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回国的飞机上,因为没有事先准备一两本闲书,旁边座位上又是一位鼻毛伸出老长的所谓青年专家,再加上乘坐的是越来越招不到漂亮空姐的中国国航,这一切使得我的旅途无聊透顶,一直在昏昏沉沉的梦魇中渡过。於是,在临回国的前一天,天上飘着充满离愁别绪的秋雨,我来到位於新街口的“南京书城”,买老婆吩咐的几个裹脚布连续剧,同时也希望找几本怪力乱神或低级趣味的野史,权作“飞机文学”,打发时光。 书店里的人很多,实际上是出奇的多,而且大多是年轻的朋友们,这让我很欣慰;裹脚布连续剧居然还脱销,这让我很不爽;另外,不知道该欣慰还是不爽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高于茶馆水平的八卦读物好买。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杨绛的《我们仨》。很普通的平装本,竖细条纹的马粪纸封面,在花花绿绿的各种书报中显得特别简朴,洋溢着书卷气,让所有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如果看到而不买就会觉得罪过,毕竟才人民币十八块八。 绛红色的“我们仨”三个作者的手书大字横亘在书皮的中间偏右下部。上面是灰白色的两排,象是写在土墙上的粉笔字,不很起眼。第一排写着“Mom Pop”,第二排正中是“圆○”,显出是Mom和Pop的爱女。封底上印着: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 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绛” 寥寥数行,令人凄怆之意顿生。我既然买了,也看了,就想以我纯粹的、农民的观点来评论一番,估计也难有什么新意。 《我们仨》是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媛在病床上开始的,她只草草列了个内容清单,写了五篇,就再也无法写下去了,去世时六十一岁。钱锺书亦于女儿去世的第二年,一九九八年岁末,离开老伴驾鹤西行。在处理好一些后事之后,九十二岁的杨绛老先生于去年年底接过女儿的笔,记叙了他们仨相亲相爱的一生。 平心而论,钱媛虽然是出身于如此的书香门第,博览群书,却大概因为她是英语专业的缘故,中文文章写得十分逊色,流水帐一般,最多是小学生作文水平。从书中看,她小时候可是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的。作为母亲,杨绛对此也有遗憾,她或许是把女儿的不尽如人意归咎于社会因素,因为她在书中写道: “阿媛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而同样是平铺直叙,杨先生文字的感染力要强得多,象一位老奶奶在细说从头、历数家珍,使听者饶有兴味,不嫌唠叨。如果能坚持把彷徨无依的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和压抑无奈的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读完,读起书中的主体部分 --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就要轻松随意些,当然,时有所感还是必然的。 “我们俩老了”是一篇前言类的文字,只一页纸,道尽了那种“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的凄惶,相濡以沫一辈子的伴侣,想留却留不住。“我们仨失散了”写的是钱锺书父女俩先后辞世那几年,八十多的杨老先生两头奔波照料,却还是不免失此又失彼,如梦境般的真实,自此,温馨不再,家变成了客栈。 这两部读来让人心累心伤,如果读完整本书,再结合平素读到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就更能体会杨绛此时孤苦零丁的心境,因为这世上,只有他们仨,“不寻常的遇合”,之间才能产生杨老先生所期待的那份快乐。再进一步讲,也是因为杨绛和钱锺书都没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只有对方才是自己唯一的依托 -- 他们实在太傲了,傲得没有谁他们能看得起,傲得别人不敢或不愿接近,傲得毫无必要,自讨苦吃。 比如钱锺书一九四一年因为清华的聘书没有收到,后来虽然当时的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到钱府聘请,他仍然拒绝了,理由竟是:“清华既已决定聘钱锺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他本来也是期待着重回清华的,战乱连年,聘书寄丢了都十分可能,这又何必呢?自尊心高得不是时候。如果另有高就倒也罢了,却是拾人牙惠,到他老丈人的震旦女校接了两个钟点的课,令人费解。 相反地,对钱锺书一九三九年于西南联大在职英文教授期间,应聘蓝田师院英文系主任一事,书中解释则很详尽,先是说明是父命难违,后又是写了信给叶公超解释却没收到回信,钱锺书才万不得已地履新了,云云。电报遗失,阴差阳错,让他事后“无限抱愧”。事实如何?我是本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可能她写的都是真的,但一定有她没有写出来的。 了解了以上两段往事,我认为杨绛没有把最根本的原因讲出来,或许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钱的恃才傲物,常把对别人的轻视挂在嘴上,落实在行动中,他们俩的人际关系实在太差了,虽然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尽力把自己束缚在他们的三人世界中,以逃避纷扰的俗世。 看到书中的另一段回忆和评论,我又不禁暗自摇头。这一段写的是一九八二年,钱锺书被胡乔木硬性指派为社科院副院长,百般推辞不果,於是走马上任。杨绛就此事评论如下: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不是很没头没脑么?我坚信钱锺书十万个不愿意当这个劳什子副院长,杨老太太借题发挥,有点公报私仇的味道。日后,“钱学家”们必定能挖出这个官迷“某人”姓甚名谁,列出他诬陷钱锺书的动机之一二三,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呵呵。二十多年过去了,杨老先生还耿耿于怀着呢。 杨绛在《我们仨》这本书里,写他们在牛津、巴黎、上海、北京的日子,写钱媛的儿时趣事和成年后的经历,写历次运动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冲击,写他们仨的聚散无常,生离死别,都很真实可信,读者仿佛能亲身体验到他们三人的天伦之乐和未泯童心。她对一些事情进行解释,为他们的为人处世进行辩护和自嘲,对钱锺书也有几处评价,都比较能自圆其说,我想我们就不必苛求了吧。 Mom,Pop和圆○就象三个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却有幸在今生碰见了,“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知道当杨绛先生的“万里长梦”醒来的时候,她必将重回她那寻寻觅觅这么久的家,那里有她所有的欢乐。