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刚结束不久，老爸和他的战友都陆续得到平反及恢复了工作。互相取得联系后，特别是其中一些劫后重逢，几乎九死一生的几位老朋友就常常相约喝酒，尽诉衷肠。好象要把那段互相不知生死、天各一方的时光追补回来。
那时候不太兴上馆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吃。这样我们这些后辈就有了机会混上桌子，一边跟着吃喝，一边听他们侃大山，说他们当年参加共产党的故事。这些老头儿都能喝，往往菜没上齐几杯好酒就下了肚。有天，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王伯伯喝多了点，带着醉意，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当年我参加革命，就好比带着钱去做贼啊”。我们都听得大眼瞪小眼，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旁边的几位老头儿都笑了，其中一位伯伯向我们解释说，你们这王伯伯那时家里是南洋富商，父母很有钱。他参加革命后不仅没有报酬，组织上还经常要他从家里拿大笔钱出来接济同志，包括作为营救被捕同志时要行贿的资金等。但那时革命者不但不能公开而且是非法的，随时有被抓捕杀头的可能。躲躲藏藏地跟做贼差不多，而做这种贼是没有钱偷的，还要倒贴。可不是带着钱去做贼吗﹖我们听了也哄然大笑，笑的是在那“火红的年代”，象“革命”这样神圣的名词居然和“做贼”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太滑稽了。
后来又听他们说起另一位伯伯的故事。那位伯伯家里是大地主，由于党组织经常缺乏购买军火等必需的经费。所以这位伯伯只要一知道家里要送钱去城里钱庄存，就马上把路线、时间告诉党组织，组织上就派人在半路上扮强盗打劫，屡屡得手。弄得他父母十分惊诧，不明白强盗何以聪明如斯。直到有一次，党组织急需一笔资金，来不及等到下次半路上打劫。情急之下，这位伯伯只好蒙上脸亲自带着同志们上家里来抢，由于这伙“抢劫犯”对家里藏钱的地方太熟悉，他母亲留上了神，终于被她从领头的强盗身形中认出了这个不肖子，大声喝骂起来。这位伯伯“恶行”败露后，带着“抢”来的钱与同伙慌不择路地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回家。他父母直到去世也没有原谅他，真成了生离死别。我们听了又是哈哈大笑，怎么也不能想象那位曾负责过公安工作的伯伯竟然做过“强盗”！
往事如烟俱往矣，如今每当看到、听到中共党内一桩桩触目惊心、金额越来越大、官级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再回想起那两位伯伯的故事，却再也笑不出来，只觉得十分郁闷和心寒。中共夺得政权前，参加革命是要坐牢杀头的。穷人参加革命还能说是为了分得一亩三分地，为了可以夺取富人的财产。但是，象那两位前辈那样出身富裕家庭的、甚至是国民党高官家庭的青年参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例如蒋介石的心腹、国民党中常委陈布雷的女儿女婿，华北剿总司令、上将傅作义的女儿，东北军司令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曾任中共海军副司令员，文革中自杀）、曾协助上海首任副市长潘汉年做多年地下工作，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金城银行大老板的千金小姐（与潘汉年一起坐牢流放近三十年）等许多人都投身了革命…他们大多在海外读过书，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所以回国后都同情、支持当时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中共，从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
这些人原本已属于当时社会上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自身的条件和家庭背景令他们可以轻易过上优裕的生活。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夺取政权来得到这一切。而他们选择革命参加中共，却正是要推翻那个可令他们拥有财富、地位的政权。还使自己身陷险境、成为“强盗”、“贼”、“叛逆”，随时会丢掉性命、连累家人。可悲的是，革命成功后，他们反而多次受到打击，如陈布雷的女婿于反右中打成右派并被流放，陈的女儿在被迫离婚后，又在文革中被整得跳楼自杀。浑不象在今天，加入中共的人是可以升官、发财、享有特权、福泽家人子女，而且可以比还在贫苦中的人民先富了起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过关于入党是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巳成了笑话！
抚案喟然长叹之余，不禁想问问，这些前辈们当年放弃自己巳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是为了追求一种什么理念﹖他们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还是为了给自己捞更多的钱财﹖今天，他们曾为之努力奋斗过的目标达到了吗﹖相比起现在这些多如牛毛、只知道把人民财产往家里搬、搞得鸡犬升天的中共贪官﹔他们又是什么理念﹖如果说中国的精英都在党内的话，谁才是真正的精英﹖今天的中共里又有几个人配称为精英﹖还有多少个肯带着钱去做“贼”、回家去做“强盗”的精英﹖
上帝啊！请赐我们中国更多的这样为中国人民、为民主事业而献身的“贼”和“强盗”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