟如何实施杀人预谋的。他想，这次可是死定了。不过，死得实在冤枉，实在荒唐。在极度的刺激惊骇慌乱迷惘中，他竟把手术过程中曾经突然停电、在六分钟后才通电的重要佐证给忘得一乾二净。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下来复查，有现场目击者提供了这一线索，张振雄这个未决预审案犯就被扔在牢里不审不问不判不放无人过问了。但是，他的家，还是被抄了，家私财物被收掠一空，房子被占，蕴君被押送到安徽农村的一个卫生所，志强大学毕业不久，再不回家，小他五岁的妹妹裘莉被张振 雄的当小学美术教师的弟弟领回抚养。 张志强虽是医生之子，却从小体弱多病。他初中尚未毕业就因急性肾炎而卧病半年，在大学里肾炎复发，转成慢性，又停学一年，因此直到文革前一年才完成学业；他读的是师范大学的历史专业，毕业分配就像处理废物那样地被塞进一个保温瓶厂当了无事可做的厂校教师。父母发迹时他无光可沾，而且他对父亲究竟是否真有超群的医术始终深为怀疑；因为父亲的油滑浅薄他是素来看不顺眼的；父亲当上教授，从不认真备课，只是东抄西凑，从书报杂志上剪取资料到课堂上靠如簧之舌临时发挥蒙混；他心里明白，这种人当医生当教师，一定坏事害人，因此他倒是早早就在内心跟家庭划了界线。他讨厌父母的虚荣势利，痛心于父母对二姨一家的冷酷无情，他跟程家的表弟之菽和表妹敏子是大有儿时交情的，碍于父母的严令，程家搬出大宅后，志强跟他们就无法来往，后来程家不知去向，踪影信息全无，志强伤心无奈，但心里对他们始终念念不忘。 志强是一个静心而不怯懦、好胜而不狂妄、实际而不功利的青年。他到厂里，在教育科挂上这个闲职，本可看报喝茶闲逛混日，但他不愿这样无所事事，虚掷年华。徵得书记厂长同意，他主动为技术科、生产科和各个车间整理技术资料，几个月下来，不仅一份完备的本 厂工艺流程、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列述得简明清楚精印成册，他本人对保温瓶生产的整个过程已经了如指掌成了半个专家，能够对提高质量减低成本精简程序出谋划策了。其后，他又建议对青年艺徒和工人进行有计划的文化和技术培训，这在性质上倒是他的本份专职，但却也是主动请缨而成的。做这件事要调动较多的人力物力，对班组班次重作规划，请有经验的老师傅当老师，多占青年工人的休息时间，但这事却为全厂上下一致欢迎。工厂的风纪和秩序迅速改善，读书求知蔚然成风，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爆发，万事全休。一股乖张猖狂的浪涛从社会冲进工厂，所有的事情和事理都被彻底颠倒。志强虽然一直住在集体宿舍，但父母的问题穿过透风的墙传到厂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决定要不要造反就被当作现行反革命份子的“狗崽子”而揪出来批斗。厂长书记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保不了他；未几厂里派系纷起，他就和其他一些最早落难的倒霉鬼一起被革命造反派抢来抢去批斗；安在他头上的罪状无非是技术挂帅压倒政治，用文化学习冲击学习毛泽东思想等等等等。“反动学术权威”他没有这个资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没有这个级别，大家摸良心看一看这个风也吹得倒的小青年其实没做过一丁半点的坏事，于是武斗起始，就没有人来管他动他斗他批他了。反正工资到时照发，集体宿舍没人来撵，食堂三餐按时开饭，志强活得倒也逍遥。 在大学专攻历史、在课余也曾博览群书的张志强，对社会本质和政治形势，是有点成竹在胸的。文革前大学文科毕业而又潜心思想学术的这一代人，只要良心未泯，头脑不昏，趣味不俗，对临在自己头上的这个时代和发生在眼前的形势，大多肚里有数。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会趋时，也会跟风，也会人云亦云表现得完全符合当局的需要，也会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显示出世界观已被彻底改造，但所有的这类行为只是明哲保身违心求安而已。这些人在内心深处还不至于彻底丧失真正的是非判断。 志强在这类人里面，是一个极有个性的角色。 他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但他绝不迷信盲从，不是一个无脑的螺丝钉。 他早已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第二次大战后蔓延成世界上一个庞大阵营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是苏联的、东欧的、亚洲的，都是一种极端专制集权的新型帝政。与历史上帝制皇朝的唯一不同是，以马列思想共产主义为装潢的这种统治集团有着无与伦比的最强劲最厉害的宣传功夫。他们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文娱、教育、出版、新闻，统统无一例外地彻底全面地变成宣传手段，只为他们的统治利益服务。同时，这种政体的本质，决定了向一人终生独裁格局发展的规律，于是内部的火拼残杀便必不可免。斯大林杀掉了列宁手下的全部大员，铁托杀掉了副总统，霍查杀掉了谢胡，毛泽东搞死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这种残杀无法用激昂慷慨浪漫崇高的革命理想去解释，也难以用亲密并肩的团队精神去掩盖，于是便需要各种各样的欺骗。