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否参加过 “遵义会议”？

邓小平是否参加过 “遵义会议”？ “长征纪念馆”列出的 “遵义会议”参加者是：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秦邦宪(即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 还有：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 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伍修权(翻译)。 总共是20人。索尔兹伯里的书列出相同的日期和名单。伍修权所著《我的历程》所列日期和名单相同，但更为详细地指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和凯丰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和伍修权只是列席；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对于“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一直是有争议的。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大字报曾指出：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其理由是1965年9月以前，“遵义会议纪念馆”列出的会议参加者是18人，其中没有邓小平。1958年11月，邓小平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说自己参加了会议，而且指出了当时自己坐在什么位置。为此，“遵义会议纪念馆”多次向中央去函落实。195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回函说：“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1964年，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到遵义，据他回忆，遵义会议时他没有见到过邓小平。但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是在1965年9月把邓小平的名字加入了“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这段大字保原载1967年第二期的《北京红卫兵》，转引自赵无眠《文革大字报精选》，164页） 当然，文革大字报的可信度不高。就是这张大字报中把“遵义会议”的日期写成了1936年1月6日至8日，显然是错误的。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就到达了陕北。 索尔兹伯里的书认为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此事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他指出：“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同时，据后来接替邓小平的刘英说，她接替的是“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而不是“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索尔兹伯里的书又说：“杨尚昆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这个说法有明显的漏洞：“七十年代初” 杨尚昆已经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根本不可能和周恩来搭上话。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还差不多。1997年的《杨尚昆回忆录》则明确说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同时也明确地指出邓小平是“《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 现在，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已经全部作古。所有有关的材料都说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