这种欺骗籍着镇压的威势而推行，就像打仗，谁阻挠揭露，就消灭谁。于是便有了这些年来的种种“运动”，让老百姓明白“顺者昌，逆者亡，”的最简单的道理。 志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对社会主义有不良成见的“反动分子”的思想影响。在家里，父母是由衷至诚地天天歌颂社会主义时时感激共产党的。在学校在单位，从来没有什么人敢于对他讲什么不利于党和 政府的语言。他的认识来自本身的学识、见闻、头脑和天良。他不带情绪没有偏见，谈不上爱憎，只是认识。客观的事物明摆在那里，谁都可以得出他自己的结论。掩盖的效果恰恰与暴露相同。 张志强是这个社会里客观存在的一个知识份子的类别。 从表面言行看，这类人是少数。从内心想法看，这类人是多数。 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使绝大多数人不能、不敢心口一致。 虽然当局一直致力于统一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全民的思想、尤其是知识份子的思想，但这是做不到的。人的思想主要受切身利益的支配、其次受感觉能力的影响，并不被常常与自身感受冲突的空洞理论抽象教条所左右。善男信女型的信徒、迷信盲从型的追随者当然也有，但假的居多，真的较少。多数人只是趋炎附势，为虎作伥，谋求在这个政权带来的统治特权中分一杯羹而已。 自己家庭的突然发迹和突然落难，表明的倒不是父母的特别聪明和特别愚蠢，而是统治特权膨胀的无度与得失的无常。一切都是可笑而可悲的。张志强并不十分同情父母，当然也不至于幸灾乐祸，但他的心已经冷透。跌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无所其谓，因为在父母最得意的年代他也并不洋洋自得，自命不凡。因为他已能感到在这个社会上所有发迹的人脚底下都垫着像二姨母二姨父这样的人的枯骨。他对他们是有印象的。他们不是完美的伟人，但他们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少的规矩人、厚道人，他们之所以在这个社会无法生存下去，只因为他们不会变色变坏、变成小人。这一点，父亲曾当他的面嘲笑过。“像程忘言这种人，”他非常轻蔑地说，“一世自命清高目中无人，现在落得这种下场，一点也不值得怜悯。” “什么样的下场？”十七八岁在高中读书的志强吓了一跳。 “从大学教授打成中学教师，又被开除；从大房子被赶到汽车间，又发配边疆。就差没有枪毙杀头了。” “为了什么？”志强听得心惊肉跳。 “为了什么？”张振雄撇嘴一笑，“你自己去问他！” “我怎么问？” “告诉你吧，主要就是脑子不会转弯！” “这也犯法？” “对。”张振雄斩钉截铁地说。“他的臭文学臭思想，不转弯就犯法。” “文学怎么会臭？” “不听党的话，什么都是臭的。” “他怎么不听党的话？” “听党的话，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 “我不懂。” “你不用懂。去懂那个干吗？你只要学学你老子就行了。” “怎么学？” “教的曲子唱不好。要自己捉摸。我怎么当上了教授、进部队、挂少校军衔？我参过军吗打过仗吗？没有。这就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牛吃稻草鸭吃稻谷，各有各福。” “那么，究竟是本领还是福气？”志强明显地感到父亲的矛盾。 “傻瓜。没有本领哪来福气？”张振雄说，“我有今天，可谓有福。这福，是白捡的？上海滩中医西医多的是，你倒看见谁进了部队，专门给中央首长看病？” 志强让父亲骂了一声傻瓜，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如此贬低二姨父，而且还如此幸灾乐祸，他是极为反感的。因为志强记得，他小时候父母是很爱往二姨父家打牌赴宴的，对二姨她们是毕恭毕敬的。他记得父亲还曾请二姨父写了一副对联装裱起来挂在客厅里，逢人就介绍“这是我连襟程忘言教授的墨宝。他的草书，于右任都赞不绝口的啊！”解放后，这副对联也一直挂着，父亲一直介绍如故；及至二姨母出事二姨父免职，父亲突然把它们扯下撕碎，往字纸篓里一扔，又恨恨地说，“狗屁！狗屁！挂在这里，弄脏了我的墙！” 正好那晚有一位军区政治部的首长来家做客，问：“那副对联怎么不见了？” “那种反动文人，提他做什么！”父亲说，“挂在墙上，革命立场都丧失了！” 首长笑笑说，“这书法，艺术价值确实是不凡的。你怕，我倒不怕；你嫌，我倒不嫌。送给我拿回去挂挂吧。” 父亲一下子楞住了。“我----不知道丢哪里了----以后找出来----再----再给您送去----” 客人以为主人嘴上卖乖心里不肯，满脸不悦地悻悻而去。 张振雄头上冒汗，骂骂咧咧，怪张三怨李四，手忙脚乱地翻字纸篓、垃圾桶，总算把碎片拼凑了起来，急忙送裱画店花了一大笔钱把它装裱复原，给首长打电话献媚时竟推诿说给小孩扯碎了。 这件事，把张志强心中对父亲的最后一点骨肉亲情驱赶得无影无踪。 张志强在厂里的所谓问题没拖多久。工厂实施军管时，一位军代表跟他的父亲张振雄熟识，知道那位军医的案子根本是莫须有的冤情，再从工人群众中广泛了解张志强的一贯表现，认为应当给予解放，不再把他当黑帮子女阶级敌人看待。于是志强便“发挥所长”，在革命委员会当一个文书的角色，写写标语横幅，给头头们起草讲话稿，倒也颇受好评。那时，普天下众口一词异口同声，从上到下讲的写的都是一个模子几句套话，以志强的文化修养和文字基础，莫说给厂领导写讲话稿，就是给中央首长当个秘书，也是胜任有余的。 于是志强便成了出不必请准入不必报告的自由人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